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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道歉了啊，我的确不晓得那是男厕所。再说也找不到门栓，他说我装坏，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哪根筋胀了跑到男厕所去装坏？”
我望了望川流不息的出租车，刚刚在北大听完讲座，专家对入世后行业调整的分析可谓与现实丝丝入扣。
“你呀，我说，趁早收手找别的活干。我们国家加入WTO了，以后需要假证件的人越来越少。”
“村子里到北京来的全干这活。以前家里好歹有男人挡着，早不变心晚不变心……。”她咬住瘦瘦的嘴唇，一把抱起地上的孩子，转身对我鞠了一个躬。
“丈夫背叛了，还有土地。”我撇了撇嘴，不知不觉地套用专家的句式，对着她的背影喃喃自语，“土地没有了，还有孩子，唉，社会主义大家庭总不会对你不管不问，只要走正道，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晚上，我端着茶杯站在阳台上，邻居们都睡了，初夏的月亮冉冉升起来，一阵细雨沙沙地打在玻璃上，无边的夜幕早在我换上睡衣之前已经降临。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它漫无边际，造成一种每个人都是中心的假象。擦护肤霜，吃低脂肪高蛋白食品，让洗衣店把西装烫得毕挺，哪怕是一个拍三级片为生的女人，哪怕是一则子虚乌有的广告，哪怕是一场装腔做势的Patter，尽管滑稽可笑，自己总会想方法说服自己，生活啊，有时候只能是这样。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放弃。而过去曾经定格在心中的梦想，偶尔从枕头边探出头来，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刚刚到北京的那阵子，生活像只需要爬一个楼梯，推开一扇门那样简单。快两年了，道路被无限度延长。那些自己不屑一顾的，琐碎的生活变得不再若有若无，它们蜘蛛网一样缠绕在我心中，迫使我不自觉地相信自己过去真的幼稚可笑。昨天赖飞正式向我禀报，账上的钱只够付下季度的房租。我原本就不善理财，公司只出不进的状况一直没引起我足够的重视。这类具体的问题浮到表面，只是徒然增添我的烦恼。我决定明天早上好好和艾欣谈谈。
这时候，客厅的电话一声高过一声尖叫起来。我把茶杯放在阳台上，折回客厅慢吞吞提起话机手柄。
那天下午，艾欣拿着报纸穿过马路回到我身边，我忘情地抓住她的手，一直走到七一八路公交车站都没有松开。
我惴惴不安地走在盲人道上，凸起的方砖弄得我的脚板底生疼。艾欣几次想把手抽开，她都没有办到。天气无端闷热，太阳镜不停地在鼻梁骨上打滑。手里不抓住什么好像无法对抗这个世界。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握过谁的手，也从来没有这么近地感受到生命的虚无。光在大质量的客体处会拐弯，会解体。而据说需要一万种以上的巧合才会相遇的两个人，他们的消逝，偏偏却比鸡蛋壳还要脆弱。小时候时听见过世面的人们说，人生像一条河，我总觉得他们做着。当我冷冷回头审视，才发觉它并不那么娇情，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为了离开，为了抛弃。只不过互相掩盖得深，不容易被觉察罢了。无意间被我当作一种耻辱来记忆的，我在艾欣面前拒不承认的初恋，每一天它都在用孱弱的身体最大限度地宽恕着我这个自视清高的男人，而我，每一天都在看不见的过去中作无谓的挣扎。
当糖失去甜味，那用什么叫它再甜呢？
直到艾欣坐上公交车，我也没有告诉她，雪儿出嫁了的消息。
第十章
开庭前的十分钟，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在法院门口停下，艾欣打开车门，她后边影子一样跟着那个嗲声嗲气的二恭石子。我厌恶地转过身去真想一走了之。在公司生死存亡的当头，她还有这样的兴致真让人寒心。若地和我一言不发，Mark杜阴沉着脸说：
“不是叫早些碰头吗？磨磨蹭蹭的。”
艾欣一句话不说头一个跨进法院大门。我回头望了一眼，那辆轿车早已不知去向。
赖飞端端正正地坐在被告度上，发硬的衬衫领子牢固地围护着从小过患过大脖子病的脖子。黝黑的脸庞紧紧绷着，瘦嶙嶙的双手摆放在桌子上。和他共事一年多来，我还没有这样认真地打量过他。看见我抱着材料悄无声息地坐到艾欣身边，他笑着瞟了我一眼，客气地点了点头。我感觉到若地在紧邻着身边的旁听席上止不住的发抖。在赖飞失踪的这段时间，他从未停止过赖飞良心发现的幻想。交友不慎，引狼入室这些话，在赤裸裸的金钱面前要多苍白就有多苍白。我没有管他，把材料和答辩状从夹子里取出来，按照顺序摊在艾欣的面前。
公司的法人代表更换为艾欣，工作上我慢慢习惯了对她的服务。我上班的兴致也跟着空前高涨。每天早上几乎都是我第一个到办公室擦桌子，清理地板，在她的桌子上献上一束鲜花，原本是宁宁干的工作，我抢过来做得头头是道。在我决定不写小说之后，这些琐碎的小事，变得特别的亲切。人的欲望一旦从不切实际的高度退缩下来，纯粹（当然，也许这个词做作了点，但我找不到其它更准确的表述）的日常生活自呈现出它可亲可爱的一面。不需要追求，幸福都是现成的，虽说艾欣不肯再到我的公寓，让我好好享受居家过日子的快乐，可我并不感到过多的难受。公司焕发出勃勃的朝气。九点钟不到，就连爱睡懒觉的若地也打扮得人模人样的在办公室里出现。他头发剪短了，人显得格外精神，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美男子的样子。电话声此起彼伏，宁宁在前台每天忙得手忙脚乱，成堆的文案，她打都打不过来。最为赖飞佩服的是，每每在公司最为吃紧的关头，艾欣总有办法弄到钱让公司运转下去。在我组织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每个月削减了又削减的支出让他大伤脑筋。好几次他跟客户谈话，本来要做出标准的职业经理人的派头，可是一坐进摆放着华贵酒具的包间，出于礼貌把精致的菜谱递给客户，他的心早就突突突地颤抖起来。幸好社会进步了，文明了，贪吃贪喝的人不像他刚刚到北京时那样满大街都是。客人通常只会叫两三份清淡小菜，把大菜和酒水留给他安排。他捧着菜单派菜的时候，眼睛总是不由他控制地在菜单右边打转的时候多。他多次感叹，公司也好，人也好，做到进酒店不看菜肴单价的地步，就算得是成功了。艾欣入主公司的第二个星期，咬着价格不放的安徽商人几个回合下来终于被艾欣撕开口子。签订合同的当天下午，在酒店里等候客人，艾欣笑着打趣说，赖经理，今天你尽管看菜单左边好了。第二天回到公司，他晃着头对我说，进酒店点菜时不考虑价格的感觉要多爽就有多爽。
有些人马到成功，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成功。这是赖飞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抱着上一家公司抵债给他的两台旧电脑到公司来，他说，我比不得你们，老婆找不到工作，但是一分钱也不投到公司，我良心上说不过去，这是我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的收获，如今把它送给公司，权当充公吧。我对赖飞个人的了解，除了若地零零碎碎的介绍，就是这两台伤痕累累的电脑。Mark杜在公司还没有租到写字间之前，就吵着要建一个小型的图形工作站，好几次鼓动我把寓所里的电脑也搬到公司，为此我们之间没少吵过嘴，他对赖飞深明大义的举动给予充分评价。以至于若地听得不耐烦了，主动把他的萨克斯管也提到公司挂了两个多月。
一天，赖飞单独把我请到一家四川人开的小酒馆，他吞吞吐吐地说：
“你们之间的事，我本来不想多嘴。但冲着你的面子，不说吧，良心上过意不去。”
他咪着后来为我带来厄运的眼睛，伸筷子夹了一颗油榨花生，半途中花生掉下来，在桌子上慢慢滚动。放下筷子，他干脆把它捉在手里。
“你说吧，在一条船上，分什么你我？”我掏出香烟，他快得不可思议地给我点上火。
“难道你不觉得艾欣暗地里在搞鬼？我听说你和她什么都做过。”
“赖经理，可能我们两个从小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不喜欢躲躲藏藏。”
“你是根直肠子，那我告诉你，艾欣在玩同性恋。”他下了天大决心似的说出这句话，神秘地看了看四周。
“你听谁说的？”我把视钱从他神色警惕的脸上移开。
“这种事怎么能乱说，端午节的头一天，没错，第二天就是端午节，下午三点多钟吧，我伏在桌子上打盹，艾欣和二恭石子手拉手走进来。二恭石子和我打招呼，我装睡着没理睬她。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对风骚的女人向来没好脸色。他睡着了，艾欣说，宝贝，电梯里装有监控器，下次可别胡来。每一块地方都想你，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的时候，我比谁都着急。二恭石子这样说。她说话你也知道，尾声稍带点颤抖。我轻轻转过脑袋，从胳膊弯处偷看，二恭石子背对我骑在艾欣大腿上，嘴里不干不净的呻呤。而艾欣像被她融化了似的，任由她打开上衣的拉链。她们接吻接得很响。两个女人玩起爷们玩的把戏，一点也不含糊，若地和你提着棕子到公司的时候，二恭石子刚走不到几分钟。”
我若无其事的喝了两口啤酒，语气却很勉强。
“我当是什么新闻。北京这样犯贱的女人不是一个两个。”
“国家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长此以往，传出去对公司影响不好。”
“身体是个人的，让谁抚摸只能由她自己决定。你每年过几次性生活？”
赖飞攸地剜我一眼，不长胡子的脸颊像一架准确的计数器。
“每个月也就那么三次，你什么意思？”
“你得多努力。”我掏了掏耳朵，尽量装出平淡的语气说，“官方公布，中国人平均每年做爱六十九次。这还不算对自己性别糊涂的同性恋大军。只有公众的性生活协调了，国家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的进步。美国人在发明伟哥以前是一百三十二次，现在恐怕翻了这个数。”说着，我轻轻地摇了摇手掌。
在赖飞还未向我告密之前，单从艾欣的眼神，我就觉得有哪个地方不太对劲。我对我的身体向来比较敏感。尤其是当困惑我的禁锢被李唯打开，曾经尝过甜头的肉体歌手雇佣的啦啦队那样神情饱满。单独和艾欣在一起的时候，总忍不住跃跃欲试，只是我羞于向她开口，那种让整个世界为之哗变的疲软已经一去不复返。我的精力旺盛得像一匹种马。我努力寻找着这样的机会，甚而考虑过婚姻家庭，只要涉及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一改玩世不恭的态度，滔滔不绝地施展雄辩的口才。然而艾欣取消了随便上床的习惯，她暗地里为我再次得手的可能作过周密的部署，每一次都被她含蓄地推委过去。去年十二月七日，我满二十五周岁，不刮风，不下雪，这在北京是一个奇怪的天气。司机送我们到世纪坛东口，工作人员一个小时以前就下班了。裹在军大衣里的卫兵听过艾欣的请求，为难地说：“你的想法很美，只可惜我没有这个权利，祝你生日快乐。”艾欣小跑着回到世纪坛入口处告诉我，卫兵们不允许到坛上去。我捧住她的脸，天上倒挂着几颗星星，活像一幅图画。我们并非一定要到坛上去，你在我面前，就是最好的祷告。我轻轻揽住她的腰，隔着两件厚厚的大衣，我感觉到了那种久违的幸福，那种曾经在我的记忆里千百次出现的幸福。我一个愿也来不及许，吻着她的耳根，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梦想的太多，实际上，真正需要的却是很少。她把手伸进我的大衣口袋里，我们就这样围着世纪坛一圈圈绕起来。
“艾欣，看在我生日的份上，你对我说句真心话，除了我，还有没有其他男人？”走到第十圈，我打破沉默，可是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如果你不愿意，别勉强自己。”
“我讨厌男人，就是你们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大约走过了五六块方砖，她在夜色中瞧着我说，“当然，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那样。”
她这种词不搭意的回答让我痛苦地回想起我在斯宾诺莎酒店的大堂里看见她揽住二恭石子的情景。
“你歇着吧。没有月亮真好。”我说，“我自个儿把剩下的几圈走完。”
“不，”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你看见楼房里的那些灯光吗？你说有一天会不会有一盏灯属于我？”
“肯定会，只要你愿意。”
“明年你的生日我再陪你到世纪坛来。”
“后年呢？”
“后年我想住到乡下去。”
披着红红的披肩，我们住到乡下去。哪怕我们每天都过得小心谨慎。可是，艾欣，这么大的城市，不迷失根本不可能。我们之间，横亘了太多的车流，太多的人群。住到乡下去，艾欣，趁我还年轻，还来得及，好好爱你，你画老鹰吧，要不，睡觉也行。我可以洗衣种地，小白菜料理得干干净净。我喜欢无所事事地守着一个人，喜欢手指滑过脸颊时稍作的停顿。因为那样，青春会一直在我手里。离远方近，离明天也近。住到乡下去，艾欣，别再让我疑神疑鬼，别再让我寂寞地想像你的敲门。住到乡下去，艾欣，我们住到乡下去。
轻轻侧过头去我不让她看见又一次夺眶而出的泪水。
“我相信你，但是我不相信。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不允许乱说。”抬起她的下巴，我看见她也哭了。
赖飞捋了捋衣袖，他取一张餐巾纸蒙住嘴吐了一口痰。
“若地给我上过一堂课，他说，性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唯一不需要付出就可以得到的快乐，这道理也适合他们这些性变态？”
“也许吧，”我心不在焉地说，“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只一个性伴侣，但我有两个。““我的原则是感情由钱支配。账户上没摆有几十万，我不会去碰第二个女人。”
他的账户上现在真的摆上了让我们焦头烂额的三十万。
在他失踪的二十多天，Mark杜和我背着艾欣去找关奇。他更倒霉，事务所主任在一宗经济案中做了手脚，他这个马前卒差一点连自由都赔上。他躺在病床上，看完我们的材料，得出的结论比我推断的还要严峻。法律认准的是依据，要打赢这场官司，可谓是一点指望都没有。除了道德上的谴责，赖飞不会损伤一根毫毛。公司的聘用合同上写得不含糊，三十万的年薪。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时间地点一样都不少。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认为当初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我们是在开玩笑。更换了法人是事实。但我们没有对过去的债权债务在哪家媒体上发布过巴掌大的一条申明。最严重的是，从账目上看，公司有支付能力。公司并没有破产。至于赖飞取走的这笔资金是厂家的货款还是别人的订金，法院可以不予考虑。工商局的登记表上实实在在地摆着一百万人民币的注册资金。较起真来，我们更说不清。而这一切，赖飞操纵得天衣无缝，可说是一点余地都没有留给我们。材料显示他到我们公司干了十五个月，公司还欠他三个月的工资。艾欣知道赖飞从帐上取走钱并没有转到安徽客户的账上，她就感觉到大事不好。若地找遍了他想当然的几个小区也摸不清楚赖飞这些年究竟是住在什么地方。第三天发了疯似的若地终于拨通那个黑色的电话号码。赖飞说，自从到红森林公司打工，他从没休假，他正在大连看国际服装节，走的时候匆忙，取了自己的工资忘了跟公司的领导打招呼。如果我们对此有什么争议，让法院给他发传票好了。
雪儿嫁人后，我把桌子上的君子兰换成一盆矮矮的月季。那天我在分机上听完赖飞的这一番说辞，挂上面前的电话，一瓣一瓣地，我把五朵月季花撕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三根花茎。我第一次领教了武侠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那种阴毒。艾欣非得要到法庭上讨个说法，她像一个月经失调的女人那样一会儿要这个收集这，一会儿要那个复印那，而她则长时间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地望着赖飞的办公桌。
审判长宣布开庭，宣读起诉书，证明材料，双方陈述，年轻的书记员皱着眉头飞快记录，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艾欣发言的时候几次被审判员打断，因为她反复地跑到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上去。赖飞的律师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他侃侃而谈，头头是道，所作的陈词在我听来也无懈可击。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