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付五十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0页）另外，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胡适曾向蒋梦麟推荐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书信集》第541页）后来，该职务虽因复杂的人事关系而由胡适本人充任，但是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杨在学界的地位。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逃离北平，经武汉、长沙，最后到达昆明。在此期间，杨临危受命，代替教育部次长周炳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主任秘书，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的师生向大后方转移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他却把两个孩子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临走时连如何安排都来不及说，后来在来信中也顾不上交待。由《从文家书》可以看到，杨振声和沈从文走了之后，张兆和曾与杨氏姐弟相依为命。后来，张虽然因为送走他们而“轻松许多”，但又为他们在路上的安全挂念不已。
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任叙永分校主任，沈从文也应聘前来执教。后来，张兆和姐妹与孩子们辗转来到昆明，沈、杨两家又住到一个院子里，再加上刘康甫父女，共同组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临时大家庭”。据张充和回忆，在这个大家庭里，“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面南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那时候，傅斯年，李济、罗常培等人也经常到这里吃饭聊天，给人一种其乐也融融的感觉。在此期间，沈从文除了教书之外，仍然继续与杨振声编教科书。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张充和、汪和宗。张女士说：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释，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1至902页）。
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扬振声、朱自清和沈从文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第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不从事写作，反而去编中小学教科书呢？后来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拳拳之忱外，恐怕还与社会上出现的那股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有关。当时的情况诚如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所指出，三十年代初，在当局的纵容下，有人指责白话文的普及“势将驱除文言文于中学课程之外”；有人提出要“恢复用文言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60至262页）。这大概就是叶圣陶等人为什么要在上海发起“大众语运动”、杨振声他们何以要在北平编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原因。难怪沈从文在指出“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的同时，还明确表示；假如国内有几个人，能在“‘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61至962页）。其创作态度如此，编书动机当然也不例外。相比之下，环顾当今学界，有多少人能像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那样，放下作家架子，舍弃学术腔调，俯首甘为孺子牛地为中小学生服务呢？
杨振声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关于晚年杨振声，我了解很少，只知道他除了被安排为吉林省人大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外，还写过一些东西。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一九五五年所写的《回忆五四》一文了。在此之前，批判俞平伯的运动还如火如荼，但是他在文章中却如实地追述了他和俞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篇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文章，可能也是他临终前最精彩的一笔。
对于杨振声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萧乾先生曾予以很大关注。早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萧就多次致信杨蔚和她的弟弟杨起，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父亲的作品收集起来，编成一套文集。萧在信中十分动情地说：“杨先生是五四的大将、大作家、大教育家”，“他一生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多好事，也留下了极其可贵的作品，不收集起来出版，太可惜了。”萧还说，“杨先生也是我一生的恩师”，“我一定负责交涉出版事宜”。至于《文集》的序言，他在答应保证要写一篇的同时还指出，从资历和名望来看，即便是朱光潜、茅以升、金岳霖不能执笔；也应该由沈从文出面作序。这些书信还告诉我们，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已经“慨允担任文集编辑”，后来沈从文也欣然命笔作序。我不知道该教授的工作进展如何，只是据“杨起事后说，沈写的近似大批判，无法采用”。（《萧乾书信集》致杨起、杨蔚函）对此，我看倒也不妨原文照录，以存其真，这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命运也许是一份难得的资料。另外，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事情难遂人愿，我一直没有见到该文集出版的消息。我想，倘若这件事因故搁浅的话，又难免要让人扼腕长叹了：值此出版事业日益繁荣，各种“文集”争奇斗妍的时候，莫非就不能给杨先生留个立锥之地？
于是，我只能从手头仅有的两篇文章中略窥其思想风采和学术旨趣了。
第一篇是抗日战争时期杨为罗常培的学术随笔集《苍洱之间》所作的序。这篇文章除了当时随书印行外，曾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大公报》上，如今又收入新版的《苍洱之间》，所以很容易看到。文章说，这本书是作者在“白天游山，夜里考古”之余写成的。这种寓严肃工作于“游戏”之中的治学方法，与其说为了休息，不如说是一种更积极的研究。因为这种方式既不至于压迫我们的灵魂、糟蹋收集的资料，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学问太死板”，让“我们的人生太偏狭”。相比之下，他以为徐霞客爬山涉水的精神固然使人感动，但是读《徐霞客游记》，却感觉不到“他对山水有心领神会的乐趣”。总之，这篇序言所要表达的一个意见，就是对于有条件的学者来说，也应该多做些这种“铸山范水，嘲风笑雨”，探究学问，抒发性灵的笔墨“游戏”（《苍洱之间·杨序》）。我想，上述道理或许也是如今“八股学问”日渐式微，学术随笔大受欢迎的真正原因吧。
另一篇是他在朱自清去世后所写的《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作为相交数十年的知己，杨振声在高度赞扬朱自清文学成就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尽管近代散文早已“摘却了假发，卸下了皂袍”，撕破了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尽管“抗战前我们便有‘大众语’的运动，……抗战期间我们又有‘文学入伍’与‘文学下乡’的口号”，可是人们并没有像朱自清那样认真学习、努力使用大众语言，这就使许多作品缺少“语言的灵魂”，因而也就一直“打不进民间去”。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当今那些置本土大众语言于不顾，却热衷于生吞活剥西方话语的人们，也应该是无情棒喝。
写到这里，我又不免联想起近年来学术界的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有人以时代不同为理由，在宣称鲁迅传统早就过时、学术与大众的有机联系已没必要、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职能也应放弃的同时，主张只有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所谓“学术话语”和“专家文化”体系，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争得“学术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能不痛心地发现，学术研究的失范、学术人格的萎缩已不鲜见，学术职称的贬值、学术垃圾的泛滥还在继续。所以我担心，如果没有了人民大众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学术研究即便是再度戴上假发，穿起皂袍，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也难免要沦为装潢门面的摆设或装腔作势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中人在面临“你们有什么用”的诘难时，纵然是伶牙俐齿，也会处于“失语”状态。因此，虽然人们对目前方兴未艾的随笔热褒贬不一，但是我却以为，好的学术随笔不仅是遏制“学术滑坡”的一种文字“游戏”，而且也是实现学术民众化、语言大众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最让我肃然起敬的还是他们在编写中小学生教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博大胸怀和从容态度。做这种工作时，他们既没有被名缰利索所困扰，也无须为评定职称而苦恼。所以我觉得，当人们醉心于各种大型文化工程以便名垂青史，或汲汲于炮制专著论文以便评个职称的时候，当青少年人文知识不断滑坡，并且影响到他们的教养、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时候，当有人在指责中国人素质太低的同时，却又对十几亿中国老百姓的文化教育需求不屑一顾的时候，有良知的学者真应该像“五四”先哲们那样，把学术民众化、语言大众化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样，“五四”精神的薪火才会延续下去；我们的生命才不会被那些虚名、实惠所误。
由《〈阿Q正传〉研究》而起
？ 路 莘
其人其事
一九五五年发生胡风案时，耿庸三十四岁，在其已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在写作杂文、小说之外也写作评论。他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开始写作并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较之他当时的其他文章或著作更具有代表性。而这部篇幅不大的书，出版不久就得再版，但随即也横遭指责，书店突然停售。也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他被捕的那一天，公安人员向他宣布：这是一部“反党的书”。这罪名是严重的，却是他始终未能接受的。
一九五一年，耿庸经过艰辛旅程从台湾经香港和广州，终于回到上海，在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担任文艺学教学工作，随后受聘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在“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戏剧”和“创作实习”）课程的第一讲就是《阿Q正传》。就在此时，冯雪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论〈阿Q正传〉》一文，立刻引起他论战的激情。这不仅因为他反对认为鲁迅思想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这样的“定论”，还因为，冯雪峰此时发表的这篇论文与其在此五年前即一九四六年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著作所阐发的对于鲁迅思想和《阿Q正传》的基本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一向钦佩冯雪峰的耿庸在讲授《阿Q正传》中引用过冯雪峰以前的论点，他于是感到“受了欺骗”，感到气愤。一九五二年二三月里，五六万字的《〈阿Q正传〉研究》写成，此后作了六次修改，也多少删削了些对冯雪峰的过火的讽刺，但还是难于平心静气。书出版时，耿庸已从震旦大学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工作。
现在已无法去讨论对于《〈阿Q正传〉研究》所进行的“批评”的道理了，从一开始，这场“批评”就超出了学术讨论的目的、意义和范围。而随后，耿庸署名的文章在报刊就难以发表。而一九五四年一年中，新民晚报之所以能发四十几篇署名为“郝夫”“劳默”等的文章是因为编者并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耿庸。
八十年代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六卷本《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第五卷）在总结中国的鲁迅思想研究时说，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是“他所属的”“胡风学派”的观点“更全面”“更系统”的论述。这个“胡风学派”词组，我还不曾在别处看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我也没有从这部大书里看到解释。和在这部“资料”中同时出现的“胡风派”一样，它们究竟是政治概念还是学术概念，是颇令人困惑的。但不管这些词组出现在这部大书中涵意如何，它倒是提示给人们一种事实，即五十年代对于牵连进胡风案的人的作品的批判，与其说是从作品本身而论，不如说是因为作者被划定在一个特别的“圈圈”里。在一九五三年，虽然还没有人想到两年后会把这些文人们定为一个“反革命集团”，但“胡风派”“胡风集团”以及“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等等实际上已是一种很有份量的政治性的划定，于是，被以各种名目划定为“胡风派”人的文章注定了将要面临的遭遇。
到一九五五年，《〈阿Q正传〉研究》的“问题”已不是“观点”上的了，而是“向党进攻”的一部分了。
从解放到现在，前后五年中，在上海的胡风反革命匪徒，配合着胡风在北京的阴谋战略，同样发动了几次对党的进攻——讨论《武训传》时是第一次，文艺整风是第二次，讨论《〈阿Q正传〉研究》时是第三次，最后一次在检查《文艺月报》的当时。总之，他们干尽了各种各样的坏事：如诅咒、谩骂、挑拨是非、造谣诬蔑，无不极尽其能。
魏金枝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概况》（发表于1955年7月号《文艺月报》）中的这段话实质上点明了《〈阿Q正传〉研究》被划定的性质。
声讨的浪潮淹没了这本“小书”本身的内容、本身的意义。《文艺月报》一九五五年五月号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声讨文章中说道：“一九五三年，据通讯员反映，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新文艺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支持和授意之下，拿到胡风集团的根据地——泥土社出版了。耿庸像胡风一样，企图打着鲁迅的招牌，抗拒党的思想改造运动。”类似的文章也在《文艺报》《文汇报》先后发表。
尽管热衷于讨伐的人们以其严厉的姿态指责《〈阿Q正传》研究》的作者是“向党进攻”，但就在这一年，冯雪峰在他的《论文集》重印时，却修改了他原先的论点。
一九八四年，淮阴师范学院教师闵抗生在他的《说不完的阿Q》一文中，提供给我们一个历史事实：
耿庸的书出版后，冯雪峰同志不但没有被那尖锐的言辞激怒，而且接受了他认为是正确的批评。一九五五年第五期《文艺学习》发表了冯雪峰的《阿Q正传》，在“作者附记”中，他说：“我在一九五一年曾经写过一篇《论〈阿Q正传〉》……收在《论文集》；后来我觉得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论点在解释上是有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这一篇是最近写的，论点上恐仍难免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据冯夏熊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为《鲁迅的文学道路》一书所作的《后记》中说，后写的《阿Q正传》“几乎可以看作是为了纠正前一篇错误而写的”。尤其值得钦佩的是，当冯雪峰为纠正前一篇错误而写《阿Q正传》的时候，正是他的论敌遭遇不幸的时候，身居要职，享有盛誉的冯雪峰同志不仅没有借此来个不认帐，甚或反咬一口，相反却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空泛”和“有错误”。至于《作者附记》中不提耿庸的名字，而是说“我觉得”，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对耿庸说什么公正的话了。
也因为冯雪峰的这种学者境界，曾经在《〈阿Q正传〉研究》“二版小记”中检讨自己对冯雪峰“态度不够冷静，有所过激了”的耿庸在以后几十年中，一如从前那样对冯雪峰深怀敬意。《〈阿Q正传〉研究》的论战对象是冯雪峰，但如果仅是与冯雪峰个人的争论，它未必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它实质上反对的是当时“已成定论”而在耿庸看来是对鲁迅思想作庸俗武断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片面性观点。同时对于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性格及其发展的理解，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坚持自己的见解，因为对这种不合流的见解的执着，他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耿庸失去了人身自由达二十五年。而在一九五七年，冯雪峰也被说成是“胡风派”的人，甚至是“鲁迅受胡风蒙骗”的主要责任者而受到迫害，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然而，不管事实被怎样歪曲、怎样掩盖，事实还是事实。无论是冯雪峰，还是胡风，还是《阿Q正传〉研究》的作者，他们或许观点不一、见解不同，但有一点的确相同，他们对鲁迅有着真诚的敬仰和热爱，这种感情，表现于他们的文字中，也渗透到他们的人生观中。一位从事鲁迅研究的大学教师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是经过鲁迅精神浸染的人。”这给予我很大的启示。
《〈阿Q正传〉研究》作为研究《阿Q正传》的“第一部专著”，在初版再版的当时，备受关注。而就作者个人写作生涯而言，这部著作显示出作者无论在鲁迅研究还是在理论思考上都走向了新的深度。然而，他的研究就此被迫中断。在他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他甚至无力保存住一本自己的著作。在时隔二十多年后，他从友人手中得到一本已陈旧的《〈阿Q正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