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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恐怕如今只有林副校长始终使用中华牌五星加粗红蓝铅笔，他的公文包中随时装着一把由公务员削好的红蓝铅笔，而且他的这些铅笔是从上海定做的。林副校长最早也是学医出身，虽说是个资深副军职领导，却比较注意当代科学进展，学术讲座也好，博士生答辩也好，他常常去听一听。抓学习是他的一贯特点，两年前他通过艰苦的学习，以同职级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国防大学高级军官研究生（在职）班，这在全军的将官中也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的英文书面提问并未让傅潮声感到太大惊讶。
倒是帕特逊拿到字条大为惊讶，甚至有一丝慌乱。他对中国军事医学界的朋友们太了解了，到这里的次数比他回到加州老家还频繁。中国的军队学者们大都是彬彬有礼，含蓄而温和的，多少年来，讨论也好，闲聊也好，除了学术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一般是科技与经济竞争，社会风土人情，顶多抱怨抱怨美方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所持的偏见态度。与民间的交流可能问什么的都有，但是在军队里，还从未有人直入“对抗”这一主题，尽管他们内心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此时这坦率的一问，让帕特逊感到了某种变化，就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上升到一个更深刻、更诚恳、也更复杂的水平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军事医学界成熟起来了？羽翼丰满了？有必要刮目相看了？
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不深奥，但细究起来，这显然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他不是外交官，或者历史学家，更何况他自身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和复杂的，既力求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又给予一些东西；既沉浸于浓浓的优越感，又为中国高深的文化历史所倾倒，充满着“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
一时他不知从何说起，下意识地掏出老花镜，于是找到了话头。
“两国的M最大的合作是在‘二战’当中。我们有相当一致的共同军事利益，当时在华美军最多达6万人，那是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期，不仅在军事上的合作，在教育、医学、工程技术等许多方面都有合作成功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两个民族间在文化、哲学甚至意识形态上的理解沟通。最大的对抗是两场在美国军队历史上留下巨大感叹号的战争，尽管我还参与过其中一战，但是说实在的，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些仗。或许就是因为在曾经真诚的协作之后，美国政府没有能够像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察觉的一样，正确选择真正的朋友。”
“Jam（‘蒋’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被夹住、卡住，而More（‘毛’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得到的更多。”梁锷在台下插话说。
“对呀，你对英语的感悟能力至少比杜鲁门先生强。”帕特逊说。心里想傅潮声的学生一个赛一个聪明伶俐，都有思维跳跃的功夫，又善极尽诡辩之能事，和他真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真正的朋友能够使人完善对世界的认识，而选择却已预先安排好了不易转变的结果。我看错误选择的根源是我们不懂东方的古老民族，还偏偏自以为懂了。”他甩动着眼镜接着说，“有个例子，就是我真正的朋友傅潮声将军所给我的教益。实际上越战时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他打美国飞机，我救治美国飞行员，我的工作量取决于他兴致高不高、打得准不准，也就是说我的饭碗由他安排。十年以后我们又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们经常彻夜长谈，那时我才知道我们曾为对手是多么荒唐。交谈中，他的中国哲学和天才设想滋补着我，那一个阶段我的论文致谢部分总打他的名字，顺手程度远远超过打总统的名字。我暗中祈祷让他有颗爱国心，好让他早点回国，而让我更容易在美国成名。”
帕特逊说着，连自己也笑了，他的笑声很奇特，要是用中国标准衡量，当属比较奸诈的那种，“没想到让中国多了个将军，而我缺少了中国智能的激励，连上校也快当不下去了。”
这一国际水平的马屁拍得颇为到位，令全场沉浸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之中。人们纷纷朝傅潮声坐的那个方向望去一眼，想知道他们的校长此时的表情。而傅潮声却无丝毫的笑容，心情反而复杂起来。
他同意帕特逊追溯“二战”来探讨当今世界军事格局的思路，但是如果说以“二战”后中美两军或可成为朋友来做假设，那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抛开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不谈，单就军事而言也并非是人就可成为朋友的，当年中苏两军的关系便是一个例证。实力没有互补性就构不成真正的朋友，朋友和对手是在同一个重量级上，朋友的建立必须具有可以相抗衡的实力基础。
傅潮声清楚地记得，以前他随团访法时，法国陆军医务学校专家曾谈过很独到的观点。那位法国专家认为，当时有两个国家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大战的取胜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从经济利益和霸主地位考虑决策，待两败俱伤时实施了决定性打击；中国以牺牲国土和资源为代价消耗牵制敌人、宁死不屈而“胀死”了以蛇吞象的日军。这体现了东西方两种观念和文化对侵略、对人类的态度，在现在和将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时傅潮声听着作为“二战”中被完全占领，但最终取得胜利的国民谈论这类话题头头是道，而我方的领队人物——按要求他们应出面回答所有问题——却没有对“二战”国际风云给予任何有深度的分析。
作为经济相对贫弱的那个中国，大家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帕特逊举了举他的眼镜，戴在耳朵上：“各位，中美就如同一副眼镜，对眼睛不好的人来说，戴上眼镜看得更清楚，眼镜是修正人的缺陷、正确认识世界的一个工具，要戴好眼镜必有两个耳朵，如果只有一个耳朵，那么要么戴不上眼镜，要么看东西就是别扭的。美国和中国就是地球的两个耳朵，人们通过它们才能够准确清晰地看问题。”
不过，傅潮声想，对中国来说，必须软硬适中到能够成为耳朵。在没有把握好这个度之前，与其坐而论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帕特逊可不是那种一门心思搞学术研究的夫子式学者，他对国际军事形势与发展有很深的研究。他也不是一个说话随便、玩笑而已的人，所以他的这番“高论”让傅潮声产生出更为强烈的修饰和虚假的感觉。
他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来夸奖傅潮声的吗？
“……我在此大胆提出美中三大‘战役’的想法，”帕特逊继续说。“‘二战’中，美中两军有过合作，战胜了法西斯；朝战越战中，美中两军对抗，美军失利，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而现在与将来美中两军军事医学竞赛，则会带来新的技术制衡和世界稳定。如果傅校长同意这个假设，我就有信心与他联手角逐若干年后的诺贝尔和平奖。”
帕特逊以为他这番话总算回答了字条上的问题，会继续迎来笑声和掌声呢，没想到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
台下一个小伙子大声说道：“美军当真认可与中国的合作优于对抗的关系了吗？最新的第六版《美国陆军士官手册》中提醒官兵们新的威胁，将中国排在第二位，比冷战对手俄罗斯还靠前，看上去仍有人从心理上将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呢。他们不应忽视中国军队成军80年从无大败，而且多半是以弱胜强这个现状，更不应该对中国从无海外驻军，也从未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事实熟视无睹。”
监控室里，林副校长听到这一提问，才觉得可算是对他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刚才帕特逊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并未认真听，他根本没有指望从帕特逊嘴里能够说出什么中美关系的精辟见解，倒是从监视器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现象：会场中为数不多的老一辈专家教授对帕特逊的闲谈，抱着一种警惕和审慎的态度，而年轻一代则多半是听得津津有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多以西方先进国家为师，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不应该丢掉自己的灵魂。大家都是大自然的儿子，说难听点儿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没有必要自以为是地盲目优越。在他的启发下，终于能有年轻人看穿中外关系中一些海面之下的东西，使学术交流能在清醒认识的指导之下。
这让林副校长感到欣慰。
傅潮声以为这个问题提得唐突，特别是后半部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帕特逊所讲的“美军变革”的历史背景，而美军变革又是基于越战失败“痛定思痛”的前提之下，这实际上给了帕特逊又一个教训人的话题。所谓我军“成军80年无大败”的说法，他不是头一次听说，似乎在一部分年轻军人中还有些市场。这是对我军“战无不胜”的另一种表述，但是这一表述若是用在新军事变革的探索中，却容易掩盖对许许多多新变数的认识。让傅潮声感到有趣的是去年他到俄罗斯，也听到他们之中有类似说法，俄方一些高级军事专家为此感到忧虑，认为如果美军没有经历越南战争，或者它能够在战争中真正达成了“让北越人相信他们赢不了”这一目标和战略的话，就无法想象美军会在海湾和后续的战场取得那么大的成功。更可宝贵的，是在顺境中仍然能够牢记败绩的教训，这就难以人人做到了。
可见，站在历史的和国际的大纵深中思考现实问题的意识，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是有待加强的。
略一踌躇，作思考状，而后帕特逊朗朗答道：
“认识到与中国合作优于对抗的关系，首先是政府的事。军人们对顽强的对手耿耿于怀，则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我要强调的是，认识到一场败仗的重要，并为此有所行动。至于说到中国军队80年以来无大败，我没有研读过中国军史，无从评说。但我现在要说：这没什么可骄傲的。经验从本质上是干扰变革的，教训才是变革的朋友。敏锐的鼻子应该善于从胜利气氛中嗅出失败的味道。出于我与贵校的友好关系，我想谈三个敏感的事件，就是贵国大使馆被炸，”他小心避免用“误炸”一词，“南中国海的撞机及处理，以及‘小鹰’号在公海施放干扰、造成中国东部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如果所有这些情况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同样猝不及防的形态发生，将意味着……”
“将意味着有人在穷兵黩武，破坏世界的和平！”前排一个比较激动的声音高喊着，那是药学系的龙教授。台下立刻沸腾起来，有争论的，有预言的，有感叹的，有忧虑的，有愤怒的。
帕特逊讲不下去了。他遇到了任何一个演讲者或教师都最难处置的局面，即所谓“炸堂”。台上台下双方的见解分歧太大，或跳跃性太大，以至于大家将角色与目的置之不顾，浑然忘我地发表着不吐不为快的个人见解，愈演愈烈，难以阻止。
实际上帕特逊的本意并非挑衅性的，他只是想说那些情况是意味着当前的基本作战手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军事医学也面临全新的保障要求，甚至面临全新的功能与作用要求，对军事医学的建设必须重新审视，美中在军事医学方面很有必要做朋友。兴许是“80年无大败”这层意思刺激了他，让他拿中国做假设列举了一些偏颇的例子，而他还自以为这些例子挺生动形象、具有针对性呢。
他安静而慈祥地微笑着，因大家在下面的声音都不是英文，他只能试图通过表情去了解大家的意思，而表情却是复杂的。大学就是大学，不同于研究所或是部队，没有什么人能够像大学生那样，享有那么多上帝赋予的生活与改变的权力。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过中国多次，充分体会到这片土地已不再是沉寂着的古老东方的童话世界，而他也不再是来自遥远西方的神话国度。这里已彻底地真实并活跃起来，所以就算此时有颗烂西红柿打到脸上，他也不会惊奇。
傅潮声从老帕讲到“80年不败”时，就注意到周围的窃窃私语了。帕特逊的讲话总是那么尖锐，也难免偏激，从整体上讲，他口口声声观念更新，但并未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就像一支上了膛的狙击步枪，不瞄上个什么目标就无法生存。
但他的思维走向很有意思。偶尔的思想暴露，更能让大家看清军事世界及军事医学领域的多样性和危险性。
看到会场乱起来，傅潮声一度想站起来示意大家静一静，听帕特逊将观点充分表达出来，可还未动，旁边的莫主任低声说道：
“‘你可以不说话，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傅潮声立即注意到，前排几位领导和老专家似有不悦之态，讲演中的争论再怎么说也是暂时的，讲演后的争论可能会是长期的、更尖锐的。身为校长，他此时的表现很可能会被固化成为一种态度的反映，被挑剔地甚至是历史性地评说。
现在看来，老帕已经激起相当一部分专家的不满了，自己不宜给大家造成支持他的言论的假象。对老帕来说，尽管他在国外很难碰到这样听众满座的热闹场面，但更为激烈的争吵辩论他见得多了，尽可以让他自己去对付，也可以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再也不是世界军事医学的听者和观者。
于是他只是和莫主任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正在外面安排参谋们打电话联系未到专家的科研部长，闻声连忙进来，招呼大家静一静，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这时，学术厅大屏幕上忽然切入了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信号。
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连帕特逊也从台上走下来，站在一边观看。
人们均不知道，这是监控室里的林副校长在挽救会场局势。
原来，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中美两国走钢丝高手同时竞技横跨长江天险。他们在险峻的夔门两岸山巅架起近一公里长的钢索，在这条离江面180米高的钢索上，新疆的达瓦孜演员和美国走钢丝艺人迎面而行。本来，迎着江风独自在钢索上行走已是险象环生，而两人行走又增添了更大的危险性，哪一方行走失误不仅自身难保，也势必给对方带来无法避免的灾难。也许他们俩此时更多祈求的是对方走好。
现在已到了让人最为提心吊胆的时刻：两人走到钢索的中心，必须一手操纵平衡杆，一手抱住对方，合成一体，双脚交换位置，完成世界上最难、也是最危险的“错车”。他们的技术和生命已不再是仅仅属于自己，而成了共同挑战人类极限、征服大自然的象征。
大家屏住呼吸，看到他们缓缓完成了位置交换。中国运动员拿过印有星条旗的横杆，美国运动员拿过印有五星红旗的横杆，向着各自的目标继续前行，且达瓦孜演员还迈出滑稽的“猿步”的时候，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第一章（3）
作者：郭继卫
科研部长不愿再让大家提出一些离题太远的问题，看时间差不多了，就上台正式介绍帕特逊教授，宣布演讲开始。
帕特逊被刚才电视屏幕上那意外的一幕感动得眼圈湿润了，他几步跨上讲台，说道：“很抱歉，也许我的假设是错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全新的军事变革后的作战样式中，你们的军事医学有所准备了吗？准备得足够了吗？”
他摘下头上的绿色贝雷帽，认真地在讲台右上角放好，掏出激光指示笔试了试，首先感谢傅潮声校长——他的老朋友对他的邀请，然后开始操纵笔记本电脑显示演讲提纲。
“关于美国陆军变革与军事医学发展这个问题，我将分作‘军事变革的牵引’、‘生物技术的推动’、‘信息、传感和材料科学对军事医学的影响趋势’、‘国际化的军事医学’、‘反恐中的军事医学任务’等方面奉献给大家。
“首先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些素来以办事马虎出名的政府雇员中，终于出现了世界一流的才干。这个部门就是美国军队。这里我们主要是指美国陆军。1991年2月，发生了一件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美军第一次在战争中首战告捷，而且只遭受了最低限度的损失，这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就是战备松懈。这种积习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以前，而且最惨痛的教训是在‘二战’后的韩战、越战，尤其是越战。从1972年到80年代，这种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大家看到……”
那两场对伊之战，傅潮声曾给予高度关注。对美军的越战研究他也并不陌生，关于那场战争的书籍他已收集了两百多本，特别是在当年赴美工作的时候，正值美国争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