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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军事角度讲，首都城市必须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有险可恃，以有助于战时的守御，此即所谓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o乘马》）。但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的地理位置仅具象征意义，古代中国真正的战争时期少有两军长期对峙于首都之下的现象。一旦大军压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国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并且也更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具有便利交通条件的重要战略位置上，以有利于战时指挥调度，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统治渠道的畅通。西安赖以建都的关中平原东临滔滔的黄河，其余三面则是大山环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构成的秦岭山脉，西面是高大的陇山，北面有梁山、黄龙山、岐山等构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山川形势十分险要，历来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之说。与西安较为类似，地处九州之腹的洛阳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有虎牢险关，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除此之外，南京则以〃长江天堑，龙蹯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带江淮〃，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而北京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这是北京成为帝都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9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5）
与政治、军事因素一样，经济因素也是古代中国择都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首都所需物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供给，城市的政治功能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与西方中世纪城市较强的经济属性不同，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功能非常强大而经济功能却较为弱小，城市仅仅是〃王公贵族的营垒，帝国广阔疆界中实现行政统治的独立的岛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农村的经济给养。而在各等级的封建城市中，首都又因其消费人口的众多而必须通过行政的力量从全国各地聚集资源，首都所需运送的物资数量也更巨。
这种经济的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一是所选定的都城位于富庶的农业区域中心。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八大古都中的西安、南京、杭州等三大古都的优势体现得较为明显。西汉时期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为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农业区域，〃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o货殖列传》）。南京位于已得到较大开发的长江三角洲西端，三国时期为吴国首都。而富庶的区域农业经济也正是南宋选择杭州作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所选择的都城交通相对发达，能够较为便利地从各地运输物资至此。洛阳之所以自西周初年起即被作为陪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定都于此有利于集聚贡赋、积储物资，因为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中心位置。在开封被定为北宋王朝首都之前，这一城市已发展成为交通非常发达的〃北控燕赵，南引江淮〃的水陆都会。
而汉唐以来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综合和大运河的兴修，则是北京最终于元代以后发展成为统一帝国首都的根本原因。
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长城沿线以北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汉族之间长期持续不断的争夺是我国大一统王朝首都位于北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较之农耕经济而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无论雪灾还是旱灾，任何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可能对其基本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为了维持生存，草原民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南向入侵。而草原民族的长期马上骑射生活又使其较之南方汉族更具战斗力。尽管从春秋战国开始，南方汉族政权为抵御草原民族的入侵而开始修筑长城，直到晚近的明朝长城又再一次得到强化，但是长城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来自北方的入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已实现内部统一的封建王朝来讲，〃攘外〃便成为维持其统治的一项长期不断的基本任务。维持国家统治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必须建立在更有利于〃攘外〃的北方。整个前近代时期汉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矛盾的一直存在决定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从未真正离开过北方。
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而南的转移趋势。秦汉以来，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国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开发最早，也就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相比较而言，山东、河北等地都没有关中一带的农业经济发达。这一时期南方的开发更少，除巴蜀、荆楚等少数几个地方得到较好的开发而外，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更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都还很落后。因此，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在西北的集聚决定了北方草原民族（当时主要是匈奴）主要是从西北方面与南方汉族发展关系。这样一来，在以今陕西关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便成了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聚集点。
汉朝以后，长期而频繁的战乱与政权割据对以关中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手工业都造成了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的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衰退以及土地日益贫瘠等，使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据统计，唐朝自唐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10次，水灾7次，蝗灾3次，计20次；都畿地区旱灾1次，水灾12次，共13次。因此，唐朝时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西安作为首都的需要，正如时人的总结：〃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新唐书卷五三o食货志》）。
第10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6）
在西北地区生产力不断下降的同时，南方的持续开发使我国的经济重心自魏晋以来逐渐向东南转移。西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产力的破坏，大批灾民〃避乱江南〃。北方人口的南下，除了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和劳动力之外，还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江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火耕刀种的粗放农业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到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城市也得到较大发展，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唐宋以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使我国的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由西北向东南移动的同时，北方草原的游牧经济并没有发生改变，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并未因而消失。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随之发生分离。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力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 移。此即意味着，自西周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由西北方向南下的侵略道路开始改由更多地自东北方向南下，于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意义便开始超越西北而不断上升，到辽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谁想掌握全中国，就必须占幽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北京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先后兴起，并不断南侵，原有的大一统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北京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它继续保持着区位的优势，成为中国政权格局演变中的受益者〃。
正是由于北京所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金史o梁襄传》）。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一直经久不衰。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完颜亮、忽必烈还是朱棣、多尔衮这些帝王如何有着隐秘想法，个人的偶然意志背后还是有着历史〃必然手指〃的推动，而帝都北京则静观其变，坐享其成。
毫无疑问，这是北京的宿命与光荣，北京因此成为中国所有帝都中呼之欲出的〃独一个〃。
脆弱紫禁城
景山并不高峻，但高度刚好适宜人们俯视这座古老的城市。景山制高点上的万春亭，是北京惟一没有实用功能的宫阙建筑，然而它却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座突起的四角攒尖式古亭给人们观察这座古城提供了最佳视角。每到重阳，明清的皇帝们都会登临景山。当圣驾在山顶升座时，他们大多会前趋身子，去俯视目光所及的重重殿宇和遐想中的无限江山。
他们会看到什么呢？关于紫禁城，关于这个帝都最核心与最坚固的部分。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帝王的视角，是俯视；而对芸芸众生来说，紫禁城是用来仰视或者说是景仰的。清朝时，一位外国公使抵京，要面见皇上，但又拒绝下跪，礼部官员于是〃别有用心〃地安排他从正阳门进城。这显然是一次令人震撼的觐见，一方是渺小的个人，另一方是规模宏大的东方建筑群落。这位外国公使走过大清门、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门金色的重檐、深红的城楼、洁白的阶石栏杆、石狮华表历历在目，而以深远的蓝天为背景，看上去如同梦境里的布景，令他倾倒。走过端门、凹字形的午门，那里充满东方王朝的神秘力量；而午门后的太和殿广场，却又豁然开朗，节奏变得舒缓，有内金水河弯曲流过，如天国般宁静深远。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完全被紫禁城透露出的王气所征服。
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人世间的兴兴衰衰，〃几度夕阳红〃的紫禁城居住过从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至清逊帝溥仪（宣统皇帝）两朝共二十四位皇帝，统治中国长达五百年之久。紫禁城名字的由来可以说体现了一个帝都的存在哲学。据说，〃紫禁城〃含义有两层，其一缘于〃紫微正中〃理论，即在古代，天文学家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紫微星垣位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于是就认为这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也把天上帝王所居的天宫称之为紫宫；而古代皇帝在人间至高无上又自称〃真龙天子〃，所以就把自己居住的皇宫也称为紫宫。其二，在封建社会，皇帝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有高高的城墙圈护着宫殿，警卫密布、戒备森严，一般人绝对不能靠近，就连朝廷命官、王公大臣出入也有十分严格的规制。紫宫禁地、紫禁城因此而得名。
第11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7）
特别是，对于以武功夺取天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统治者来说，对紫禁城之禁卫自然不会掉以轻心、疏于防护，而是戒备森严。终清一代紫禁城虽屡有破禁之事发生，但城池确实没有被攻破过，这与城池在建筑防卫设计上的颇具匠心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紫禁城跟古代其他帝王宫殿一样四周被城墙围护着，高大敦厚的城墙既是皇帝权威的体现又是城池的主要防线，为了保证在这里生活、办公的皇帝〃绝对〃安全，紫禁城城墙比皇城的城墙还要高大宽厚。城墙是用山东临清产的专用城砖砌成，断面呈梯形，高十米，墙脚厚度八点三三米，南北长约一千零九米，东西宽约七百八十七米。城墙顶部外侧有高一点五二米的品字形雉堞（垛口），城墙上还备放着各种兵器，这种堞墙除了建筑上的美观之外，还具有易守难攻的防御功能。另外，数千米长的城墙，仅有四门（即南面的午门、北面的神武门、东面的东华门和西面的西华门）可与外界相通，且四门均以方形巨石做门框，安朱漆金钉铺首的石塌大门两扇。四门除陈放着囊箭、弓矢、长枪和梅针箭等常规兵器外，还设有〃火器〃，把守非常严密。在紫禁城外围设有值房（明代称红铺），有护军日夜巡逻警戒。在值房外侧与城墙相隔十六米的是环绕禁城四周，深四点一米、宽五十二米的护城河，这条流动的护城河不仅给冷峻的宫廷平添了柔美，还把〃闲杂人等〃拒之墙外，这样一来就与皇城泾渭分明……禁城之外筑起了第一道禁卫〃鸿沟〃。
禁城之外第二道屏障是皇城，皇城跟禁城一样被城墙围护着，也只有四门可供出入，南面是天安门，北面是地安门，东面是东安门，西面是西安门。在皇城之内设有讯（哨卡），各旗按自己所辖区域白天防守稽查，夜里击更传筹。满八旗驻防的皇城是紫禁城外第二道禁卫〃天堑〃。
皇城之外还有内城（又叫京城、都城），也如皇城一样被城墙圈护着，但内城的城墙比起禁城和皇城的要高大、宽厚得多。内城共设九门（即南面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北面的安定门、德胜门；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内城墙上除有门楼、角楼、城垛外，还有旗炮房、炮窗、雉堞等。禁城之外又多了一道禁卫〃盾牌〃。
实际上，紫禁城在建筑设计上的防卫手段还不止这些，比如在禁城之内还有墙垣，既把前殿后宫隔开，又将宫、殿各自围防，使各宫自成体系，形成相对独立的防卫单元。另外，连接宫院之间的通道都设有值班哨卡，宫门处还有专人把守，稽查来往行人。
紫禁城各门内外石台阶上的栏杆柱顶上还有一种球形的雕刻物，全部呈花头形，而临近门洞外的几个在其顶端全部都有打穿的小孔，这种东西叫〃石别拉〃，又叫〃石海肖〃，是古代用来报警的警报器。每当遇到外敌入侵、战事警报或是火灾，守兵便用口吹石球的小孔，石球会发出〃呜、呜〃类似螺声的警报声，那浑厚嘹亮的声音会传遍整个紫禁城。这种警报器创于何时，如何吹法，知道的人很少，只限于旗人曾为亲军或护军者以及内廷的侍卫太监等知晓。
皇城围护着禁城，内城圈护着皇城，外城又挡护着内城，层层环护，水水相隔，步步设防。城上有骑兵巡逻，城下有卫兵守护，城外有濠河环卫，城内有八旗驻防。还有主管京城治安的步军营来回逡巡，不大不小的紫禁城就这样一层层地被围裹着、一道道地被圈护着成为城中之城。而整个北京城似乎变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设施完备、防御严密的巨型工事。
既然紫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攻破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帝都呢？
其实，在王朝的历史周期律背后总是有着天定的宿命。
王库儿，顺天府宛平县一个以做小买卖为生的民人，咸丰元年（1851）九月间，王库儿在做生意时偶然捡到一块宫里用的腰牌，见利忘〃义〃的他随即就戴上了这块腰牌。从此以后王库儿就成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宫廷大门，俨然宫中一役，在宫廷之中售卖馒头饽饽等竟也平安无事，日子一久还与宫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这样冒用腰牌的他一直无人查问，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间，王库儿出继的哥哥张贵林听说此事后又惊又喜，琢磨着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时谁能进去？谁敢进去？做梦也不敢想这等好机会怎能错过？张贵林把自己想去大内做这独家买卖，顺便瞅瞅那神秘皇宫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儿。王库儿倒也干脆，当即就答应了，随后将腰牌上原来的姓名〃袁士栋〃刮去改写成张贵林。自此张贵林就接替王库儿，开始了他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内摆摊〃的生意。再说王库儿本人也没闲着，因为他在宫中售卖已有时日，出入禁门很有经验又混得脸熟，还结识了不少宫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宫中找到了活计。
第12节：北京：在必然与偶然之间（8）
有一个叫张春成的宫内厨师，让王库儿帮他一起做饭并住在他那儿。就这样，张贵林和王库儿竟然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俩都平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宫中稽查又严了起来，王库儿就在咸丰三年（1853）三月初六日辞去工作向其兄张贵林要回腰牌想重操旧业。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已在宫中混迹近两年的王库儿露馅了……那么这块腰牌原是什么人的？随身佩戴的证件怎么会丢呢？原来，这块腰牌是銮仪卫一个负责厨房事务的校尉叫袁士栋的，咸丰元年（1851）九月间，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