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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风物”这书名是我从《王祯农书》里得来的。七百年前，那个叫王祯的人看见一种农具被人使用，看见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和平，丰足，恬静，而又久远。这景物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发出由衷地赞美：“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七百年后，我的农具系列小说，也是出于一种深深地打动，出于一种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也更是出于对眼前真实情景的震撼。当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就好像从绿洲来到荒漠，就好像看到一通被磨光了字迹的残碑，赤裸裸的田园没有半点诗意可言。隔了七百年的岁月，我把“太平风物”和“农具系列小说”装置在一起，陈列在这间纸上的农具展览馆里，正所谓感慨万端一言难尽。我希冀着把自己的震撼和一言难尽的感慨传达给可能的读者们。之所以把小说称之为“展览”，是因为这本书不止需要读，更首先需要看。我必须事先声明，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本次展览的目的。
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吕梁山的邸家河村插队落户做过六年农民。那时候，公家发给每个知青五百八十块钱安置费，村里就用这笔钱给我们盖了知青宿舍，还给每个人配置了一套干活用的农具，镢，锨，锄，镰，斧，扁担，筐，包括收割时捆庄稼用的麻绳，冬天装粮食用的口袋，样样俱全。于是，六年的时间里就和这些农具朝夕相伴。用的时间一长，体会也就入微起来，镢把的粗细，锄钩弧度的大小，锨把的长短，扁担的厚薄，都和每个人的身体相对应，相磨合。渐渐地，就明白了什么样的农具才会得心应手，对使顺手的农具也就分外地爱惜。
初到一地，除了未曾见过的山川风物之外，首先遇到的就是方言，比如邸家河人把山上的树不叫树，叫“钵儿”，把一种专门用来收割玉米和灌木枝的镰刀叫做“苦镰”，驾上毛驴磨米面不叫推磨，叫“推喂子”，如此等等。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娃”闹不大清楚这些称呼的来历，也想不出来和“苦镰”“喂子”等等相对应的文字到底是哪一个，于是，就随便拉来一个发音相似的字瞎凑合，还想当然地把这一切弄不懂的发音统统归结为是方言，归结为是穷乡僻壤的落后和固执。那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变成日后的小说素材，会引发出一场对“知识”和“历史”的震撼。
1987年夏天，在《厚土》系列的创作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叫做《中国古代农机具》的小册子，一百二十个页码的小开本，定价人民币八角钱。随后，就带了这本书去我插队的邸家河村住了几天。那时候，我虽然在城里已经工作多年，但还是每年都回邸家河。正好是收麦子的季节，就在劳动之余看了这本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对于农具历史的讲述，看得我惊心动魄。所有农民们使用的农具，都有长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都有极其丰富的发展经历。尤其是一些被农民用方言称呼的农具，原来被我一直认为是字典里根本就没有的字，被我认为是乡下人固执、封闭的语言偏好的所谓方言，竟然却和两三千年前的历史完全重合，和古音古字一模一样。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看到了，“公输班做碨”这样的记录，公输班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复姓公输，名般，因为般、班同音，又因为是鲁国人，所以被后人称为鲁班。鲁班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古代工匠的祖师爷。鲁国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一直到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被楚国所灭。“磨”这种称谓，只是汉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它一直被人称作“碨”，邸家河的方言竟然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历史，直续“春秋”。那一刻，我真是如雷轰顶，目瞪口呆。和历史心领神会的遭遇就在那一瞬间发生。悲怆和遐想久久难平。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也许应当写一本关于农具的小说，应当有这样一场和祖先的对话。后来，又因此而引出对《王祯农书》的细读。
十八年前那场知识和历史的震撼让我明白，几千年来，被农民们世世代代拿在手上的农具，就是他们的手和脚，就是他们的肩和腿，就是从他们心里日复一日生长出来的智慧，干脆说，那些所有的农具根本就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人和自然相互剥夺又相互赠与的果实。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农业文明史，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可人们对历史和知识的记忆，往往只是对于正统典籍的记忆，没有人在乎也很少有人注意，养活了历史和知识的工具。人人都赞叹故宫的金碧辉煌，可有谁会在意建造出了金碧辉煌的都是些怎样的工具？
有想法，有感触，还不能写小说。我当时还在写《厚土》，《厚土》的历史背景大都放在文革之中。一晃十八年。十八年来，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农民，乡土，农具，等等千年不变的事物，正在所谓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亿万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的景象，只能用惊天动地、惊世骇俗来形容。即便偏僻如大山深处的邸家河，也在煤矿的开发当中改地换天。所谓历史的诗意，田园的风光，早已经淹没在现实的血污，挣扎，和冷酷当中。尽管在吕梁山偏远的乡村里，这些古老的农具还在被人们使用着，但人与农具的历史关系早已荡然无存，衣不蔽体的田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安静。所谓历史的诗意，早已沦落成为谎言和自欺。当初，因为当过六年的“劳动人民”，因为亲眼看到了什么叫世世代代的劳动，我深知，无论是以田园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把亿万人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是这个世界最不人道，最为残忍的一件事。一转眼，我却又在通往“进步”天堂的台阶上看见遍地的血泪和挣扎，听见田园们赤裸裸的哭声。真正是一言难尽。真正是情何以堪。
因为已经写过《厚土》，我明白，自己不能再以《厚土》的方式重归“厚土”。多年来在文体和语言上的思考，多年来对于语言自觉的实践，多年来对于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追求，多年来对于知识等级的拒绝信任，对于道德化和诗意化的深刻怀疑，等等，等等，这一切导致了“农具系列小说”现在的模样——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都被我拼贴在一起，也算是一种我发明的超文体拼贴吧。现在，我把这些拼贴的结果，放在这本书里，放在这间纸上的展览馆里，权且当作对于“公输班做碨”的一种接续，权且当作对于“太平之风物”的一种当下的回答。
我曾为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下一个苛刻的指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在这里，对于方块字的“用”的突破，和对“表达”的突破，都是对作者严峻的考验。我能从自己文明历史的最深处找到文学的源头活水吗？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既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
风物既现，太平助兴
丁 纯/文
这本《太平风物》，冥冥之中，我期盼了许久。山西吕梁、安徽蚌埠，中间隔了多少山水啊，我没有在地图上量过，当我在书中看到那些高低长短，名字叫：镢、锄、犁、扁担等“家伙”，我苦涩地笑了。
我的故乡，农具一律称为“家伙”。它们敦实、本分地靠着墙站着，或者躲在门口，或藏在麦囤里……岁月更迭、日月不惊，它们似乎成了家里的重要成员。它们和先辈一样忍受过饥饿吧；它们可能也目睹了日常生活的变化。春夏秋冬，寒暑白露，先辈们和这些“家伙”们都一起历经了艰难的日子。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农具也一样披星戴月，食风饮露。父亲常用的“家伙”是扁担，母亲用的是镰刀。母亲挥舞着镰刀将麦子割完，父亲用扁担挑到麦场上，我们兄弟俩用连耞狠命地捶打麦子。一年的口粮，全倚赖镰刀、扁担、连耞完成，没有了它们的襄助，还不知道要费多少汗水。
那些年头，我们站在地里扶着铁锹，昂着脑袋，眼巴巴地望着城里，遥想着外面精彩的世界。经年之后，我们发现，离自己的心最近的不是城市，而是有着麦芒香、稻花香的农村，那才是我们的根所在。
可是，乡村离我们也很远了，那些水车、连耞啊，那些暗藏着麦香的镰刀、石磨啊；还有忠诚敦厚的耩子（耧子）、耕牛，何处去了呢？无处可寻，它们早已躲进了乡村记忆的深处了。
二
这些寻常的农具，生平第一次脱掉了“农装”，作为故事的主角，“粉墨登场”，可要感谢一个叫李锐的人。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王祯农书》，便喜欢上了“太平风物”的书名。再一个偶然的机会，缘于另外一本《中国古代农机具》的小册子。就动了念头，写下了这十六篇农具系列小说展览。
这十六篇小说，是以传统的农具为意象，将大地、农民、农具与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作者所说“正视镰刀就是目击历史”，那么农具小说，其实是在诉说命运，诉说历史、大地、农民的命运
作者是想保留一份乡村的记忆化石呢，还是想探索一种新的文体写作；抑或是唤起人们对落后农村的同情和哀怜，但是，他又说“我必须事先说明，廉价的道德感动和残酷的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这次展览的目的”。对于，那些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家伙”们，任何怜悯和同情，都显得颇为单薄，甚至虚伪。它们的装载被重重的时间压着，不歪不斜，稳稳向前走着。
这十六篇小说，篇篇有着我难以言说的哀伤，字字有着村里人不想回首的往事。就那镰刀来说吧，除了收割，也可以砍人，这种事情在农村常有发生。有理、无理，在乡下，很多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悲愤起来，六亲不认的事情不罕见。镢头呢，是田中王，它的地位，靠的是实力和暴力。它所承担的工作也非镰刀能比。在乡村，持镰的，是朴质的女子；而镢的使用者，肯定是黑色大汉。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作用力大，反作用力也大。镢和镰刀的性情不同，往往也会衍生出不同的故事。至于，地位比较高的犁，耧，可是当作宝贝的东西，其实一个村子也只有那么几张犁子、几台耧子。制作工艺要求高，非专业人士莫属，使用他们，也是村子里的“把士”所为。一般人望尘莫及。
小说中的人名，是一种与乡土、人情暗合的符号。根宝、有来、拴住……每一个名字，都像山冈上的灌木，每个人都像一样农具。智慧如桔槔，稳妥如耕牛，矫捷如扁担……人和农具，农具和人，是一致的，不分伯仲，尊卑。就在平常中，蕴涵着哲学，那可是生命哲学。我竟然在书中读出了悲凉的意味，可能我在农村长大的缘故。
书中的哀意，俯拾皆是。鲁迅也讲过，“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几千年来，老百姓和农具的状态相同，沉默无语，及至有人把工具分为三种：会说话的工具（人）、不做声的工具（农具）、哞哞叫的工具（牛）。人、农具、牛，成了并列的名词。人一旦成了工具，就意味着被奴役、欺侮，何谈尊严呢？中国的历史，似乎便是皇帝和工具的历史，历史的变迁，我们记住了历朝历代皇帝的名字，我们也记住了农具的名字，可是我们却很少能记得住成千上万大号叫百姓的人。
何以选择“太平风物”称呼农具呢？我猜想，大概也不是王祯的一厢情愿，更是老百姓美好的愿望。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老百姓可以解决温饱了吧。古时的战争中武器，仔细看，似乎也是从农具演变的，十八般兵器，都可以在农具中找到原形。太平是不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太平却又只是用来“助兴”的，安慰安慰大伙儿罢了，天下，哪有真正的太平呢。所以，古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活着，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农村，“太平”的意味更浓了；村子民远离乡村，揣着理想历经磨难来到城里，市民称他们为民工，他们在城里摸怕滚打，想融入城市，可是，回头来，让他们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乡村贞静的岁月和安稳的日子。毕竟，根在那里。心在那里啊。
三
猜想不出，城里人阅读“农具系列展览小说”，是怎样的感受：陌生？生涩？我还担心他们会有阅读的障碍——城乡差别太远了。而对于童年生活在乡村的人来说，实际上，这是一本写实的小说。
李锐认为，这本农具小说展览是“超文本拼贴”——“图片、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融合在一起。”但是，这哪是什么超文本啊？乡村里几个要素，早就融合在一起的，根本不需要复制和粘贴。比如，农具名称，几千年的称呼不变，这就是历史，农村经济落后；而制造农具的材料，是山上的一景；使用的农具的人，都是“芸芸众生”啊，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小说。
我读这些小说，情绪受着情节牵引。吕梁和蚌埠虽然相隔较远，但，农村的事情，几近相同。他笔下的人物，也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啊，根本不像虚构的情节和人物。我熟知的父老乡亲们的命运，并不比李锐笔下的人物幸运多少。他们几千年都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挣脱不开。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一代一代延续一下去。他们哪有时间和雅致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呢？
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主要是来自经济上的压力，不是精神上的。我敢说，二千多年前，那些“太平风物”绝对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然而，时过境未迁，二千年后，他们还“活着”，却成了落后生产力子的代表，不能不说是件让人痛心的事。
当时风物在 可能醉太平？（1）
书评人 涂涂
不浪漫的诗意
一本名字叫做《太平风物》的书，是容易激起读者怀想的。 “太平风物”，诗歌般的节奏，四个字吟咏下来，有一种悠长的韵味，几千年的历史也似乎随着这吟诵穿越时空，悠然来到面前。李锐说这个书名得于《王祯农书》，书里面记载着这四个字的出处，“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果然是一派浪漫的风貌。更何况，一翻开书，看到的便是一件件的农具：犁、锄、镰刀、磨……千年不变的农具，在书页上静默呈现，而农业社会千年不变的历史在这些隐约的图像中更生出了一种肃穆的诗意。李锐，是要为逝去的历史招魂吗？
李锐说不是。他把这本书叫做“农具系列小说展览”，他希望读者不但“读”、而且“看”这本书，“看”那一件件的农具。看样子，他在拒绝历史的诗意，因为只有现实，才是需要用眼睛去“看”的。其实，对于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些农具不但代表历史，也代表记忆——很多人小时候大概都曾经见过、甚至用过这些农具中的某几件；而在更多不大可能看到这本书的人们那里，这些农具既非历史、也非记忆，它们只是平平淡淡的现实、日常的生活——这些人是农民，中国农民，李锐小说的主人公们。当代农民对这些传承着历史的农具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在这些误用的过程中，现实的残酷不但让历史的诗意荡然无存，更以一种凶猛的姿态席卷传统、席卷乡村、席卷一切曾经的美好。而那些展览中的农具，就像《残摩》中那盘散了架的摩一样，支离破碎。
《残摩》里，老农没有名字，只有倔强，只有叹息。他明白村里的壮年男女为什么都要远走城市，可是他却舍不得那盘摩、那块地、那排亲手盖起来的大院子。残摩已经不能平地了，老农也落下一身伤痕，村里的老人们已经陆续死去，他，也快了吧？残阳中，破碎的摩和没有名字的老农，活生生映照出农耕社会夕阳西下的凄凉画面。
李锐说了， “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这次展览的目的”，他描画出来的，也绝对不仅仅是残摩上无助的老农。面对似乎席卷了世界的疯狂，更年轻的一代正绝望地寻找突破口。“绝不再活在他们那个世道里”，了断和尚的口头禅实际上是一代人的绝望呼喊。以小五金立命的青川市每年要被车床切下几千根手指，失去三根手指的了断只是其中的不到千分之一。和另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一样，了断在绝望之后绝意出家，甚至用樵斧砍断了自己的命根子。可是出家又能怎样？了断即使把自己投入茫茫江水，也逃脱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