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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多只够放三五个蒲团让你到此下跪。刚看清这尊神的脸色，又发现那尊神的脸色不对劲；刚拜完那位菩萨，到这位菩萨跟前又还得拜。西方人的教堂则大异其趣。没有谁给上帝泥塑木雕地弄一尊像放在那里让人眼见为实。上帝派他的儿子来世间显过一回肉身尽够了，要塑只塑个耶稣供着。他形单影只，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副因敢讲真话而遭受迫害的样子，全无开会的兴致。也有塑他母亲马利亚的，那模样软弱无助，更不像来开会的，倒好像一个因儿子被侵犯了人权而到处上访的农村妇女。很多教堂干脆什么像也不塑。不论有无崇拜偶像，总之里面基本上空空荡荡，一排一排给人坐的座位修得整整齐齐，跟剧院一样。
西方人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圣诞节平安夜去教堂做弥撒，办丧事请神父或牧师做祷告，结婚也到教堂举行典礼。此外还有唱诗班之类的文娱活动。中国的庙，从来不组织人们搞文艺节目，更别说为新人举行婚礼了。和尚道士们只跟人办丧事叫“做道场”。吹吹打打拍拍，除了让人感到形式繁琐、装模作样，看不出有半点诚意。所以请他们这么做的只是有钱人家。人们不到庙里做礼拜和弥撒，只去磕头的香客们大多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功利主义者。即使有事相求，也尽搞拉拉扯扯的关系学，许愿还愿，赌咒发誓，贿赂之风盛行，市侩气十足。从这点上看，又觉得只丢几个蒲团让他们去跪，真算是一种抬举。
西方人只有一本《圣经》。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犹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谈不上全盘西化的中东人，也只有一本《古兰经》。它既是教义的经典又是历史，又是童话，又是小说，又是科普读物。一册在手，世间的万般要义皆一目了然。凡意义重大、庄严肃穆的场合，包括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都少不得要对着《圣经》起誓。中国的经书却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道教的经书已数不胜数；佛经则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说美国总统拿不动，便是兰博一类的肌肉型力士来了也只得挂牌而去。为了使信徒们面对浩如烟海的经书不致于知难而退，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间念《毛主席语录》。任何识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易把那几句现话背得滚瓜烂熟。懂不懂无关紧要，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连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实上，佛门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们虽未见得先富起来，至少没有谁沦落到沿街乞讨。中国做和尚又当叫化子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当的人多，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大师，大家也就非但不以为耻，反倒生出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理直气壮。玄奘身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万里，称旅行家。其实他一边旅行一边托着钵子化斋，──说白了就是要饭。本来他早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打算，梵语也练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给发护照。及至贞观三年，经济萧条长安闹饥荒，太宗决心开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辗转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皮肤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个。吴承恩说他持外交护照、拿“J－1”签证，用钦赐紫金化斋钵要饭，到哪个国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礼遇；少女们眉来眼去，爱他细皮嫩肉；妖怪们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饱口福，诚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据说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变成面包，将自己的血变成葡萄酒，飨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则不然，只晓得向别人要吃要喝，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来真格儿的却舍不得把自身的肉无论肥瘦拿出来做一次爱的奉献。一部《西游记》，完全是一部“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史。他手下那几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强的妖怪，大闹天宫制造动乱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门，竟摇身一变都成了“护法使者”。尤其大弟子孙悟空，一贯以正统的如来主义者自居，唯我独左，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斥这里“乌烟瘴气”，骂那个“妖精魔怪”，连师父都经常被他指为纵容自由化；取经途中动辄开打，张嘴喊杀，不知多少生灵被他打成“牛鬼蛇神”，关进集中营，或在他棍下成为怨鬼魂。
小说中孙悟空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耍得几路少林醉棍的武僧。自古中国大一点的寺院都养得有武僧，如鲁智深等等。道家也出过无数精于拳脚的道士。武当与少林，分别代表内家拳派和外家拳派，一并称雄于天下，至今犹然。这种中国特色的寺庙风景，西方的教堂大概听都没听说过。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于长岛
请君试问东流水
？ 李元洛
缘水而居。水，是世上生命的源泉，是哺育文明的乳汁，是催放诗歌之花的甘醴。
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由水构成，天下芸芸众生，有谁能离得开水呢？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将山与水分举并论：“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他那哲人的玄思，启发了后人不止于山水审美的智慧。前人的《四喜诗》说人生四大赏心乐事，即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这一偏于世俗的快乐，竟然也要请久旱之雨这种“水”来领衔。
水，更是中外诗人讴歌顶礼的对象。“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揭开《诗经》的封面，只见一片北方的水色河光，照人眉睫；“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翻开《楚辞》的篇页，你会看到南方的湖波江浪，浸湿了屈原本就涕泪交侵的诗行。先秦时代的水流，流过汉魏六朝，流过唐代划分为初盛中晚的诗人的篇章，在宋词中也波光潋滟，浪花飞扬。
一
在一般的常态之下，水性是温柔的，成语说“柔情似水”、“好风如水”，就是将水比为人的内在柔情和自然界的外在好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也是将水和儿女柔情联系在一起。水性柔和，而人世间山长水远的友情和如鱼得水的爱情，也使人在友情爱情与水之间，常常不免一线相牵，更何况舟船是古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津口与渡头，常常成了友人或情人挥手长劳劳相望各依依的场所。同时，流水又象征着韶光飞逝永不回头，而人生易老，相见难期，因此，许多抒写友情或爱情的宋词，就更是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意象，在这种题材的词作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树之于山，如花之于树。今人送别友人或情人，除了少数因乘船是在江干河畔之外，大都是在火车站的月台或在飞机场的大厅，只有车声与机声的隆隆，而没有流水的潺潺与波光的滟滟，其间当然也仍有水，不过，如果那不是售货亭小卖部的矿泉水，就是彼此之间夺眶而出的泪水了。
唐诗人许浑喜水，他的诗中多用“水”字，人称“许浑千首湿”。宋词呢？除了水柔，友情之情与爱情之情也柔，许多宋词之所以被水打湿，还因为在宋代的词人之中，南方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宋词特别是其中的婉约词，更是典型的南方文学，而从地理环境观之，南方是所谓水乡泽国，尤其是南方中的“江南”。在水乡泽国这样的大背景前演出的友情与爱情，当然更是水灵灵而水淋淋的了。如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这是一首新鲜脱俗的送别词。浙东即今浙江东南部，宋代属浙江东路，简称浙东。王观以横流的眼波比水，以蹙皱的眉峰喻山，以眉眼盈盈象征位于江南的浙东山水清嘉，并寄寓自己对友人的惜别与祝福。这首词，宛如一阕活泼倩丽的轻音乐，没有离别的感伤，而只有俏皮的描绘与祈愿。但是，如果没有对水的别开生面的奇想，这首生花之词就会花叶飘零，那妙曼的琴弦也会喑哑了。
苏东坡的《虞美人》就要沉重得多，据说，此词是他在淮上和秦观饮酒话别之作：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苏东坡慧眼识珠，对秦观逢人说项，揄扬引荐不遗余力，秦观对苏东坡也深怀知遇之情，绝不像现在某些文学青年之过河拆桥，见利忘义。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两人相会于高邮，秦观渡淮相送二百余里，于淮上依依惜别。东坡别后作此词，词的上片写刚刚分袂之后的别绪离愁，下片追忆往年同游无锡、吴兴等处之乐，以相识相知却不得长相聚而徒增烦恼的反语作结，表现了他们之“友谊地久天长”。无情流水有情人，如果没有那条无情的汴水，诗人的有情啊友情，就不会反衬得如此动人情肠了。“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这一名句成了后人朝香的经典，苏东坡的门人张耒的“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绝句》），就是模仿他的老师。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之中，也可见苏东坡的流风余韵。
水与爱情的关系，似乎比水与友情更为密切。水，是柔情蜜意悠悠无尽的爱情的象征，也是古代情人惜别几乎不可或少的见证。水之悠长，好像爱情之天长地久，水之曲折，有如爱情之好事多磨，水之深广，仿佛爱情的深沉广远，水之汹涌，似若爱情的起伏波澜。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二十年的林逋，爱梅喜鹤，终身未娶，人称“梅妻鹤子”，但这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好像也曾经在爱河中泅泳过，不然，他很难写出那首情长语短悱恻缠绵的《长相思》：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钱塘江为古代吴越两国的分界线，江北为吴，江南为越，滔滔江水，不知见过多少有情人的离合悲欢，而今又成了这首词的抒情主人公的见证。莎士比亚说过：眼泪是人类最宝贵的液体，不能让它轻易流出。情动于中而形于泪，在潮水已平船帆欲发之时，这一对即将分离的恋人双双止不住热泪盈眶，泪水与潮水一起泛滥。自白居易以来，《长相思》词调多用于抒写男女情爱，而将情爱与水结合起来表现却又十分出色的，当数林逋这位单身贵族。
在宋词中，从人间到天上，水与爱情真是一水牵情万里长。谢逸曾作蝴蝶诗三百多首而颇多佳句，遂得“谢蝴蝶”的美名，他在《鹧鸪天》中就曾写道：“愁满眼，水连天。香笺小字倩谁传？梅黄楚岸垂垂雨，草碧吴江淡淡烟。”他写的是地上之水与爱情，而秦观呢？他的名作《鹊桥仙》中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咏唱的却是天上之水与爱情了。词咏长江，本来是由南人而且是蜀人的苏轼夺得冠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但身为北人籍贯山东无棣县的李之仪，却要南下挥毫，以一首《小算子》企图与苏东坡来争一日，不，一江之短长：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此词的气象与内涵不能与苏词相比，如同武林中的一般高手不能与顶尖的超一流高手相比一样。但此词“我”、“君”对举，“长江”一线相牵，写来也情深意挚，回环婉曲，颇具创意。苏词如黄钟大吕，此词似洞箫横吹，同时代的苏东坡读了，只怕也要拍案击节吧？我曾听过台湾旅美名歌唱家施义桂唱过这首词，那浑厚的男高音真是令我中心如醉。当代台湾名诗人余光中《纸船》的“我在长江头/你在长江尾/摺一只白色的小纸船/投给长江水/我投船时发正黑/你拾船时头已白/人恨船来晚/发恨水流快/你拾船时头已白”，他遥承的不也正是此词的一脉心香吗？
二
人生天地之间，有大漂泊与小漂泊，而“漂泊”本来从水，小飘泊和水结下的更是不解之缘。
在茫茫的宇宙之中，人本来就如一叶浮萍。李白早就说过“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他将天地比喻为万物当然也包括人在内的临时旅舍，实际上是指生命短暂的人，在无穷无尽的时空中有如一次漂泊，此为“大漂泊”。而小漂泊呢？今日之人一生尚且迁流升沉不定，何况是命运更难自己握在掌中的古人？去边塞征战，赴都会赶考，官宦迁徙，游贾四方，战争离乱，虽然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但众生仍然不免自觉或被迫四处漂泊，加之古代的交通与通讯原始落后，既无汽车的四轮或火车的千轮飞转，也无现代的超音速飞机一鸟绝云，出门在外靠的是李贺的“蹇驴”，顶多是李白的“五花马”，再不然就是张继的载满夜半钟声的“客船”。古代传说中虽然已有“顺风耳”、“千里眼”的想象，但电报电传与可视电话电子邮件这些现代科技，古人远远无缘和现代人一起“有福同享”。本来就漂泊无定，加之音问不通，后会不是有期而是难期，众生的乡愁与忧思就愈加绵长，而那种不知归宿无所凭依的悲凉与悲怆之感，也就愈加深重。宋代的词人们纷纷登台对此发而为词，时巳现代，似乎仍然没有从台前退到幕后，听众席上的我们，也仍然在痴痴地侧耳倾听他们的吟唱。
漂泊的旅人，在《诗经》中就可以看到他们最早的身影，在先是大发展后是大动乱的唐代，也不知诞生过多少羁旅行役的诗章，何况是开国一度繁荣后来又偏安江南的宋代？宋代写飘泊生涯的词，大多表现了中国人和中国诗人那种根深蒂固的乡愁，那种偏于地理与亲情的对故乡的怀想。例如柳永，在宋词人之中，他是萍踪浪迹最多的一位，也是写乡愁最多的作者。他先世河东，后来南迁定居于崇安（今属福建），青年时期活动于汴京，复又浪游江南各地，遍历淮岸楚乡。其中他回过福建故里，在《题中峰寺》诗中有“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之句，对故乡一往情深。他有一首《八声甘州》，苏轼极为欣赏，认为其中佳句“不减唐人高处”：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远，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浪萍风梗飘转四方的柳永，对他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