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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的业务建设调研工作组到齐后，部长助理率干部部、训练局领导，参加了一次学校常委会，检讨“‘反恐’会议”特别是演习意外情况的工作，也算是对这一不宜再宣扬的特殊事件做总结、画句号。在此之前，上级通知下来，那个惹祸的教官已遣送回国，处理完毕。而国内媒体对“反恐”活动进行了轻描淡写的报道，部分境外媒体也做了转播。
好听的都让记者们说了，因而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查问题、找教训。
具体负责组织指挥工作的贾副校长也不管部长助理和别的领导愿不愿意听，一发言就肯定了整个活动，包括演习方案是在总部批准、层层负责之下，组织是有序的、策划是合理的、问题处理是恰当的、效果和目的基本达到。特别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果断迅速，避免出现恶性后果，是意想不到的成功——原话是“捡来的成功”，演习队伍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合格答卷。那个战术教官的异常举动，正好表明恐怖活动已渗透到方方面面，就在我们身边，防不胜防。要不是前期“反恐”训练开展得深入扎实，或者那狗小子不像现在这样瞎了眼，而选择另外时机搞事，结局还很难说。张主任的发病主要是他自己的问题，首先是身为参演医院的主任、教授，不注意学习掌握早已下发的“反恐”资料，完全没有警觉性和基本“反恐”常识，反而有抵触情绪、意气用事，其次他的发病是在演习结束以后，不应计在演习的帐上。
他的这一席话，倒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己的工作即使没什么功劳苦劳，也无重大差错。似乎说如有问题也是傅潮声等人的，与己无关。
林副校长的发言更加出乎傅潮声的预料，既没有指责别人，也没有直接表白他一贯不赞成、不主张这项活动的立场。甚至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俄方武器入关是武警边检部门负责的，而这项工作是由他分管的学校军务部门与之联系，尽管曾经提醒过边检的领导其武器装备的复杂性危险性，并主动邀请了警备区的武器专家协同一并进行入关检查，但还是让对方混带了数发实弹，成为要挟人质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当中的教训应该深刻汲取。另一个问题是会议前后，学校人员特别是演习的接触与参与人员的思想动态把握不细，有的人同意“反恐”重要，但不认为是院校教育训练当中的主要工作、重点工作，准备不积极、态度不认真，表现在问题发生后就是怨声怨气，影响下一步的正常工作，所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林副校长这番话，调子低，风格高，角度分寸与他主管的行政后勤严丝扣缝，无可挑剔。但细琢磨，仍可知他对这一活动事前思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是有看法的。
林副校长讲完以后，便有常委顺着这个思路，指出思想认识的不一致，致使演习受影响，又因演习而加剧。
傅潮声的情绪还在为张主任的倒下而愧疚，而演习的意外砸锅虽某种意义上为外交策略所补救，但他仍然懊恼和丧气。他绝对不能同意贾副校长关于张主任发病的说法。事情发生之后，如能及时做好老头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消除误解，发生脑溢血是有可能避免的。
可他那时候有可能去看望张主任吗？无论恢复得怎么样，他作为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职业生命是彻底终结了。
傅潮声无心多说，只是表示他应该承担领导责任，这些话倒是有前面江之湄事件的报告做垫底，讲起来轻车熟路。但这些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心里默然流露出一丝可悲。
最后他说了三点教训：一是不要盲目相信权威，总以为权威做的事都是有道理的，就在那个教官动真格时还以为是在演习，并进行了不必要的冒险；二是应该敢于和善于独立判断，回头来看那个教官调动直升机、向双方人员施放次声弹等举动，已经使人怀疑了，但终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三是须要过细地把握住安全上的重点环节，如管控好武器及使用武器的人员，包括对方教官，腾空所有病房、不留非参演人员，要求突出队员先行制服对方指挥人员。究其根源，还是和平麻痹、生于安乐的思想在作怪。
在大家都发了言之后，何懔谈了他的看法。从思想动态上分析，他觉得近一时期，主要是江之湄事件发生以来，因事关重大，又久拖未决，在全校特别是领导层当中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压力，积聚着一种情绪，憋着一股气。加之学校在为军事斗争准备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院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将着手进行，且上级对这次“反恐”活动要求高、任务重，多方原因使得全校上下下定决心，一心要把活动办好，反而憋出了急躁的、不冷静的情绪。再者是对这种大型外事军演行动比较陌生，经验不足，全局把握不够，细节推演也不缜密，让敌人钻了空子。同时，前期筹划的和演习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向总部首长及时请示汇报做得不好，指挥层次不分明，致使突发情况应对手段跟不上。并对下一步的改进提高，做了要求部署。
傅潮声倒是觉得何懔这三条，给部长助理将了不大不小的一军。所以当何懔对常委会做了简要总结，请部长助理作指示时，他也没说太多，只是讲了讲前期调研中与专家教授谈话的过程，便散会了。
部长助理越是对专家教授谈话的情况避实就虚、轻描淡写，傅潮声就越是预感到轩然大波已在兴起。
部长助理谈话的范围是校领导、院士、各学术领域的头面人物，和部分主动要求交流的教授。如果说以前的不同意见是出在办学的学术方向或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上，这次的矛头已经直指他的执政水平和行政能力。也就是说，干不干得了校长、把不把得正方向这一关键问题上来了。
演习的差错携卷着这一时期积淀的种种矛盾奔涌而来，反对傅潮声当校长的“倒傅”势力应运而生。
过去有德高望重的傅老院士牵头反对傅潮声，是明确定位在专业发展方向和学术研究领域上，人们发现实质上是一种制衡和平衡。傅潮声的观点在这种斗争中发展得愈显审慎和周全，越斗越奋、越斗越强、越斗越稳，以至于有人分析傅老爷子大智若愚，名为打压，实则帮促，看似父子不和，本质是舔犊情深。而今老爷子退出这场争斗，不同学术观点的矛盾性质也随之改变了。
具有年龄优势的龙教授和存在年龄可能性的郝院士，均改从权力之争的角度，在部长助理面前指责傅潮声根本不合适、无能力当一校之长，所谓“专家治校”搞成“专家制校”或“专治家校”，并且明确表示他们有治校的宏伟思考及取而代之的愿望与能力。傅潮声不止听一两个人说过，这二位当年曾经和他一样，列入过校长职位的考察范围。而据说龙教授的不利因素除来校时间不长外，就是那时资历较浅，通过三年来的奋起直追，他已提前晋升到相当于军级的文职级别。这一次，龙教授更是认为当前更换校长的时机已成熟，这次演习及演习中的赤膊上阵、舞刀弄枪和前一段的一连串“改革”举措一样，都是傅潮声异想天开、草莽英雄的本色，只是此番的表演更夸张、更经典罢了。一个警通连连长不必考虑尊重专家办学意见的问题，一个大学校长更不应该去冒险打斗，制服凶徒。看起来傅潮声连自己的基本角色都弄不清楚。如若早点对他批评教育，采取措施的话，也不至于任性到这般。
工作组中大部分同志是能够认同龙教授观点的，身为一名高级干部，傅潮声的做法的确不负责任，不仅拿自己、也拿党的事业当儿戏。
最令傅潮声尴尬的，是在他的军事医学腹地杀出一路军马。“反恐”未能巩固军事医学的地位，反而造成了内部分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身为军事医学领域——军事生物信息学专业的那位祁院士，在十年规划和军事医学城等大事上，都是支持傅潮声的，但他对“反恐”极不赞同。他与部长助理谈完话后，就立刻给傅潮声挂电话，这倒是有一股子明人不做暗事的豪气。他明确告诉傅潮声，他在部长助理那里坚决反对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搞“反恐”，这不仅走偏了军事医学的方向，也是一种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的表现，为自己出名挂号、赶浪头争彩头而摔跟头。
而一向沉稳的莫行健与部长助理谈话时，竟一度争了起来。
莫行健主任等候与部长助理谈话，安排得比较靠后。部长助理希望多谈一些专家，所以时间排得很紧，一般一位30～40分钟。准确时间不好推算，所以部长助理秘书通知谈话的下一个专家前来时，已打出提前量，而学校负责接待的人员通知系里，系里通知莫行健，又层层提前。偏偏前面一位和部长助理比较熟，一下子谈了一个多小时，所以莫主任平白无故地多等了小半天。
部长助理知道莫主任是军事医学的改革派，学术作风的新潮派，也是傅潮声的“保皇派”，所以是比较重视这个谈话机会的。按照他的习惯，待莫主任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有关军事医学观念更新的问题：
1。从技术和安全角度考虑，科技干部参加“反恐”行动，是以发挥知识优势确保救治任务完成为主，还是要直接参与攻防行动？医疗单位“反恐”训练的方向应该如何把握？
2。“绝密项目”究竟有哪些技术秘密？是个体作坊式的技术保密效果好，还是正式立项科技保密效果好？
3。“江之湄事件”如果出现军事医学技术秘密泄露，那么最大的危害和最严重的程度是什么？
莫行健听罢淡淡一笑，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倒想也给尊敬的部长助理提三个问题：
“一。从现实和未来角度考虑，一个军事医学科学家离子弹的有效射程有多远？他是要学会保住自己的性命，也包括他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为主，还是靠别人保护自己？别人是否靠得住帮得上？
“二。爱因斯坦的E=mc2究竟有哪些技术秘密？他临终时签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是认为他对世界军事做出了贡献，还是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中做了蠢事？
“三。如果我不向您汇报‘绝密项目’的技术细节，那么对我的前程和工作最大的危害和最严重的程度是什么？”
部长助理历来以尊重知识分子而著称，他有许许多多专家朋友，但是还从未遇到如此不恭的抢白和反诘。脸渐渐憋红了，正待说什么，莫行健看了看表，客气地说：“部长助理，按照通知我的谈话时间是10点半到11点10分，现在是11点40，已超过半个小时了。我的实验工作还在进行，那些仪器中的标本不等人，我先告辞了。”说完径自走掉了。
莫行健的意思，部长助理是充分地明白了。但是再有学问也要学会尊重人吧，这种方式和态度，直气得他是一佛涅槃，二佛升天，半天没缓过气来。
秘书见状，连忙叫来傅潮声。
傅潮声进来后，部长助理二话没说，“啪”地一下子把一份材料摔到他面前，抽身回套房里屋去了。
傅潮声默默拿起这份材料一看，《新世纪办校十谏》，龙教授写给总部党委的。
第十二章（2）
作者：郭继卫
这两天，傅潮声下班后便回家去了，既不再到办公室加班，也没去招待所与工作组的同志，包括部长助理那里聊天。
既然学校中冒出了反对力量，那么就让他们尽情地往工作组反映去吧，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如果工作组的同志们不能对当前局势有一个基本的清醒看法，自己去做工作也无益。
在家里，傅潮声表面上一切如常，和叶宜楠吃饭、闲聊，看看电视。叶宜楠知道他心里不痛快，也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装作外面什么事也不知道，以免给他在家里也造成压力和不快。只是她悄悄把傅潮声的情况去给老爷子说了说，老爷子未置可否，倒说大家都别理他，这就像酿一桶好的葡萄酒一样，品质的好坏取决于静置的效果，不到火候切不可搅动倾轧。
晚上九点多钟，看到叶宜楠已投入于一部流行电视剧，傅潮声便轻轻走进书房，拿出部长助理气急败坏地甩给他的《新世纪办校十谏》。这是龙教授当面呈给部长助理的，有他的亲笔签名。据说这东西在民间特别是学校的政治领导层中，已开始流传，一时也赢得了些叫好声喧哗声。
此时的龙教授已不是彼时的龙教授了。龙教授从地方大学初到军医大学时，他那种务实的思维和直白的风格还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而现在市场经济之风已吹遍了每一个角落，龙教授与市场接轨、与利益挂钩、与伙伴抱团、与同行竞争、与社会打成一片的做法成为引领风气之先，俨然变成一批新兴的、且日渐壮大的学术势力代表和领军人物。而且，借军委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生长干部的策略，龙教授入选了总部“地方引进优秀科学家”十佳之列，并由军委记功，政治荣誉上红极一时。那些个学界老将们多不敌他的风头，又佩服他的风光，只好戏称他是江山军医大学的戈尔巴乔夫。
傅潮声草草一看，便发现这个《十谏》与唐朝魏玄成《谏太宗十思疏》意境相似，觉得这个主意便有些牵强。
龙教授非臣子谋士，而部长助理或者希望通过部长助理再向上转送的总部领导，也不是封建帝王，何“谏”之有？不如直书“建议”、“想法”更妥。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古不古、今不今的叫法，对通今而不博古的现代人有点吸引力。
魏徵旨在进谏唐太宗应固本浚源、文武并用、垂拱而治，着重提出十思，从道义从情从理，均不失为千古叹为观止之佳构。一千四百年过去，对今时、今事、今人包括傅潮声本人，仍有深刻的劝诫作用。
龙教授借此一喻，不能不说经略之煞费苦心。
有古之高人戒勉做暗线打底，龙教授笔走龙蛇，铺张了十条治校方策。提出了“保证与深化党的绝对领导，党委建设要时代化、权威化；重大决策民主化和领导任用开明化；军事医学教育兼容化国际化；医院建设与医疗技术发展的规模化效益化；科研竞争面向全国显示化市场化；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高原（非高峰）化和多元化；人才培养综合化人性化；为部队服务的务实化具体化；硬件建设一投多用形成现代化通用化；校风与人文环境的科学化开放化”等等。
看待龙教授不能以魏徵的胸襟才识为尺度，而现代高等学府的管理也与封建帝国没有可比性。但单就这十论而言，龙教授是下了工夫的，既有国内乃至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观点新思潮，也含有当今历史条件下军事院校建设的特点，触及难点与困难，对本校实际亦有一定的具体结合，大块问题基本找准。
坦白来说，傅潮声初任领导岗位时还没这么个客观思考，一个专家教授能有这么个视界的占位高度实属不易。但是在干了几年校领导之后，傅潮声对他业务建设的原则构想是不能认同的，这基本上是学校以前的也是许多其他大学传统办校方式的现代包装版，重视了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管理以及市场经济等几乎所有的外在因素，唯独没有像傅潮声那样研究军、医、大学这几层关系的内在联系与矛盾。军队人才培养增大依托国民教育的比重，是军事高等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调整优化军队院校的整体结构，有效利用国家教育资源，集中优势加速自身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宏观策略。如果是为了追赶时髦，在院校业务建设的具体方针上也盲目地增大通用学科的比重，盲目强调与市场接轨，那恰恰是违背了这一政策的深刻内涵。若依照龙教授的观点，军医大学的功能和价值将进一步丧失使命感与特殊性，进而失去其生存的价值，更不必说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了。
加之它处处注意攻击傅潮声改革探索中的薄弱环节或未成熟之举，且行文没有摆脱现代八股，去刻意拼凑多少个“化”，反使真正的、有价值的意图表述不清不透。
这样的东西，要是傅潮声在大会念出来，恐怕没什么人会在意。而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背景中却还出现争相传看、一时洛阳纸贵的架势，倒可以用社会心理学中，当观念变革、团体压力使人感觉自由受到威胁，而出现心理反感（psychological reactance）这一理论来解释。
傅潮声丢开那份材料，心中冒出一些消沉。他绝难相信龙教授这类人，会如他一般对国家和军队那么忠诚。
军医大学已不是超脱世外的一方净土，而学术界或科学领域一旦出现腐败，可能是致命的和难以弥补的，就好比世界上公认的一把标尺为虫所蛀一样。学术腐败可以借理性的外衣混淆判断标准，可以假科学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