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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更别提人物姓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时，同一个文人朋友格利戈罗维奇住在一起。这位朋友尽管数月之久一直看到桌上摊着写过的纸，却直到小说写完才得以一读。他读着小说，深深地被感动了，未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他就带着文稿去找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涅克拉索夫。夜间3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铃响了。那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闯进房间，热烈地拥抱着、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认识他的涅克拉索夫称他为俄国的希望，他们谈论着，主要谈这部小说，谈了一两个小时，早晨他们才告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总把这一夜称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靠在窗旁，看着他们的背影，抑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他的基本感觉（我已经想不起来他在什么作品中写到过）大体上是：“多好的人啊！他们是多么善良而高尚！而我是多么卑贼。假如他们能看透我的内心，他们会怎么想啊！假如我实话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我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至于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下决心向他们看齐，则是无须赘言的，这只是不可战胜的青年时代必不可少的结束语，而不属于我所想引用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您觉察到了这个故事的匪夷所思的神秘之处吗？我想大概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肯定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尚，这是就总的方面而言。现在您不去看总的方面（陀氏在那个夜晚也并没有要求这一点，而且这在具体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用处），而只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您就会相信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确实了不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纯洁，卑贼得不得了，这当然使得他即使从远处看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也不可企及，永远谈不上报答他们那宏伟的、受之有愧的壮举。他只能从窗台上看着他们远去，以此喻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可惜这个故事的含义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伟大的名字抹去了。我的失眠将把我引向何处呢？肯定引向子虚乌有，假如这“子虚乌有”含意不怎么好的话。
您的弗兰茨·K。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只写几句话。明天我一定再写信给您，今天仅仅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写，仅仅为了我为自己所做的某件事情，仅仅是想将您的信造成的日夜压迫着我的印象稍稍减轻一些。您很特别，密伦娜夫人，您住在维也纳那边，要忍受种种痛苦，却有时间对别人（譬如我）这一夜比上一夜睡得差一点表示惊奇。我这儿三位女友（三位妹妹，最大的5岁）的看法比您理智，只要一有机会，不管我们是否在河边见面，他们就要把我扔到水里去，而这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坏事，根本不是。假如大人这么吓唬孩子，这当然是开玩笑和爱的表示，它意味着：现在让我们说说最最不可能的事情来开心一下吧。但孩子们是严肃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十次扔不动，他们也不会相信下一次还不会成功；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十次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假如用大人的知识来理解孩子的意图，孩子便让人感到无名的恐惧，这么一个4岁的小孩只能让人们去吻她、抱她，而她像个小熊一样强健，婴儿时期给她还留下个鼓鼓的肚子，假如她向您发起进攻，而两个姐妹一左一右地帮助她，而您身后已是栏杆，这时她那和善的父亲和温柔、美丽、胖胖的母亲（站在第四个孩子的摇篮边）在远处向您微笑，却不想插手助你一臂之力，这就差不多算完了，已经几乎不可能想象你会得救。明智的、或者说是感觉敏锐的孩子们要把我扔下去，没有任何原因，也许她们把我看成是多余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您的来信和我的回信的内容。
您不必为上封信中的“好意”害怕，这是一段对我来说并非少见的完全失眠的时间。我写下了这个经常与您不无关系的故事，但当我写完时，我左右太阳穴都已处于紧张状态，以致我已不能清楚地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个故事了。此外，当时我还有一大堆形象模糊的事要向您叙说，我在阳台的躺椅上曾想向您说这些，于是我只能把我的基本感觉写下来，就是现在我好像也只能这么做。
还有一封信在邮局
我早先出版的一切作品您都有。只有我最近出版的《乡村医生》一书您还未到手，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沃尔夫会寄给您的，至少我在一星期前就已为此事给沃尔夫写过一封信。现在没有什么正在付印的书了，我也不知道今后会出版些什么。您这这些书和翻译所作的一切都将是正确的，可惜我自己并不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因此，将它们交给您就是真正表达了我对您的信任。能对《司炉》写几句您所希望的说明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真的可以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了。这将意味着预尝一下那种地狱刑罚的滋味，即：以睿智的目光重新审核一遍整个生活道路，从而看到，最坏的事情并不是识破那些显而易见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写作总是好事。我的心情已经比两小时前拿着您的信躺在外面躺椅上的时候安宁些了。当时我卧在躺椅上，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一只甲虫摔了个底朝天，绝望地挣扎着，翻不过身来。我很愿意帮它一把，帮它也很容易，只要跨出一步，用脚尖碰它一下就行了，但是您的信使我忘记了它，我也站不起来，直到一只壁虎出现才使我又注意到我身边的这个小生命。壁虎爬在路正通向甲虫那儿，甲虫则一动不动，我自己想道：这不是遭难，而是在同死亡作斗争，是天然的动物装死的罕见景象；当壁虎从它身上擦过去时，带着它翻了个身，它还是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超乎自然地沿着墙爬了上去。不知怎么的，我好象从中又汲取到一点勇气，站了起来，喝了牛奶，便开始给您写信。
您的弗兰茨·K。
明天我要寄给您的说明，内容将是很少很少，几页篇幅，空空洞洞，译文指密伦娜用捷克语翻译的卡夫卡的德语作品。那不言而喻的真实性（假如将“不言而喻”从我身上抖落下来）不断使我惊讶，几乎没有误解之处，单是这样恐怕还算不了什么，更有那总是那么强劲而坚实的理解。我只是不清楚，是不是捷克语给了您忠实的翻译能力；对我来说，这是翻译的最理想的语言（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要求，而是因为我自己）；我的捷克语感（我也具有这么一种语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这是带有特别强烈的偏爱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挑您的毛病，您可以将我的感激之情用来抵消您所受到的刺激。又及。
眼下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密伦娜夫人，今天我也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提笔的。我不想为我的不写信道歉，您也知道，我对信是多么痛恨。我一生的一切不幸（我在此并不想抱怨，只是想总结出一条普遍的教训来）都来自信件或者来自写信的可能性，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人几乎没有欺骗过我，但是信总是在欺骗，并且不是别人的，而正是我自己的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对此我不想多说了，但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身上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在信件的连续性中，即在一封信证实着另一封信，并可将另一封信作为自己这一封的见证的连续性中成长。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吮吸得一干二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丰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为了尽可能把鬼性的东西与人隔绝，为了达到自然的交往，获得心灵的安宁，他们发明了铁路、汽车和飞机，但已经什么也起不了作用了，这显然是些在毁灭过程中产生的发明；其对立面则更平静，更强大了，它为邮政发明了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报话，幽灵们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灭亡。
我感到惊讶，怎么您还没有写到过这一点，并不是说，要通过公开见解来阻止或达到什么，这已经太晚了，但是至少要向“它们”显示，您是认出了它们的。
此外，从一些例外事情上可以认出“它们”来，有时他们让一封信不受阻碍地通过，这信会像一只友好的手那样到达目的地，轻柔而和善地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兴许也只是表面现象，这种情况也许是最危险的，对这种情况应比对其他情况更警惕；但如果这是一种错觉，那么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觉。
我今天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正是我想起来要给您写信的原因。我今天收到了一位您也认识的朋友的来信指密伦娜自己写的信。；我们已经很久不通信了，这本来是最明智的。同上面说的有关的一点是：信是了不起的驱眠药。它们是怎么到达的啊！心中枯竭、空虚、激动、片刻的快乐，跟着是长时间的痛苦。在忘我地读着它们时，本来已经来临的那一点点睡意从洞开着的窗口飞了出去，久久不再回来。所以我们互相才不写信。我经常想到它指信。，但这思想一闪即逝，我的整个思想都是一闪即逝的。但昨天晚上我久久地想着它，长达几个小时。夜晚躺在床上的那些时间（这段时间正是由于它的敌意对我来说才特别珍贵）我都用来考虑如何在一封打算要写给他的信里，不断用同样的句子来重复我当时觉得特别重要的、需要告知的事情。早晨果然来了一封他仍按前面提到的“朋友”（阳性），所以用“他”。的信，信中有一条说明，说这位朋友一个月来，或者说得准确些，一个月前，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应该到我这儿来。这条说明与我的遭遇竟如此奇特地巧合。这个关于信的故事给了我写一封信的机会，而既然我已经写了那一封，那么密伦娜夫人，我为什么不能给您，也许是我最愿意给的人，也写一封呢（只要还愿意写信，何乐而不为呢？这话当然只是说给那贪婪地包围着我的桌子的幽灵们听的）。这也许是暗示。还有一封信在邮局。
意大利的明信片
我天始阅读《多那狄》了，但只读了一点，我还没有被吸引住，读过的他指《多那狄》的作者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少量作品也没有给我多少亲近之感。人们称赞他的简朴，可是简朴本来就是德国和俄国文学的特色。他，这个祖父，是可爱的，可是他却没有力量阻止人们在阅读他的时候草草掠过。到现在为止我所读到的里面最美的（我才读到里昂那里），我觉得具有法国的特色，而不是菲利浦的特色，是福楼拜的风格，譬如在一个街角突然产生的快乐（您也许还记得这一段吧？），译文像是由两个译者合作的，一会儿很精彩，一会儿糟得简直看不懂（一个新译本将由沃尔夫出版）。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乐意读它的，我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可是阅读速度非常慢的读者。读这本小说时阻碍着我的，是我在姑娘们面前会变得很困窘的弱点，这甚至使我不相信作者所描写的姑娘的真实性，因为我不相信他胆敢去接近她们。就好像作家做了一个洋娃娃，称它为多那狄，目的只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多那狄那里吸引过来，这真正的多那狄是完全不同的，身处的地方也完全不同。我的头脑中对这种小姑娘岁月（尽管非常可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从这个模看问题，就好像这里所叙述的一切并没有真正发生，而是以后的事情，而这一段只是按照音乐规则补充创作的前奏，并按照真实的乐章调定了调子。在有的书中这种感受会一直持续到结束。
《在山路上》原文是捷克语。我没有读过。契诃夫我却非常喜爱，有时爱得完全发狂。《离开磨坊》也不知道，史蒂文生根本没读过，只知道您喜欢。《弗朗齐》M。勃罗德的长篇小说。我会寄去的。可是除了个别地方，您一定不会喜欢它的。这可以用我的理论来解释：活着的作家同他们的书有一种活的关系。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捍卫它们，或者反对它们的斗争。一本书真正独立的生命要在作者死后才开始，因为这些血性的人在他们死后还会为他们的书斗争一番。然后书就慢慢地孤单下来，只能依赖自己的心脏搏动了。所以，譬如说麦耶贝尔就做得很理智，他为了支持这种心脏的搏动，把他所有的歌剧都留给了蕾加特，也许还根据他自己的信任给它们分了等级，对这种理论还可以加一些补充发挥，即使没有什么重要的可以补充了。用在《弗朗齐》这儿便意味着：这位活着的作家的这本书真的就是那套住房尽头的那间卧室，供他亲吻用，如果这房间是供亲吻用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怕了。假如我说我喜欢它，或者您说（也许您不会这么说）相反的话，那么这简直算不上是对这本书的评价。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相会后你突然地（但并不是出乎意料地）失踪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恰恰是在我狼狈不堪的时候，在9月初。这期间，7月份我完成了一件有点伟大的事情（世界上有着多么伟大的事业啊！），我在大妹妹的帮助下到波罗的海边的缪利茨去了一趟，无论如何是离开布拉格，走出了这四壁紧锁的房间。刚开始我的情况很不好，后来在缪利茨才萌生了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这件事的想法呢，这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个幻想，就像一个明知自己永远下不了床的人所抱的幻想一样。既然我永远下不了床，我为什么不能至少到巴勒斯坦走一趟呢？可是在缪利茨我碰到了一个柏林犹太人大众疗养院的度假旅游团，多半是犹太人。这很吸引我，路就在我的前面。我开始考虑搬到柏林长住的希望。那时这个希望不比去巴勒斯坦那个希望大多少，后来却越来越大。无论从哪方面看，一个人住在柏林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在柏林，在其他地方一个人生活同样是不可能的。可我在缪利茨找到了一位有着难以想像的好心肠的助手卡夫卡这里说的是指他生前最后一位女友朵位·迪曼特。朵拉忠诚地爱着他，照拂他，直至他病逝。。然后我于8月中旬到布拉格去，接着还在谢雷申我的小妹妹那里度过了1个月。在那里我偶然听到烧毁那封信的事，我绝望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你，为了减轻我心灵的负担。可是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对你一无所知，后来在去柏林前也把它烧掉了。你提到的另外三封信我至今一点不知道。我对给任何人带来的任何耻辱都感到绝望，我不清楚这三者中涉及到哪一个。可是我当然绝不会是因为绝望（即使它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而迁来迁去，就算我在缪利茨及时地收到那三封信也不会这样。
接着9月底我来到了柏林，出发前不久收到你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说到出发，我是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进行的，或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抬进坟墓那样。
现在我在这里了；在柏林，迄今为止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是乡下，在一个有花园的别墅里，我好像还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诚然，我也会很快地失去它的，对我来说它美丽过甚了，这已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处住宅。伙食至今与布拉格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只是我的伙食。健康状况同样如此。这便是一切。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已经说得太多了，空中的幽灵们贪婪地把它们吞进了那贪得无餍的咽喉。而你自己在信中说得更少。你的整个状况是好呢，还是勉强可以？我猜不出。当然，我对自己的情况也是猜不出的，没有别的，“恐惧”而已。
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密伦娜：这是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最后一封信。
给您写的一段信已经在这里放了很久了，可是却写不下去，因为过去的烦恼又在这里找到了我，袭击了我，几乎把我摔倒在地上，于是我举止艰难，每一步都很艰难，我写下的所有的话我都感到太伟大了，我与我的力量较量着。当我写下“衷心的问候”时，这问候还真有力量出现在那喧哗、混乱、充满城市灰暗色调的L。大街上，而我和我的一切却连气都喘不上来。所以我根本不写，等待着更好或者更糟的时辰的到来。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受到了人间最大限度的温柔与周到的照料。对于世界我只是通过涨价，而且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