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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的对外贸易，虽然在性质上只是唐代“市舶”贸易的继续，但是在
通商的范围和贸易的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一代尤为这种贸易的
鼎盛期。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银、铜、铝、锡、瓷器、漆器和诸色绢帛等。
铜钱也大量流出，当时南洋许多国家就把它用作自己的货币。输入的商品，
主要有犀角、象牙、胡椒、珊瑚、乳香、琉璃、苏合香油、硫磺等。这些输
入品大多数是供封建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由于输入的数量过大，输出不
足抵补，以致造成金钱外泄，引起国内严重的金融恐慌。宋代的对外贸易完
全由国家垄断，所有进出口贸易都由政府设专官管制，输入的商品除政府直
接征收一部分外，其余则由政府统购统销，即首先由政府全部收买，除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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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些商品完全或部分留用外，其余则由政府增价公开出售，成为财政收
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外贸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对之极为
重视，采取种种措施，力图拓展贸易。
元代幅员广阔，陆海交通发达。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上的利益，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元
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大体上与宋代相同。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模。贩
运进口的有“黑厮”和“高丽奴”；贩运出口的有汉、蒙和色目各族人民。
元时贩卖人口很盛行，政府曾多次诏令禁止。
（3）货币制度的演变
先秦时期，我国的货币制度很不统一。秦始皇时，黄金与铜钱被确立为
法定货币。这种币制一直维持到西汉时期。此后，由于社会长期动乱，尽管
西汉的五铢钱还在继续使用，币制仍陷于混乱之中。
隋初统一钱币，制定了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
钱流通。后期，政治腐败，钱币又混乱起来。除钱以外，绢帛仍被当作货币
使用。唐高祖武德四年 （公元621年），开创了开元通宝钱的历史新局面，
沿用近八九百年的五铢钱时代宣告结束。钱不以重量为名称，改称“宝”或
“通宝”、“元宝”，并冠以年号。这是中国钱币名称上的一大变化，是将
货币作为等价符号的一个历史性飞跃，使之更具有作为价值尺度的意义。采
用十进制计算，使计量单位得到统一，简化了计算手续，为商业交换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然而与此相矛盾的现象是唐代仍钱帛并用。因商业发达，钱币
需要量增加，钱币十分缺乏，政府便下令强制人民兼用钱币和实物。绢帛在
唐代仍然当作货币使用，而且使用的程度似乎比两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至于
黄金则仍作为贮藏手段，也用作价值尺度，但很少用作流通手段。
宋代币制本以铜钱为主，其他如铁钱、夹锡钱虽也曾流通，但或限于个
别区域，或通行时间很短。每年尽管有大量铜钱抛向市场，仍经常出现钱币
短缺、金融紧迫的状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过多地销毁铜钱以铸
造铜器，造成铜钱减少；铜钱外泄过多，不仅流向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而
且也流向海外。于是铜钱外又铸铁钱。铁钱笨重质劣，行使不便，种种弊端
随之而生。商业愈来愈发展，而钱币越来越恶劣，于是纸币代铜钱而起。
北宋的纸币叫做“交子”。“交子”发行初期，由于发行额，流通时间
和地区都有一定的限制，并有定额的发行准备金能够兑现，因此使用情况尚
好，对商业往来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边界用兵，政府财政发生困难，“交
子”的发行量和界数 （当时规定“交子”发行每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最高
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多缗，界满持旧换新）都超过规定。引起“交子”贬值，
物价上涨，给人民造成极大损失。
南宋时又改“交子”为“关子”、“会子”，关子和会子虽然名为有本
钱抵偿，其实并不很能兑现，和无本钱抵偿差不多，所以价格低落，无法维
持原价。同时因为会子利厚，伪造者多，严法禁止，不能禁绝。官府向民间
要的是现钱，而叫民间通用“关子”、“会子”，这自然要发生流弊。商人
们往往用低价收买会子，送到京城来兑换，政府为维持信用，不得已收下。
而旧会子已经破损，于是再造新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按期造新换旧，禁止
伪造。正式的关子、会子之外，还有各种杂色纸币，往往只流行于某地境内，
信用更低。由此可见，南宋纸币使用非常混乱。
元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治，以使用纸币为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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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钱币比其他朝代少。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丝钞”，
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二是“中统元宝宝钞”，中统钞以白银或金来维
持币值。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
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钞币的发行额也有限制，
在初发行的一二十年间，物价尚称平稳。到了至元十三年 （公元1276年），
由于封建统治者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
价上涨。至元十七年 （公元1280年），纸币就贬值为原来的1/10，至元二
十四年（公元1287年），物价与至元十三年比较，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
由于发行增加，币值不稳，就在这一年又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
新钞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又发
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钞两贯或铜钱一千文。发行不久，贬值严重，
物价暴涨，人民只好以铜钱，白银或实物相交易，公私积存的钞币视同废纸。
元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市场的实际需要和人民的痛苦，滥发纸币以
维持浩大的财政开支，终于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恶果，加深了广大人
民的苦难，也给正当商业活动带来了种种困难。元朝建立以后曾几次明令禁
止金银的流通和买卖，但并无实效。事实上，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
标价等多有用银的。这时候用的白银，主要是银锭和元宝。
综上所述，宋、元先后发行的纸币，最初都是有保证，可兑换的，故初
行时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样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铜钱虽是主币，
铸造数量也很大，但由于大量的销毁和外 泄，一经投放市场，转瞬即四
散消失，致铜钱异常短缺，事实上等于没有铜钱在流通，不得已铸大量铁钱。
这种低劣货币，价值微 小，体积笨重，无法携带。交易中没有货币，交易
必然中断。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纸币遂应运而生，这是宋人对货币制度的
一大贡献，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之一。但主持发行的朝廷
和地方官府，不了解货币原理，不懂得发行纸币必须遵守的原则，完全根据
财政需要，而无限制滥发，故一种纸币刚刚畅行之后，即迅速贬值。结果使
纸币以成功开始，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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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欧拜占庭帝国与斯拉夫人的经济生活
1。中世纪前期独步欧洲的拜占庭经济
公元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东罗马
帝国的国都君士坦丁堡，旧称“拜占庭”，所以历史上东罗马帝国又叫拜占
庭帝国。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囊括了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亚洲的小亚
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上游平原以及非洲的埃
及、利比亚等广大的富庶地区，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凭
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军政制度，帝国抵抗蛮族攻击达一千年之久，直
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消灭。它为保存欧洲古典文明、促进东欧经济的
恢复发展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1）帝国的封建化因素
当西罗马帝国城乡经济衰落，奴隶制陷入绝境时，拜占庭帝国却继续保
持经济繁荣，并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
从经济上说，封建经济制度无论比奴隶占有制或原始公社制都更为优
越，这是封建主义在拜占庭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但拜占庭的封建化又
具有自己的特殊原因。
拜占庭从后期罗马帝国那里继承的奴隶制残余的瓦解、隶农制和贵族大
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都成为促进封建化的重要因素。
奴隶占有制的残余在5至6世纪的拜占庭仍然牢固地被保存下来，各地
都有奴隶贸易。从黑海沿岸、小亚细亚和埃及运来的奴隶被使用于手工业、
农业生产中，同时也有大量奴隶充当家仆。但奴隶制度已不在经济生活中占
支配地位，并且，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有困难，技术发展受到阻碍和奴隶的反
抗等原因，奴隶占有制在经济上最终走向破产。贵族自己就把奴隶转为农奴
身份。帝国也废除了从前禁止释放奴隶的旧法令，规定奴隶入主3年后，主
人就得取消对他的权力，奴隶也不得出卖儿女抵偿自己的罪过；杀死别人的
奴隶和杀死低级自由人同罪。奴隶制残余的瓦解和奴隶身份的变化，为封建
化作好了准备。
除了奴隶占有制以外，罗马帝国后期出现的隶农制在拜占庭已十分普
遍，它是帝国农业的基础。5世纪时，隶农已构成拜占庭农业居民中的主要
阶级。与奴隶制相比，隶农制是较灵活和较进步的剥削农民的方式，它为拜
占庭农村的普遍封建化准备了基础。此外，从拜占庭开始独立存在的时候起，
大土地所有制就在拜占庭创造了有利于封建主义发展的前提，因为拜占庭贵
族一直掌握了以封建方式剥削农民所必需的土地。
由此可见，拜占庭在社会经济关系上所继承的罗马遗产，在新的社会条
件下转化为有利于封建主义发展的条件，成为封建化的重要因素。
沉重的租税压榨是拜占庭封建化的又一个特殊因素。虽然租税压榨本身
不能造成封建主义，但它使得农民破产，从而便于把他们变为农奴。拜占庭
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财政制度，而且还改进了它的租税压榨。在中世纪世
界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像拜占庭那样拥有那么多的官吏和庞大的陆军
与海军。为了维持这个开支浩大的官僚机构，支付庞大的陆、海军军费开支，
保证皇帝贵族们奢侈豪华的生活享受，应付经常发生的宫廷政变，帝国的纳
税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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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国家收入基础的赋税是土地税、“金银税”（这是加在商品上的苛
税，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曾被取消，后由查士丁尼重新恢复征收）、人头税、
房屋税、商业团体税、海关和港口税以及市场捐。除此以外，政府还征收旧
罗马的“义务服役”以及挪用以供应首都粮食并配备与维持军队的各种捐税。
这些税款的征收，大多出自富裕市民阶层和大商业团体。但是，因为这个阶
层的很多人早在5世纪时就“……抛弃自己的家室，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
把自己变卖为奴隶，其目的只是想摆脱那种仅仅为无情敲榨勒索的借口的财
①
产”，他们的责任也就成为空谈。收入最丰厚的税是土地税，但是由于大土
地主的势力，土地税和责任大多落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
6世纪时，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65年）以重建罗马帝国为目标的
战争、同波斯人的斗争、大规模的建设等等更加重了租税压榨，引起拜占庭
东部各省的经济破产。因为税款的征集很困难，所以535年和556年的特别
法令责成各省执政者负责征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的总督在各省胡作
非为，横征暴敛，赋税的负担由于敲诈勒索和官吏的贪污腐败而更加沉重。
例如，皇帝的总督之一、卡帕多利亚地区的约翰曾用酷刑敲诈勒索，迫使人
民纳税，同时他们卖官鬻爵，做小麦投机勾当，甚至尅扣军饷，以求获得更
大的收入。亚美尼亚的约翰·兹波斯曾实施商业垄断，他以低价购进一切商
品，再以高价强制居民买回它们。在其他行省，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广大
人民在赋税负担和压迫之下呻吟着。在君士坦丁堡，由于商业税非常沉重，
以致有些船主宁愿把自己的船只烧掉，以逃脱皇帝的收税人的敲榨。农民为
逃避重税，也开始逃离乡村。为此，查士丁尼实行了所谓“联保地税”，依
此规定，同一“保”内的农民，若一人弃田而走或无力纳税，他人有义务为
之纳税。
查士丁尼时代所建造的大厦 （其中圣索菲亚大教堂迄今还是令人惊叹的
建筑）、石子路、港口工程、灯塔、防止水灾的堤坝、达达尔尼海峡和亚历
山大港口的设防仓库和小麦栈房、为招待到耶路撒冷去的过路香客而设的半
旅馆半医院性质的“公家招待所”，这一切建筑，就事情的本身而言，对发
展商业等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消耗了巨额资金和千百万人的强制劳动，所
以，就所付的高昂代价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
查士丁尼死后，租税继续增加。例如列奥三世 （公元717—741年）在
739年把土地税增加了1/12，其借口是重修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城墙修复后，
政府照旧严格征收这笔附加税。9世纪时，不仅保留了以前的赋税制度，尼
斯福鲁斯一世（公元802—811年）甚至用倒填日期的办法向那些被他的前任
女皇伊琳娜（公元797—802年）豁免租税的人征税。印花税也开征了，从此
租税名目中又多了一项。虽然政府大量征收商业收入 （关税、间接税、作坊
和专营事业的进款），但向农民征收的税（土地税、灶税、人头税、牧场税、
养畜税、养蜂税等等）始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繁重的赋税使尼斯福鲁
斯极不得人心，常常有人企图暗杀他。
由此可见，拜占庭帝国繁重的赋税制度促使人民、首先是农民破产，从
而加速了他们的农奴化，为封建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波斯、阿拉伯、匈奴等邻族人民的不断侵袭也加速了拜占庭的封建化，
这些入侵者当中包括了不断严重破坏帝国疆土的游牧民族。每一次入侵都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第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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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农民多年的劳动果实，促使农民完全变为农奴。
早在5世纪时，波斯同拜占庭大体上维持了和平关系，只在421—422
年发生过边境冲突。但到了6世纪，正如532年的和约所表明的那样，拜占
庭不得不向波斯人纳贡，以避免波斯人的危险的入侵。但11000镑黄金不能
一直奏效，波斯王科斯罗埃斯大帝（公元531—579年）和查士丁尼一样有征
服世界的野心，在540年的哥特战争中，他率领波斯人大肆蹂躏叙利亚、占
领安条克、渡过上幼发拉底河，迫进亚美尼亚。7世纪时，波斯人再次占领
拜占庭东部各行省，夺走了安条克、大马士革，最后又侵占了埃及。直到627
年，皇帝希拉克略 （公元610—641年）才使拜占庭收回所丧失的土地。
不久，阿拉伯人取代了波斯人。早在635年，阿拉伯人就已夺取了大马
士革，接着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而到642年，又占据了
埃及。随后阿拉伯人又出现于现代突尼斯境内；他们进攻塞浦路斯，曾占领
罗得斯岛和小亚细亚的某些地区。8世纪初年，阿拉伯人再度穿过了小亚细
亚全境，717年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西西里岛在827年被阿拉伯人
占领，塞浦路斯也重新被他们占领。尽管拜占庭在10世纪时又重新夺回了许
多领土，但由于阿拉伯人的不断入侵，使拜占庭主要成了一个希腊人的国家，
它的国际贸易也遭到严重的打击。通往东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