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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更能凸现帕特逊这个人的性格：严谨而夸张，炫弄而随和。
帕特逊就偏爱修饰、主攻修饰、得益于修饰。当战地医生时，他搞出个伤口修饰；当医学博士时，他研究器官修饰；当专家学者时，他提出基因修饰。读懂了帕特逊，似乎就可以明白在那个国度里，为了留住春色，有人给枯草喷上绿漆；为冲淡对人类的破坏，有战争艺术家给每次屠杀起上好听的名字。
但是人的修饰再怎么样夸张也赶不上自然的修饰，巍巍潮澜使教学广场一口气向四周铺开去，使足下与远方相接，现实和幻想勾连，复杂的本质与简单的表象交融。于是帕特逊亦生出些感叹，说道：“美丽的广场，仿佛在梦境中出现。”
的确，这是帕特逊上次来学校时所没有的。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多，学校将原来的教室、学员食堂拆掉，新建了现代化教学馆和教学广场。
“怎么样？可以和你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大楼前的广场相媲美吧？”傅潮声说。
“还要大，尤其是雾色很美，而生物技术研究所前面的广场堆满了令人头痛的汽车。”
帕特逊的话，让傅潮声的思绪跳跃到华特里德的那个半环形的巨大停车场。那里密密麻麻全是闪亮的轿车，轿车便是美国大地上流淌的饰物。不过下班以后，广场及周围漂亮的绿地还是非常赏心悦目。
“还记得我们关于基因的争论吗？或许现在可以称之为感性对理性的预言？”帕特逊说。
傅潮声“噢”地应了声，大笑起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的思绪也正徜徉在美军那个生物技术研究所曲折的楼道里，徜徉在人生某种转折的早期往事之中。
那是二十年前，傅潮声作为我军第一批前往美国的军事医药卫生访问学者，在华特里德美军生物技术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帕特逊是他年龄相仿的同事，两人经常在实验室彻夜工作，因而也经常在暮色下的停车场散步，更经常在空荡荡的广场上争论不休。两人的友谊是在不间断的争论中建立的。他们的争论甚至演变成了习惯性的抬杠或狡辩，从谁的妻子优秀到哪个国家可爱，不论什么命题，只要你说对，必然他说错，直至争个面红耳赤，这不仅成为两人激发思想火花的重要方式，也是两人学习对方的有效方法。傅潮声临别时曾说过，要是再和老帕争辩下去，连他英语的音调都要同化成帕特逊的加利福尼亚口音了，而帕特逊抱怨说傅潮声再不走的话，他就准备信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改姓孙——把姓倒过来读作“孙特怕”。
当时在美国，基因工程也仅仅是个时髦的提法，生物技术仅仅用在降解原油成分和培育新植物种苗方面，重组DNA的工作还在无休止的生物安全性争论——美国人总是首先争论安全——之中，更为宽松的政府政策尚处于研究当中，而军方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已冲开重重阻力埋头苦干了。帕特逊和傅潮声当时所从事的均是病理学研究，但他们似乎同时发现了基因工程的不可预知的神奇力量。
基因工程是什么？那时他们从这一简单问题争论起来。
“从字型上看，基因（gene）是情报（gen）。”——当时所里的基因研究是高度保密的，特别是对苏联——“是将军（Gen）”——那是帕特逊当时的最大梦想——“是杜松子酒（gin）。”
“不不，要我说，从字音上看，当然是汉字的发音，基因（jīyīn）是剑（jiān），是饥
鹰（jīyīng），是金（jīn），是鸩（zhèn）——毒药……”傅潮声说。
这就是一个健康活泼的科学婴儿迅速长大的过程，而学者当初的判断就如同算命先生一样，说不清是凭着非凡的洞察力，还是大胆的想像力。
此时，帕特逊收敛笑容，正色对傅潮声说：“你看，事实证明你未成名时的论断都是对的，只是毒药一说尚未成现实。”
“还是你对，基因是你身价倍增的情报，是你终生享用的美酒，只是将星暂未戴上，那也是指日可待的。”傅潮声笑道。
两人聊着，已走到教学馆门口，帕特逊细长的脖子转向门口高大的方形立柱，注意到立柱表面的砖形花岗石上刻着汉字。
“这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校毕业考试冠军的名字。”傅潮声解释说。
“好主意。”帕特逊说，他站了站，忽然走上前去，拍拍一块砖说：“她是我那里的。”
傅潮声循着他的大致方向，不用细看，就知道帕特逊说的是江之湄——傅潮声的博士生，两年前安排她到帕特逊的实验室做客座研究，并深得帕特逊的喜爱。
这从他能一眼认出江之湄的中文名字便可得知。
“帕特逊你又错了，”傅潮声在他肩头推了推，示意他继续走，因为后面有学员队走了过来，学员们不便超过他们，纷纷驻足观看，“她是我这里的，到你那里只是暂时观光。”
“暂时观光？”
“是啊，相对于人生之旅来说。”
“我还希望江之湄小姐能够延长研究期限，以便把我的课题做得更深入呢。”
“与你想到一处了，我也希望她把我的课题做得更深入呢。”傅潮声说。
“这就是说，校长先生不会同意江之湄在美的工作延长喽？看来江之湄对你的判断是准的。”
那么江之湄也有很快回校的打算了？傅潮声听了帕特逊的话，心里在想。在没有征求江之湄意见的情况下，与帕特逊讨论这一问题为时尚早，所以他不想多说。
他已有很长时间未与江之湄联系了，待忙过这一阵子可以问问她的想法。
这时，傅潮声注意到今天的学术厅门口景象与往日不尽相同，进出的人流庞大且匆忙，科研部的参谋在往场内搬运折叠椅，以弥补座位的不足，就是已占好位子又出来吸烟的瘾君子也较以往认真，喷云吐雾似在做大快朵颐前的准备工作。
帕特逊也注意到前面的热闹场面了。当然，这种场面对他来说并不少见，但他还是将胸脯挺了挺。
国际学术厅的墨绿色地毯刚刚经过养护，散发出淡淡的栀子花香味，每个座位前摆放的可口可乐罐在顶部射灯照耀下熠熠生辉，时而有打开易拉罐的“啪啪”声，为音箱中低低传出的猫王艾维斯·普里斯莱的摇滚旧歌点缀着别致的节拍。
帕特逊的演讲将在8点30分开始，但他坚持提前半个小时到场，以便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沟通一下。
帕特逊是江山军医大学，特别是傅潮声创立的基因研究所的老朋友，在这里有不少熟悉他的人。他一进门，傅潮声的另一个博士生、军医大学基因研究所的梁锷便迎上前来。
梁锷曾在帕特逊手下工作过一年半，是比江之湄早几年的访问学者。他们的见面显得特别亲热，梁锷首先解释说头天因为实验缘故未能到机场迎接，而帕特逊却夸奖梁锷的新式贝雷帽真帅气。梁锷当即摘下帽子送给他，这真让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取下自己的船形帽回赠给梁锷，并立即戴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贝雷帽，“啪”地敬了个十分夸张的美式军礼，脸色因兴奋而泛红了。
梁锷让帕特逊在他的船形帽上签上名字，戴在头上试了试，也照帕特逊的样子敬礼。
会场上已经到来的人们报以一阵轻笑。
随后，梁锷变戏法儿似的从身后拿出一张装潢精美的电镜照片。那是他在脑细胞培养实验中发现的一个有趣的分子结构，经电泳溴化乙锭染色的DNA片段清晰地排列出“LVP”字样，几个字母正是帕特逊全名Larry。V。Peterson的缩写，这种出现概率起码在百万分之一。梁锷用计算机将背景处理成玫瑰色，将DNA染成海蓝色，将照片过塑并简洁装潢，在灯光下亮晃晃地反着光，就如同一面变幻着萌发着的美国国旗。这面艳丽的旗帜不仅能插上月球、遨游太空，也能步入微观世界，甚至插到基因当中去！这念头仿佛在异域他乡突然唤起了一番美国崇拜，因而图片对帕特逊产生了极强的震慑力。
他惊呆了片刻，右手情不自禁地伸至左胸前，继之醒悟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旗，便转而大声地“哈”了一声，“送给我的？”他问。见梁锷得意地点头，不禁也得意地说：“在历史长河中留名，不如在现实空间中留名。而现实空间留名，莫过于这一超微结构的奇妙和绝版了！”
见到这幅照片，傅潮声也觉得整张图形有一种独特的含意，似乎造物之神赋予它西语字母的形象的同时，并未忘记带上些更为含蓄的汉字风骨，这个念头萦绕着他，直到帕特逊将图片收捡好。“那像是个中国书法‘劫’字，类似于明代沈粲的草书笔法。”他突然想到，于是不由得笑了一下。
这似乎又构成了与帕特逊争论的立意制高点。不过，此时已不是二十年前，此景也不是抬杠的地方，此字又并不是可以那么轻易玩笑的，老帕虽说是个科学家，但同时又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故而他没多说话，兀自走开。
幸好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帕特逊身上，没谁注意到他。
傅潮声没有去安排好的第一排，而是坐在第三排的大学基因研究所莫行健主任旁边，两人就专业上的几件事交谈着。傅潮声就是三年前从莫主任这个职位上调任学校领导工作的。他们同属于基因所第一代拓荒者，共同奋斗过十多年，彼此肝胆相照，风雨与共，具有同一研究领域的同辈学者之间难能可贵的融洽与默契。而且按原计划，这一场报告会应是莫主任准备已久的“军医医学观念突破畅想”，现在这个报告给调整到以后去了。
帕特逊来到第一排的一个空位前，按下面前的麦克风按钮，讲台上的大屏幕立刻显示出他的身影。学术厅里安装的是全方位信息采控系统，每个与会代表面前的麦克风打开的同时，会场前方的摄像头会自动对准该代表摄像，并将他的图像与声音同步传输到大屏幕上。这套系统是学校医学电子工程系刚开发出来的，性能比欧洲最先进的电脑控制系统还要齐全。
傅潮声看到了帕特逊的举动。刚进门的老帕竟能如此娴熟地将这一系统当镜子用，倒好像初游大观园的贾宝玉曾有太虚幻境一梦作草稿为他打了底，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观察力和反应力。
帕特逊对着大屏幕将贝雷帽向斜下拉了拉，理了理几近花白的栗色头发，然后很神气地走上讲台。
“这半个小时是大家献给我的，当然大家是指各位早到的勤劳者。那些空位子还在等待着从容不迫的人们，而他们这会儿说不定是在梦中与更为高尚的伟人交流呢。”老帕就这样开始了他与听众们沟通的开场白。
会场上响起轻松的嘻笑声。
第一章（2）
作者：郭继卫
国际学术厅内的座位包括加座，基本上坐满了。大屏幕上出现了帕特逊多媒体讲稿中的第一张图片，是一位率真而英气逼人的中国女军官。
那是江之湄几年前的一张照片，也是她的正式证件照。
“在演讲开始以前，我想就任何问题与大家交流。因为来之前这位漂亮的中国女军官和我打了个赌，说我要是能在贵校讲台上聊天坚持到30分钟不被赶下来，就有可能拿到我的第三个中国的博士学位。大家都知道，这位江之湄是贵校尊敬的傅潮声校长介绍到我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她的出色工作让我感到骄傲，她的超级辩才更让我急着前来取点真经。那天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布什访华时专机里搭载了一只华盛顿蚊子，到北京后，它的中国朋友介绍它吸了一位中国军官的血，美国蚊子快乐极了，它从未吸过如此纯正的军人的血，而且还残留着隔夜茅台美酒的成分，那种陶醉美妙绝伦。江小姐立刻给我讲了第二个故事：受到款待的美国蚊子邀请中国北京的蚊子去美国，它们随布什专机到了纽约，中国蚊子决定找一个最能代表美国的人叮一下，结果它找到了自由女神。临别时美国蚊子问它的朋友有什么感受，中国蚊子说：美国人什么都好，高大、漂亮，可就是没有人味儿！”
会场里的人们大笑，有的年轻学员被逗得拍起手来。
傅潮声所坐的位子，使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外。大地上的潮澜已渐渐散去，存在着的真实又回到人们眼中。教学广场上行人已经很少，科研部长正在对参谋们说着什么，脸色不太好看。
傅潮声知道，那是因为高层次专家教授今天来得太少的缘故。从会场里就可以看出，给专家教授预备的前排座位至少有十几个是空着的，已有站在一边的年轻人开始觊觎着这些位子，就像候补卧铺票的乘客焦急等待火车开动那一刻一样。
帕特逊以前来校也要作场报告，也许有些专家是以为他这次会老调重弹。但是傅潮声已隐约感到，老帕此次要说的不是老调，即使是老调，也未必没有新词。傅潮声并不那么喜欢所谓美式幽默，但他喜欢琢磨那种即兴发挥的幽默中蕴含的道理。正像老帕刚才所说的一个逻辑内涵：中国的蚊子叮到的是一个象征和铜像，而美国蚊子的收获却是活生生的血，还是和平军人——带着酒味——之血！
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叮到了什么血？
“或许美国蚊子具备精确制导功能。如果中国蚊子也有，它就该去找帕特逊先生，那它恐怕会成为半个军事生物技术专家。”梁锷站起身，回敬了一句玩笑，然后向帕特逊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美军现代军事医学的发展是否也像军事技术那样，已经进入深刻变革的阶段？”
帕特逊笑了笑：“我本以为会前是一些轻松的话题。不过梁博士这个问题，恰恰将是对我今天演讲的一个重要补充，那就是长久以来，军事医学所处的状态仅仅是发展，而没有深刻变革。但是它的确酝酿着一场变革，可以说已到来，也可以说离我们不远。”
傅潮声注意到，帕特逊将从美军的一个优势、而相对来讲又是潜在困难的切入点分析这个问题。
“在美国，我们也在为观念的问题痛苦着。以下的内容可以算作朋友交谈式的个人观点而非学者的报告么？那么好，我想谈谈军事医学变革的窘迫。‘冷战’之后的一连串战争或战斗，打造了强大的美国军队和有效的作战方式，但是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顽冥不化者和战争疯子。一帮研究螺丝钉的人赢了，他们成了‘大发套’（Bigwing；形容重要人物），越来越小的伤亡让人蔑视军事医学的存在。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些战争多半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所选的对手没有军事均衡，不是军事上的战争。我们能够推论今后每一场战争都是像打萨达姆那种范式吗？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出现一批有眼光的专家学者促成这些改革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美军的决策层里就没有医科大学毕业生，比如像我这样的优秀人物（一笑）。他们没有给军事医学以公正的待遇和地位。他们对军事医学的理解，不过分地说，是从海明威的《告别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中，或者是在仁慈号医院船贵宾厅品尝由漂亮护士递上的咖啡的过程中去认识的。所以我要说，学医的同仁们，目光可别总是盯着书本和显微镜，关心一下军队的健康吧。”
帕特逊讲话时，一张字条从后面传过来。传到傅潮声手里时，他看到上面用英语写着：“‘二战’以来，你所说的那两只蚊子在军事上有合作的时候，有对抗的时候，你怎样看待他们的关系和走向？对抗在现在的形势下，是一种有益的选择吗？”
有些火药味的问题来了，傅潮声想。
继而他注意到，那笔漂亮的英文字体是用蓝色铅笔写的，字句带有“中国英文”的痕迹。特别是蚊子（Mosquito）这个字较为生僻，不易拼准，而字条中以一个字母“M”表示，既掩饰了词汇量上的不足，又暗喻另一个“M”开头的词“军队（Military）”，可谓一箭双雕。
傅潮声猜出写这个字条的人是谁了，那应该是林副校长，而且也猜出林副校长本人此时不会在会场，一定是在国际学术大厅后面平时称为监控室的教学指挥控制中心。
按照学校的惯例，一般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分管政工后勤的领导均不直接出面接见，报告会也没有安排林副校长参加，所以他是绝不会不请自来的。当然他也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这个演讲，校首长办公室与会场有网络系统相连，但那也不是他的风格。他就喜欢监控室里荧屏成列成行、镜头推拉自如、可观六路八方的氛围。
可以设想，此时林副校长让一个工作人员将便条传进会场，大概便点燃一支香烟，选了个舒服姿势斜靠在皮椅中，时而调一调监控镜头，以便更清楚地放出帕特逊的表情细节。而坐在不远处的同声传译翻译能够让他在第一时间明白帕特逊的每一句话。他可能穿着那件出访巴黎带回的银灰色茄克衫，浅色衬衣外打了条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