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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相爱还是相斗，都是人一手造成的。大自然中，有狮子的地方就没老虎，有老虎的地方就没狮子，古今皆然。而人偏偏要把它们从不同的地方捉来关在同一个地方，以至产生这许多的麻烦，是非，矛盾和纠葛。
中国不产狮子。中国的狮子，最早是东汉从西域传进来的。《尔雅·注》：“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封牛及师子。”（注：“封”字下面还要加一“牛”字）疏勒国大约在今天的新疆喀什噶尔一带，气候干燥，地貌广阔，乍一看颇似非洲平原，是狮子过日子的好地方。来到中原，住进皇宫禁苑，吃喝不愁，本该对丰富中国的物种有所贡献，不料未能如愿。而且不知为什么，中亚一带的狮子后来也渐渐绝迹了。亚洲狮如今只有南亚的印度还剩下几百头，被圈在古吉拉特邦的吉尔森林国家保护区里，实行严密的保护。明代郑和下西洋，从非洲运回来几头。清康熙年间，西洋某国来朝，送了一头，教人拴在后苑悉心喂养，谁知很快就挣脱锁链逃走了，至今无有消息。
关于狮子，中国史书上的记载实在不多。仅能找到的几则，几乎都要牵扯上宫廷，不免沾染许多皇家的贵气与霸气。加上狮子外貌威严，殊有异相，头发披纷，吼一声檐上瓦片儿纷纷往下掉。赶紧尊为“兽王”，把原本老虎头上的王冠掳下来给它戴。为巩固革命成果，更不惜编排出“狮子吃老虎”的神话，让孩子们睡觉都不安宁。
老虎的吼不叫吼，叫“啸”，所谓“虎啸山林”，很有些在野的意思了。吼是怒于形而恶于声；啸是漫吐长音抒发胸臆，可以听出壮志豪情与悲怆愤懑交织的底韵——噫！想俺老虎，生就铜头铁臂火眼金睛，拖一条钢鞭也似的尾巴，文武百兽无不望风披靡，自在中原大地快活溜溜地做山大王，与西域国来的那厮（狮）并不曾打过照面，更不曾比试武艺，孰料世人一双势利眼着实可恶，竟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无端将俺那万世的功名白白送与了它，怎不教老夫（虎）心里，好生恼恨也～～！
老虎喜山，狮子爱川，性相近而习相远。这使它俩过不到一块儿去，也没法互争王位。人们说“孤独的狮子”，实际上狮子很合群，一点都不懂得孤独。倒是老虎惯于独往独来，“一山容不得二虎”。狮子善于大兵团作战，对猎物实行战略包围，以数狮从一侧佯攻，将之赶入预定的埋伏圈，予以聚歼。老虎人手不够，只好打游击战，狙击和偷袭，悄悄逼近随机发现的目标，突然跃出，予敌以致命一击。
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狮子老虎不同的战斗风格和作战策略。广袤的平原上，适合发挥群体的力量，锁定目标，以逸待劳。丛林中，猎物容易闪避、躲藏和逃逸，对个体的搏击技能要求更高。这样说一点不过分：狮子是战略家，老虎是战术家。战略家吃饱了就睡，养精蓄锐，世称“睡狮”；战术家则刻苦练功，会游泳和各式摸爬滚打的技巧，有不耻下问向猫学艺的传说。硬逼着狮子老虎决一死战，那么打群架老虎肯定斗不过狮子，个对个狮子休想赢得了老虎。在亚洲的崇山峻岭，善于利用地形造势的老虎居上风；换了非洲的一马平川，擅长组织围攻的狮子占优势。俗话说：“虎落平川被犬欺。”何况见了狮子？
照道理，随外交使团来到中国的狮子近官，土生土长出没山野的老虎亲民。事实恰恰相反。官府衙门，多借虎势以彰显官威，“虎威将军”、“虎贲中郎将”什么的。“老爷堂上一面鼓，鼓上画老虎，今年做知县，明年做知府”。老爷的堂上到处都画得有虎，岂止是一面鼓。皂役们手持“肃静”、“回避”的牌牌（皆画有虎头），狐假虎威，拖着长音吆喝：“带某某，上——堂——！”上堂便上堂，拖那么长的音干嘛？因为要模仿虎啸，充分吓唬咱老百姓，让小民畏官如虎，甚至比怕老虎还要怕官。孔子说：“苛政猛于虎。”老实说到了这步田地，日子真没法过了。
为了制衡老虎的官文化，民间只好求助一个想象中更厉害、可以“吃老虎”的动物，那就是狮子。从前大户人家的门口，必定守着两个冰冷的石狮子。一来以狮子的巨脸烘托“门面”之大，二来足以对付官府的虎威。固然，大户人家也有做官的，但回到家里，就得遵守族规和家法，不敢造次。贾政在朝里做官，办公室挂的都是老虎画像，耀武扬威；回荣国府一见门口那两个石狮子，气焰便收敛了一半，说话行事都要看贾母的脸色，连自己一个儿子也不能随随便便往死里打。宋人陈造使酒好剑，经常与苏轼谈兵，论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却只怕老婆柳氏。陈家宴客，请来歌舞班子助兴，其中有面目姣好的女子。柳氏见老公目不转睛看得入骨三分，顿时怒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声断喝，顺手操一根拐杖“啪”地就掷了过去。客人见状四散。事后苏轼作诗戏谑：“龙丘居子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陈造是官宦子弟，父陈希亮做过太常少卿，颇有官威，“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如是虎子，竟被“狮吼”吓得六神无主。
老虎占据了官衙，狮子把守着门户，两种世上最大、最凶猛的猫科动物在中国较量，看不到血淋淋的撕杀肉搏，却一直心照不宣地明争暗斗。民众的感情明显地偏向于狮子。狮子，原作“师子”，显见其崇敬的成分。老虎，俗称为“大虫”，觉得它既可憎，可羡，又可怕。《水浒》写武松打虎一节：“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武松先在景阳岗打虎，后在狮子楼杀西门庆，成了人人景仰的英雄好汉。打虎是灭老虎的威风，杀西门庆是仗狮子的豪气。虎是实的，狮是虚的，虚实之间，褒贬互见。
狮子楼，准确地名叫“狮子桥下酒楼”。推测那桥头，或者桥柱上雕有石狮。应是阳谷县城第一繁华闹热的处所。狮子不像老虎习水性，中国古代的桥梁，偏偏多雕狮子而非老虎以为镇水的装饰。直接引发中日战争的芦沟桥，桥上即有四百八十五只狮子，喜怒哀乐，千姿百态。中国的民间艺术中，老虎永远只有一副表情，就是眼睛瞪得大大的，时刻准备吃人。其他的动物也神情单调，如凤的孤清冷傲，龙的张牙咧嘴。唯有狮子的脸，特别丰富和生动，除了应有的威猛外，还有的妩媚，有的娇憨，有的嘻笑，有的古板，有的怜爱，有的沉思，有的爽朗，诸如此类，个个都通近人性。
狮子的凶狠残暴，本来一点也不比老虎逊色，到中国全变了样，俨然成了亲善的使者，主持公道正义的化身。大家也都识趣，只说“食虎豹”这一等没影儿的事，故意不提它是怎样肆虐无辜，把平原上成群的牛、羊、鹿、马、犀啃得尸骨累累，血迹斑斑。眼不见为净，反正跟咱没关系。历史上就那么几头来自西方的狮子，水土不服都殁了，真正的狮子啥模样以及啥德性谁也说不准，正好由着我们想象，重造一只具有中国特色的狮子。人们嘲笑“画虎不成反类犬”，但绝没人去嘲笑把狮子画得像狗，画得像——狮毛狗。那正是人们需要的理想狮子，既有虎的狠劲，又有狗的忠勇，最好还能像猫一样蹲在你怀里撒撒娇。喜庆佳节中国人习惯舞狮，以营造祥和、升平乃至欢腾的气氛。与其说是舞狮，倒不如说就是舞这么一种大狮毛狗。谁若太认真，真弄一头狮子来凑热闹，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变作斑马、羚羊和长颈鹿，扔下彩带、绣球、锣鼓，逃一个魂飞魄散。
狮子舞始于盛唐，流传至今仍不衰，近些年更在海外一些华人众多的城市大放异彩。看电视报导美国纽约的唐人街今年过春节，还多了一点有趣的风景：记者采访一只舞完一阵刚准备歇憩的“狮子”，不防从那蓬勃的大头里，钻出一个黑人哥们儿来。他说他“十分喜爱中国文化”。
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
？ 薛忆沩
灯下随笔
一九二七年春，瑞典学者赫定（Hedin）率领他的远征队再次来到北京，准备到蒙古、新疆一带进行考察。北京学术界对北洋政府无条件地应允这次考察表示强烈不满，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交涉，最后达成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据黄烈先生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一书的前言中介绍，这项协议的内容包括中外团长共同负责考察团的工作；中国团员负有维护中国主权利益不受损害的责任；中外团员的采集品均归中国所有；全部经费由赫定负责筹集等。负责此次交涉的刘半农戏称这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西北科学考察团于五月八日中午离开了北京。几个月后，刘半农托台静农给鲁迅写信，说赫定曾与他商议，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们希望了解鲁迅本人的意向。台静农的信是九月十七日写的。这时候，西北科学考察团正行进在北纬四十至四十二度与东经一百至一百零四度范围内的巴丹扎兰格沙漠里。而已经认为“南方没有希望”的鲁迅则正在广州西堤的寓所里焦急地等待着去上海的船票。他在九月二十五日致李霁野的信中，只是淡淡地提到“关于诺贝尔的事，详致静农函中，兹不赘”。
给台静农的回信是同一天写下的。鲁迅首先请台静农转告刘半农，说“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这里因为有“为中国”之意，“他”似乎应该是指赫定。接着，鲁迅很肯定地表达了自己对别人想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一事的态度，他说：“我不愿意如此。”
然后，鲁迅很自信地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鲁迅清楚，别人之所以想提他的名，不过就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是占了“中国”这两个字的“便宜”。他接下来很严肃地说：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坛的一种“情结”。当局者通常一边暗地里祈求自己的中奖（其用心当然可能不仅仅“为我”，也恐怕还“为中国”），一边公开地质疑此奖的代表性和公正性（因为至今居然还没有一个中国人中过），或者明确地指出此奖不是什么东西（当然，它不过是一笔上百万的美金）。而局外人通常觉得，与诺贝尔奖无缘如果不是中国文学的不幸，也至少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事实上，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哪一年果然有哪一位中国人中了此奖，那又会怎么样呢？会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吗？会引发民族自豪感的上升吗？会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吗？我看不会。我看结果倒很可能是种种的抗议、种种的内哄、种种的攻讦，还有舆论的饶舌、读者的费解以及应运而生的花边新闻以及急不可耐的起诉和面不改色的“奉陪”。一笔冷漠的奖金很可能将中国文坛已所存不多的“说法”和“公道”一把卷走，无数激情的作家怎能不群起而追之讨之？！
因此，还是鲁迅七十年前的态度比较好，“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否则，真的“结果将很坏”。
沈从文与杨振声
？ 智效民
其人其事
读《从文家书》，在“飘零书简”中多次看到“杨先生”、“杨小姐”等字样。由于选编者未加注释，一般读者也许并不知道这就是沈的密友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
沈、杨订交大概是由胡适和徐志摩介绍的。沈从文步入文坛后，与他交往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胡适、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比沈年长十岁左右，大多是回国不久的欧美留学生，在学术文化界十分活跃，是主流社会中颇有影响的一代。二是胡也频、丁玲等文学青年。他们年纪较轻，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阅世不深，却愤世嫉俗，思想激进，是富于文学才华和革命理想的一代。从年龄、经历上看，沈与后者感情接近；但是就思想、个性而言，他又与前者志趣相投。因此，当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害、丁玲返乡、而他自己也被武汉大学解聘之后，“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48至94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发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北方渔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四运动期间，他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是“新潮”社的主要骨干之一，曾因为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同负笈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与朱自清一起筹办了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二十年代末，作为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一道，给这所大学带去勃勃生机。
杨振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其中有《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的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杨振声虽然比胡适还大一岁，但是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可以看到，作为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还是非常敬重的；他的小说《玉君》之所以获得较大成功，与胡适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有关。
据说，他身材高大，学养深厚，性格温和，作风雅正。前不久，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的《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杨振声小记》的文章。该文虽然不长，但其中的趣闻轶事颇有意思。比如杨在青岛大学时，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前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只好发一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亦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于是作者说，两份电报均有典出，可谓“用古恰切，酬答至妙”。又如杨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朋友。儿子结婚时，他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像普通客人一样前去道贺，令在场佳宾耳目一新。再比如为了研究儿童教育，他放着大学校长不做，宁肯去当一名小学教员。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记得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一九三三年冬天，他与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第1111页）。难怪《大公报》的作者要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一九三三年夏，杨振声不愿意与韩复榘应酬，便与沈从文一同辞去青岛大学职务，返回北平。在此期间；为教育部委托编中小学教科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一开始，沈从文寄居在杨家，曾因生活困窘而典当过未婚妻的“一个纪念性的戒指”。一九八○年，旅居美国的张充和女士回忆说，当时，她的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订婚不久，杨先生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马上给沈预付五十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