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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无力保存住一本自己的著作。在时隔二十多年后，他从友人手中得到一本已陈旧的《〈阿Q正传〉研究》时，真仿佛有隔世的感觉。
一九九七年的春节，我听王戎讲述了他得到这本书的经历。倘若不是他亲述，我真难相信那一切是真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同住一个屋里的一个劳改人员那里偶而看见了这一本《〈阿Q正传〉研究》。这个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后来加码为“反革命”，以后送到了新疆劳改农场。我极想要这本书。当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日子是在饥饿里挨着过的。我们每天劳动，农场每天定量供应两个馒头。我给他两个馒头，分两次，一次给一个，自己少吃点，换来了这本书。
这两个馒头是每天承受着沉重体力劳动的王戎一天两餐的宝贵食物。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把这本书带到了新疆。他不去问，他只要能够得到这本书。也许获得两个馒头的对方也不能想到，他的这本小小的书能有如此大的价值。在当时的境况下，就一般情况来说，即使是黄金二两，也未必愿意用食物去交换。
一九七九年，从新疆劳改农场回到上海的王戎将这份特殊的纪念品——这本《〈阿Q正传〉研究》送给了耿庸。这本以朋友忍饥挨饿的付出换得的旧书，不仅让耿庸恍如隔世地看到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旧作，而且它实际上还以其饱含王戎的深挚友情而成为耿庸珍存的一本书。
历时二十五年的错案得到纠正之后，耿庸恢复了名誉。但此时，他已经找不回在受难的日子里失去的以往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文稿。一九八四年，海峡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杂文集，一些好心人帮他在旧报刊上找到不足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间创作的百分之二三的文章，后又找到少量五十年代发表的文章，编成一本《回收》在一九八五年出版。
我曾从上海图书馆的书目中看到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从糖业看台湾》《他就是你的敌人》《论战争贩子》等著作，但由于图书馆搬迁的影响，我至今未能再见到这些书。王戎送给他的这一本《〈阿Q正传〉研究》是他以前出版的旧作中留存的唯一的一部著作。
不知该说是人因文而受难，还是文因人而受难，也许是互为因果，无法分别。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胡风学派虽然受到粗暴批判，但他们有学术上的价值，在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也的确，在《〈阿Q正传〉研究》出版后的几十年中，对于它的评论仍在书刊中出现。然而，这部小书自作者“案发”时起就被打入冷宫，在以后并未得以重印，于是，无论对其作怎样的褒贬，对于看得到评论却看不到原著的读者来说，仿佛是参与一场“缺席审判”。而且事实上，几十年被划定的“胡风派”符号仍然有着其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使本来学术观点各有特点的人因为被网在同一种符号里而阻碍了人们对他们的理解，甚至使他们各自有区别的学术思想被框进一些内容不明确的概念中，这毕竟是令人遗憾的。
一九九六年，耿庸把这部专著编进了他的文学理论文集《文学苦话》，他原说要为《〈阿Q正传〉研究》的重印写一个长长的后记，写出他长久以来累积于心头的话，但以后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些话都可说可不说，他只需写个小小的说明，提示读者注意这是五十年代的作品。后又觉得这个说明也似乎不很必要，因为原书中已注明写作和出版的日期，不必再作说明。最后决定将这部小书原样重印，一字不改。
事隔四十多年，使这部小书重新面世，并不是要为它作什么“正名”，它的主要意义只在于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一份真实的完整的资料。这其中是一个热爱鲁迅的作者在鲁迅研究方面的心得，或许仍可供参考或思考，而同时，这本书以及围绕着它的非非是是也还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迹。
一九九二年五月，耿庸回答记者提出的有人说张中晓五十年代也很“左”的问题时说：
现在倒回去读五十年代的评论作品，大抵是会有一种或多或少的格格不入的反应。批评文字中喷出那种“左”味儿的豪强气，中晓的文章有，我的文章也许更重。如果说这是由于作者某种程度上的幼稚的偏激，恐怕不如说形势比人还强。时代风习成了一股潮流，那冲激是很难抵御的。
今天看看那些论战，也许会令人难以置信。但那却是历史。我又想到艾晓明在纪念李何林的文章《怀念》中的一段话：
在国门内外，我亲身体会到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在学识修养上的差距。但我以为，这种差距尚可由时间来弥补；真正的隔膜，我们之间不能互相明白的是历史，不同的历史横亘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是难以越过的丛山。
在他们看来，很多观点是不言自明的，在大陆却要经历反反复复乃至你死我活的论战。而且，即使是今天看来较为正确的一方，坚持的也不过是类似文学常识的东西。
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历史，但也是悲壮的。我们毕竟不能把明知是圆的地球说成是方的，倘若人们必须要为说“地球是圆的”这样一种事实而付出代价时，坚持这个简单事实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这事实的本身。
胡适春秋里的公羊谷梁——读《胡适口述自传》中的“唐注”
？ 单正平
书屋品茗
题目这句话，是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的夫子自道。我读罢此书，有兴趣写段文字，正是冲这注释来的。因为，正如唐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中很难看到新东西。胡适先生此书的重点是对自己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而这评价与他几十年前的观点并无大变化，所以对一般稍微了解一些现代文化历史的人而言，胡先生口述本身的阅读价值不高。但唐德刚先生在把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唐先生在这些注中所表现出来的学养见识和在大陆学者中难得一见的才情风致，真正让我有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钦慕之感。
关于胡适先生，论其学术，记其行谊，评其功过得失的文章著作多矣。然而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还没有见到哪本书比唐先生这些注解评论更为中肯、深刻、精彩。这当然与唐先生的阅历学养和机遇的非同一般有关。唐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即有对中国郡县制的独创研究，获得顾颉刚先生的赞赏，后又由台湾而美国，几十年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他在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研究工作期间，直接纪录整理了李宗仁、胡适等人的口述，这使他在与这些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长期直接交往中，不但非常具体地掌握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极大影响到他历史论著的写作方式和文化品格，这主要体现在他熟悉中西文史哲却又很少经院学者的夫子头巾气，而是始终不离研究对象个人，始终在研究中显露自身，始终不惮于表达尖锐独特的分析评断，从而使他的文章具有相当浓厚的人的气息和个性色彩。这在《李宗仁口述》的序言和《胡适口述》的注释中都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表现。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我粗浅的理解，绝唱，是因为后来的历史著作十有九加一都是官家修撰皇帝钦定的东西，这些著作被剪裁伪饰后固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历史家却从此不见了踪影。刘知几、章学诚一类大学者固然极有史识，但他们只有对历史和历史著作的研究，自己却不可能像太史公那样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出独立的历史了。所以《史记》既空前，又绝后。而以离骚相比，无非是太史公的感情充沛，志趣高远，文章极其优美精彩。这在以后的历史书中也极难看到了。而近代以来，个人写历史虽不再犯禁，但现代历史之复杂和意识形态之控制干预，使司马迁式的历史家再世几乎成为不可能。近现代的历史著作虽然汗牛充栋，真正经受住历史检验，证明是不朽之作的似乎极少。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成了分工极细的无数个专业，历史家能在其中之一作出成绩，已经难能可贵，谁还敢奢望效法司马迁写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现代人精通历史的观念，擅长创立关于历史发展的各种学说和理论体系，但无法写出真正伟大的历史。这是现代文化诸多悖谬现象中比较突出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看到诸如《万历十五年》这样的著作已是幸运，至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则干脆不敢抱什么奢望。我们只能从种种专题研究、阶段研究、个别人物研究中得到历史真相的一鳞半爪，要想在有限著作中全面了解这一百多年历史，几乎不可能了。即使号称最权威的费振清主编的剑桥中国近现代史，给我们揭示的历史真相也极其有限，而且读来味同嚼蜡。唐德刚先生自然没有伟大到可与太史公相提并论的地步。他既是现代人，当然不能不受这时代的限制。但我从他的著作中，却明显感到真正史家的精神风采。其文字虽非绝唱，颇有精言；不比离骚，诚属妙音。这样说还是太抽象，试举几例。
在该书最后一章，唐先生有一个长注，专谈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他先认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然后断言中国的学术只能是发展中学术，“也就是一种不新不旧，不中不西，土洋并举，风力电力两用的‘机帆学术’。在这个阶段里如舍‘机帆’不用，而去搞‘原子轮船’，便反而‘不恰当’了。……既然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学术界还停滞在‘发展中’阶段，胡公受了时代的限制，他也不能单枪匹马，闯入‘已发展’阶段了。用一句胡适自己的话，就叫做‘矮子限制了长人的发展’。”唐先生的这个大判断我以为现在仍然是正确的。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年轻学人，一般都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很少有人承认中国的学术只是发展中学术，人人都想“超英赶美”，作学术上的原子轮船，结果是虚假的理论，体系满天飞，实际连个机帆船也弄不好。现在出国讲学访问的学者多了，常听见这样一种说法，国外低能的学者其实很多。言下之意我们并不比别人差。个别看可能确乎如此，但整体看就错。北大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学府，其中难道没有混饭的南郭先生？一个地方的师专不入流品，其中难道没有个别优秀的学者？八十年代研究古代文化出名的学者萧兵先生就是淮阴师专的教师。胡适先生感叹矮子限制了长人的发展，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的图书馆固然没有如今数量多，规模大，但文化人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里，要看到买到国外最新图书总不是难事。现在呢，除了极少数单位有外国书刊可以阅览，一般非专业研究人员，比如现在的自由撰稿人，要直接接触国外文献，几乎不可能。唐先生在这条长注中也举了一例。他一九六五年访问印度最高学府德里大学，该校藏书只有区区二十五万册，刚好和唐先生本人当时主管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汉文图书数量相当。“硬件”如此，怎么能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胡适先生故去已三十多年，唐先生写出这些文字也已近二十年，中国的学术虽说有很大进步，但不能说有根本改观，至少在图书资料方面就非常不尽如人意。因此中国学人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整体上要达到国外同行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评论胡适的红学研究时，唐先生有一个长注，对六十多年的红学有一个总的评价，对包括胡适在内的红学家们的局限有大胆而尖锐的批评：
再者，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周汝昌在书中那种与高鹗简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红学界”里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唯鲁迅与林语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愿用情哥哥寻根究底的考据憨劲，但是他二人却代表“红学”里的作家派；他们的话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我不知国内有哪个历史学家还能对红学有像唐先生这样的见识。在涉及胡适对六朝文的“诋毁”时，唐先生作注批评说，六朝文锦心绣口的美感，“岂是‘实验主义者’所可一点一滴地‘实验’出来的。对文艺灵感不深的胡老师，还以少说为是！”
这种近乎尖刻的文字，在他的注中并不鲜见。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唐先生对胡适的尊敬与推崇。尽管他的见解不一定都正确，但这种大胆直率的行文，正显示出唐先生过人的史家勇气和个性。
为书作注，无论中外，都有悠久传统。中国历来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两大注释方式。唐先生的注，两者兼而有之，但更多的是后者。然而这种“注我”并非像康有为那样，以歪曲古人之意来表达自己思想，而是对胡的思想作评判，甚至常常跑野马式地在根本无需作注之处随意发表自己感想，穿插不少逸闻趣事。比如说有一长注讲到抗战时期重庆中央大学学生泡茶馆谈学问的情景：
……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都真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大把胡子。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虏伯”，纸声嗖嗖。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棋无牌，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朝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有时桥牌打够了，饮食男女谈腻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换换题目，大家也要谈谈“学问”。就以笔者往还最多的，我自己历史学系里的那批茶博士来说罢，谈起“学问”来，也真是古今中外，人自为战，各有一套；从《通鉴纪事》到《罗马衰亡》；从“至高无上”到《反杜林论》……大家各论其论。论得臭味相投，则交换心得，你吹我捧，相见恨晚！论得面红耳赤，则互骂封建反动，法斯过激，不欢而散。好在彼此都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来日方长，三朝重遇，茶余溺后，再见高下……
这种大学生活，令我们这些好歹也念过大学的呆鸟真正羡煞！又比如他在胡本文“五四”运动一章开头加了一注，除全文录入唐先生自己在一九六九年写的一篇关于“五四”的书评外，还记述了那一年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趣事，值得转录如下：
距今天整整十年——那是“五四运动的五十周年”，一九六九。其时太平洋的东西两岸，正唱着一出“文化大革命”的对台闹剧。在“日没处”的中国大陆之上的知识分子，正一批批地在戴高帽、游长街、坐牛栏；同一时期那“日出处”的美洲大陆上的老知识分子，日子也不大好过。今日红极一时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那时在哥大就四处躲藏，不见天日，险遭“猪栏”之灾。笔者就亲眼看见那四处追捕他的长发学生，口喊“猪猡”，并真的抬了一条活猪，直闯布氏办公房，破门而入。孰知这位“八戒仁兄”佛性不纯，又捆绑未牢，它一时猪性大发，咆哮起来，横冲直撞，一时猪嘶人喊，粪便淋漓，好不乐煞人也。这时布热津斯基虽然早已逃之夭夭，但是他的办公房内“猪栏”之气，却数日不灭。
类似例子还有不少。这样的注，虽然好像与真正的注相去甚远，但却从别一角度，开阔了读者对“五四”、文化大革命的感性认识。这比枯燥地讲一堆道理或罗列直接证据，要生动得多。读这种注，实在是莫大的享受。这正是唐先生自谓胡适春秋里的公羊传的生动例证。至于唐先生对胡适一生某些史实比如博士学位问题的严密考证，读者想必也无兴趣，我不再举例。
喜欢了解现代文史的读者，不读这书中的注释，实在是一大遗憾。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5年二版）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