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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她，她也许能更快地获得一份正常的生活。
事实上，他们小心翼翼地但却还是按亲人的要求和习惯来对待她。也许在他们的理解或感觉中她有些像混交的怪物，非牛非马那样的。
匀匀已经不来找她了。她一共只来过三次，是同乔安一起来的。那孩子一定是不习惯她面对孩子时的那份紧张和陌生。孩子会感觉到压迫。既然她自己都感觉到压迫，那么小的孩子又怎能不感觉到压迫？但也可能是孩子的父亲不愿意她来，他有理由让尚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得更单纯更明朗。
还时常来的就只有乔安。她们像是比较熟悉了，但是那是表面的，在一起时她们还是紧张和不自在。并且她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倒是有时候旭彤加入进来的时候，乔安同他就能谈起来，他们通常谈得挺高兴，这时候，她就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但是乔安走后，她就更容易向旭彤发脾气。
不，她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她必须找到一个生活的立足点。
那么她就必须首先确定，她是谁？对于生活她到底能付出什么又需要什么？
她要找到她自己。
其实这半年多来，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她是谁？她思考，她一直在思考，以她的遭遇，以她的立场和经历。
人们都以为过去的杜鹃同现在的杜鹃是一个人，是一个“我”。但是她，现在的杜鹃，人们称为杜鹃的那个人，却分明不认识过去的那个“我”，在感觉上过去的杜鹃和现在的是两个人，两个“我”。
那么，是人们对还是她——人们仍称为杜鹃的她对呢？或者问题就出在“我”这个字上？
“我”，人们在说这个字的时候，指的是自己。那么自己又是什么？自己自然是“自己”这具躯体，但显然还有意识，这具躯体内的意识。那就是说，“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为躯体，一为意识。
那么。世界上真的有“我”这个东西吗？人们在说“我”，或意识到“我”的时候，板上钉钉地认为“我”是天地间独立的个体，是生下来就存在的。但是，当人们说“我的思想”“我的身体”的时候，他们是否意识到了，“我的身体”与“我的思想”的主人，“我”，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生下来就存在的吗？难道“我的思想”不是由教养我的人，由我生存的环境，由我所受的教育，由我有缘接受的书籍和结交的人所决定的吗？难道“我”不是在我身不由己心不由己的时候就已由这些客观的东西塑造成型吗？难道“我”不是时常在变化甚至变成另一个“我”吗？
就像她这样。
那么“我”是什么？
不管“我”是什么，人们仍然固执于“我”。就像她自己。
事实上，她是认同了现在的“我”而排斥过去的“我”。她认同现在的“我”是我，而过去的“我”非我。
这荒诞吗？但是她只知道现在的“我”的感觉，她不知道过去的“我”的感觉。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个无根无凭的东西，但是她想要一个凭借，于是她就把她需求的全部重量都压到了萧旭彤的身上。当她压上去的时候，她迷恋于“爱情”这个词，她以为爱情能承载所有的重量。可是事实告诉她，爱情承载不了这么多。
也是萧旭彤一开始给她太多了。那个时候，他全心全意地陪着她，他满心眼里就是她。他教给了她爱情多么美好。可是现在，他有工作，有家人，有朋友，还有他自己的许多习惯，休息和娱乐的习惯。当她满心委屈的时候，当她感觉到可怕的孤独和可怕的空虚的时候，她却在他的眼里看到了困惑，甚至是不耐。
萧旭彤的改变让她失重了。那种无着无落的恐惧。她原本就是无着无落的，如果失去这唯一的凭借——她用整个身心抓着的凭借，那她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了。
第五部分看到了“我”的虚幻
也吵过，也闹过。一些她原来根本想象不出会发生在她与萧旭彤之间的情景，如同电视剧中的一些情景。吵闹本身其实更令她恐惧。
在经历过那么多内心的煎熬后，她终于看清楚了，她要想不失去她在这世上唯一的凭借，她必须自己先掌握重心，她必须把重量从萧旭彤的身上移开，她必须自己站起来。
她也许可以靠着他，适当地靠着他，但是她不可以压在他身上。
这几乎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她没有别的选择。有点像哈姆雷特说的话：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接纳过去的“我”呢？如果能接纳过去的“我”，就能接纳其他人。
因为她明明知道过去的杜鹃就是她这个“我”的过去。
当然她没有能力去接通她的过去和现在，这是命运。过去对于她确实形同于另外一个人。但是她可以不去回避，不因困惑和痛苦去回避。如果她能那么投入地去看电视剧，如果她能跟着电视剧中的人物喜怒哀乐，那么，她又为什么不能投入地去了解她的过去，跟着她的过去，跟着那一个杜鹃一起喜怒哀乐呢？
如果她能进入过去那个杜鹃，她也应该能进入别人，这几乎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否就是人们说的沟通？她既然能把那么多的“沟通”用到小说电影电视上，用到虚拟的人物身上，那么，又为什么不能给予周围的人群呢？
人们认为过去的杜鹃就是“我”。而我如果能接纳过去的杜鹃为“我”，我差不多也能接纳别人为“我”，这几乎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过去的杜鹃确实是我。如果过去的杜鹃是“我”，别的人怎么就不可以是“我”？归根结底，“我”，不过是一个人的躯体加上一个人的意识。
如果我是虚幻，这世界岂非虚幻？
这世界怎会是虚幻？这阳光，这幼儿园，这些孩子，还有，“我”。
然而她确实觉得虚幻。纠缠着她的思想把她绕晕了。像匀匀说过的一个词——晕菜。
在虚幻的感觉中，她分明看到了“我”的虚幻。
可是，在虚幻的感觉中，她却觉得很沉的心在慢慢放松起来，尖锐的痛也在缓缓地减轻下去。
不用那么固执于自己的感觉，那是可以改变的东西。
不用那么固执于自己的痛苦，那是可以改变的东西。
也不用那么固执于“我”。这世上原有无数的“我”，一样有不自由不自在之处，一样有生老病死，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希望在这世上找到位子和凭借。
不那么固执于“我”，也许就能接近和了解更多的“我”，那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宽大和松快吗？那就是人们说的“设身处地”吗？那就是人们说的同情心吗？
但是这个世界有好人，也有坏人。
好人？坏人？
不，不，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不论她怎样接纳过去的杜鹃，她也只能是尽量地去熟悉她，她不可能把她当作自己的过去，就是当作也没有用——事实上已经不是。她现在能够支配的，要负责任的，是现在的杜鹃——她自己。
但是她可以学着更积极地去接纳杜鹃的亲人们。那可以使她生活的范围更广大。
她是谁？如果知道怎样做能使自己自立自信愉快地活在这世上，她就知道她是谁了。
可是她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她心里到底有点什么？
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幼儿园里传出了弹奏钢琴的声音。
“对，钢琴！我可以教人弹钢琴！这是我的喜爱，这是我唯一的特长。”
当她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她几乎是狂喜的。她终于知道她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里了。她终于想起了心里有点什么东西。
如果她实现了去教人弹钢琴，她就能解决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吗？
这一点她现在可来不及去想。她只在想，她将要有可以努力去做的事了。
“为什么不先到这个幼儿园去问问看呢？或者这里就还需要个钢琴老师？”
她还不知道这幼儿园的大门在哪里。
她就顺着围院子的铁栅栏走。绕了一大圈，差不多绕了一百八十度，她看到了幼儿园的大门。在大门上头横挂有一块匾，上面大书六个大字“新世纪幼儿园”。
第五部分这也是一幕人间惨剧
这有点像晴天霹雳。她思忖着。
坐在她母亲的遗像前，她呆呆的。并不是因为悲伤，实在的，她一点儿不悲伤。是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把她打蒙了。
母亲的遗像就挂在那里。还是那张虚胖的脸，嘴有些歪扭地笑着。一个粗粗的黑框，限得她很死板。
那么，她其实不是她的母亲，不是她王亚珂的母亲。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问那相框中的女人，那个她们从未相爱过的女人，“为什么？既然你们从来没有爱过我，又为什么把这个秘密牢牢地藏到现在？”
秘密就在那里，那一套上面有着一个又一个花花绿绿的纸包糖果图案的小孩衣服，两三岁小孩的衣服。在衣服的衣襟上和裤脚里面，都有黄丝线绣着的两个字：乔匀。
乔匀，乔安那个三岁就丢失了的姐姐，也叫乔匀。
难道世上竟有如此的巧事，她竟是乔安和杜鹃的亲姐姐？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又怎么解释这衣裤上绣的字？她后来的父母捡到她的时候，她也是三岁。
是在C市火车站站台不远处的一幢铁路局家属楼前捡到她的。她的父亲，不，当然是她的养父说。那时她站在楼前哭，一堆人围着她，并问不出所以然来。因为从这幢楼通过一个栅栏门可以进到站台，而那道栅栏门那天不知被谁打开了，于是人们都猜测她是过路旅客带的孩子。人们把她带到站台上，带到候车室里，都没有人认领她。而那时她的养父母恰巧结婚了几年还没有孩子，又恰巧马上就要调往云阳市，于是他们领养了她。“这是天意。”她的已经衰老的养父说。的确，领养她以后，他们马上连着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记得乔安对她说过，她的姐姐乔匀，就是在C市转车的时候丢失的。
也许她不是杜鹃和乔安的姐姐乔匀，她是另一个乔匀。她这个乔匀，与那个同名同姓的乔匀一样，也是在三岁的时候，在C市的火车站与亲人走失。这似乎比她是乔安的姐姐乔匀还要巧得不可思议。
但是，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小，她的父母亲就不爱她。从小，她就瞧不起她的父母亲。她记得，在她刚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她听见她的同学和邻居李霞偷偷地与几个同学嘀咕。李霞说有人揭发王亚珂的爸爸解放前当过伪警察，她的妈妈解放前做过妓女。
她当时就扑过去揪住李霞的头发甩了她一个巴掌，她们两个缠在一起打成一团。后来，她们两个都写了检查。
可是，从那时起，她的心里就结下了疙瘩。有时，她看着她的母亲歪叼着烟抽烟的样子，看着她盘腿坐在床上摇晃着身子同人热心地说别人闲话的样子，看着她同人吵架跳脚骂脏话的样子，她真的就相信了李霞的话。她的母亲是工厂的临时工，文化大革命那阵，是她最神气的日子：不用正经上班，参加了一个造反兵团，经常威风凛凛地上街游行批斗走资派。
当时，她并不知道乔安的家庭状况，她也以为她的父亲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秘密工作的。及至她知道乔安的家庭状况，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那时候，乔安已不用隐晦什么。乔安的父亲在死后平了反，乔安与她的姐姐杜鹃相见相认，乔安父母在京的老战友们热情地为她联系从学校分配来北京，给她联系了她喜欢的职业和单位。乔安有了一个风风光光的家庭出身，她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那个时候，她心里真是酸溜溜的，她不明白乔安在文革中怎么就瞒天过海瞒过了这一切。文革中，乔安没有受到冲击，她还有幸进了一家全省条件最好的工厂。文革后，她却又成了受尽苦难的遗孤，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切好的际遇。
在苏蕾杜鹃乔安们面前，不管她在外面怎么撑着架子，在心里，她抬不起头，她是自卑的。她知道她们并没有真正接纳她，特别是苏蕾。她们瞧不起她。
即便是她混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在精神上，她依然无法同她们平等。
可是究竟凭什么？
从小到大，她受的苦，甚至不是乔安所能比拟的。她知道苏蕾们心里瞧不起她的为人，可是，她一切要靠自己。她内心所感受的痛苦和煎熬，又哪里是她们理解得了的？苏蕾和杜鹃从小到大养尊处优，命运特别给她们撑着一把保护伞；乔安受了一点苦，好像就是天大的委屈，就要有人来同情和补偿；那么她呢，他们这些天生贱民，承受什么都是应该的？如果她用自己的头脑和手腕来向上走，来脱去她的出身加在她身上的印记，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对于她们这些人，她心里既有自卑，也有无名的嫉恨。
那么，她不是天生贱民？她的血管里，一样流着高贵的血液？
又有什么用？难道她就能脱胎换骨吗？
不！过去岁月加在她身上的东西，是变不了的，永远都变不了的了。
可是，乔安的父母，真的是她的亲生父母吗？
如果他们是，她这一辈子都演不了认亲这一幕了。不用想着天降奇缘：灰姑娘突然寻着了显赫的父母，因丢失了亲生女儿一直在深深的内疚和期盼中生活的父母。于是，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尊贵的公主，让世人羡慕和仰望的应有尽有的公主。
知道自己另有生身父母的时候，却同时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早已离开人世，这也是一幕人间惨剧吧。
生身父母再也不能给自己任何补偿了！时至今日，谁又能再给她什么补偿呢！
可是，乔安的父母，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五部分她又无助又屈辱
天刚刚黑。王亚珂在宾馆里吃过晚饭，就漫步往锦绣公园走去。
马路边有着三三两两散步的人。这条路是沿着洋里河而建的，从宾馆出来沿着这条路走，也就十多分钟，就能走到锦绣公园。锦绣公园也是依河而建，利用了河流拐弯处的一片开阔地。这个公园，她小时候是没有的，就连这条路也不是现在这样宽宽的柏油路，那时是窄窄的沙子路。云阳市这些年的变化实在是不小。
也有没变的东西。这空中温温的潮潮的味道，是她虽已觉陌生但实在是曾经熟悉的。夏季的傍晚，公园幽静的小径，悠闲漫步的人们，河水中倒映的点点灯光。王亚珂拣了一个小亭子坐下，她深深地嗅着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温温的潮潮的味道。这味道有些慵懒又有些提神，有些恍惚又有些清新，她嗅着这味道，感觉在晕乎与兴奋之间。她不觉想起了一些童年往事。
“王亚珂。”她听到了一声迟迟疑疑的叫声。循着叫声看过去，一个壮实的男人站在亭子外她对面不远的地方。“你是，”她迟迟疑疑地站起来，“你是叫我吗？”
“王亚珂，真的是你呀。”那个男人兴奋地快步走过来，“我都不敢相信，真的是你呀！”
他走进到亭子里的灯光下。于是王亚珂认出来了，是孙秉诚！虽然他的外形变化很大，但是她不可能认不出他——毕竟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那一年，她十九岁，在部队文工团已经呆了一年多。在那里，她混得不算好。文工团里的姑娘们一个比一个水灵，且又都有背景，她的那点儿脸蛋优势，在那里就不算什么了。关键是大家都排挤她。那时团里的第一美人兼第一角儿是朱欣，朱欣父亲1955年部队第一批授衔时就挂上了中将衔，那时已是堂堂的军职干部。全团的姑娘们唯朱欣的马首是瞻。而朱欣偏偏就瞧不上她，从未用正眼看过她。于是那些马屁精们便也以斜眼瞧她。
她过去无往而不胜的心眼在这批娘子军中简直就没有用武之地。她们不喜欢她。她不明白是人本身就有欺负人的天性呢——有一个可以共同排挤的人让人亢奋而心生快感？还是这些出身都比她高贵的小姐觉得她这样的人混到她们堆里让她们不快？总之她们就是不喜欢她，她在那里没有朋友，为此她很压抑很孤独。
有一次文工团出去拉练。晚上就住在一个生产队的队部里。一个接一个的地铺挨着。半夜里她被尿憋醒了，她悄悄地爬过地铺，悄悄地拉开吱呀作响的大木门走进外面的月光中。藏在薄云里的月亮像蒙着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