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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兴致勃勃地向Mark杜打听若地。
“诗写得棒极了。我认定了这个哥们。”
“他三年前就在追艾欣。什么进展也看不出，我都替他急。”Mark杜说，“他在四川鼓捣音乐，北京也真怪，好多人一到这地方全部变了。这个城市像一个搅拌器，它是有本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而忘了自己究竟准备做的什么。”
我对Mark杜表达了我的看法。他冲着前边喊：“若地你走慢点，有人要和你说话。”
风掀起长长的围巾顺便也吹乱了他的长发。我们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在叉开五指梳理，一边抱怨着身上无休无止的静电。
“这种鬼天气，真要这样下去每个人头顶都得安装避雷针。”
我想告诉他都是化纤衣服惹的祸，但话说出来却变为：“Mark杜说原来你做音乐？”
“音乐？我更喜欢另外的说法，我做阿炳，就是拉二胡的那个阿炳。”他两手操在牛仔裤包里骄傲地说，“妈妈教了我十年，到北京放弃了。”
我感到惊诧。
“可是可惜，但是好多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说话像是从书上抄下来似的。这样你习惯吗？”他迈着那种懒散的步伐对我说，“我这样说没伤着你吧！来北京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这个时代丢失得最多的就是个性。你很好。”我讨好地说。
“你看你又来了。”他笑着说，只是眼睛仍然眯着，好象永远也睁不开似的。“小说销路怎么样？我读过你的小说。”
“没去过问，我学的是吴敬琏，不过我也放弃了。”
“当然，”他说，“你肯定会放弃。”
艾欣坐进副驾驶室，我、Mark杜和安我们三人坐在后面。这是一辆红色的富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校园民谣，淡淡的吉他声忧伤得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艾欣探出身子招呼后边的车跟着，等她缩回头，司机就放开刹车起步了。从反光镜里，我看见艾欣卸下她的披肩。
“他这个人是有点怪怪的。”我对Mark说，同时声音不至于小得艾欣听不见。
“你们两个差不多。你掉书袋，若地那小子说话每一句都像经过剪接。在我看来都他妈的阳痿。”Mark杜往安那边挤了挤。“艾欣你说是吗？”
“没听清你们说什么。”艾欣侧过身说，这时她的电话嘟嘟地响，她赶忙回过身接电话。
我记起那粒黑痣，离得这么近，可是隔着玻璃我怎么也看不见。我不在把腰弓着，躺到靠背上。Mark杜也躺着，安偎在他的怀里。
他说。
“若地三年前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听艾欣说，前年电视台组织一次比赛，他去报名参加，不知怎么，指导老师说了几句伤他的话，轮到他上台演奏你猜他怎么作？”
“不想猜。”
“轮到他上台，他抱着二胡静坐，手指未拉一下弓，4分33秒后，他宣布他一曲终了。他说半个世纪以前，约翰？凯奇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这曲无声之乐。今天在北京，他用这首曲子来对自己作交待。谁都知道演艺圈伤自尊的事多如牛毛，我问过他，他说不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然而他从此不再拉二胡了。”
前边是红灯，车停下来，我感觉我的身体一直微微前倾着。收音机里那个沙哑的声音忽然被播音员甜美的广告语打断。她报道现在有一款洗衣机打八折另送电炒锅。人生总是这样，不被自己打断就是被别人打断。昨天拼着命争取的，今天看起来毫无意义。在庞大的城市机器里，能够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人。每天有多少颗勇敢的心来到北京，每天又有多少梦在北京被碾碎！你觉得多年的同学变了，多年的同学也觉得你变了。最主要的，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指导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规则转眼间全是一堆垃圾。走在街上，随时都可以看见一个女孩对她的小狗亲昵万分而对汹涌的人流熟视无睹。城市教会的首先是怀疑，每天看到听到的谁都不会当真。打八折还送一口电炒锅？它肯定有它的猫腻。播音员的语音未落，若地早就绕到问题的底面。
“艾欣，和你来的女生是做什么的？”
“你问的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只知道她白天睡觉。”
我想，到凯宾斯基我得先找卫生间尿尿。
晚上两点半钟，电脑像往常一样准时打开播放程序。我在鸭绒被里摸索着，试图挪开艾欣的腿。
“手缩回去。”她说，“我的电脑也有这样的设置，别管它，好好睡你的。”
“你没有睡？”
“是你没有睡。”
我把头埋到她的胸前，呼出的热气热呼呼的反弹到我的脸上，我的手机械地摸着她光滑的背部。她的肩膀露在被子外边，冰凉，像小号的过门。我还摸到枕头边空空的乳罩。我记得它是那种少见的灰褐色，设计师把它做得很巧妙，取下它费了不少周折。每一次她吸气小腹便在我的胸部散开，呼气的时候小腹又均匀地退回去，这种缓慢的蠕动，让我沉浸到那并不存在的摇篮。我想着我睡在摇篮里，所有的到达的都是同样的距离，我的心仿佛在偷懒的睡觉，一点也没有听到它跳。我闭上眼睛，沉醉在这温柔的节奏。小号长时间在低音区徘徊，像是积蓄全部的力量以便跨越到另一个音阶。乳房摩沙着我的脸颊，使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大约是若地在酒店朗诵《昨夜的月亮》时我就醉酒了。披肩呢，我记得我一直把它拿在手里。
二天中午过后，北京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千朵万朵的雪花飞到与人差不多的高度，它们变得谨慎极了，飘来荡去寻找着最好的安身之处。我伸手拦下几片，它们颤着翅膀停在指尖上，眨巴着眼睛望我。它们没有一个濒变的过程，我盯着盯着突然就不见了。我在公寓门前站了好半天，没有哪一次看清楚它们是怎样散去的。雪花漫漫地飘，我听到沙沙沙的声音，可是我不知道这声音是在那一个方向。这徒然增添了我的惆怅。
“你的女朋友啊？”守电梯的阿姨缩着脖子问。
“你看她长得怎么样？”我微笑着正式征求她的意见。一边搓着微微发红的手。
我们公寓的电梯二十四小时营业。有三个管理员，我最喜欢这个热心肠的阿姨。我住在十六楼，每次走出电梯她都双手一啪，帮我弄亮过道里的声控灯，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两句。初初来北京那阵子，逢到是她上班，我经常同她呆在电梯里说话。她老家是广西人。十八岁嫁到北京就没有回去过。每当聊到我们南方温和的气候，她总这样说，我们家乡离你们家乡不远。现在只有祖坟和一些远房的堂兄妹在那边了。
“开玩笑，当然长得好。”她说，“但我看出她不太高兴。”
“你也看出她不高兴？”
“是有点不高兴啊，”她说：“现在的女孩子娇气，不应该得罪她，什么地方人？”
“您猜她是什么地方人？”
“她长得不像南方人。”
“那你说她像什么地方的人？”
“东北人。”
电梯到五楼停下，她开门放两个人进来。到八楼两个女人走后，她说：“她们是去找人玩麻将，你会玩吗？”
“不会。”
“年轻人哪，赌博那东西最好不要沾边。”
“也不见得，我看刚才那两个女的还没有我大。”
“你别糟蹋自己了，”她凑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她们是二奶。”
“二奶？”
“二奶！”说着她使劲点点头。
站在寓所前我摸钥匙开门的时候，回想到她把头点得母鸡啄米那般，我忍不住想笑。
茶几上的菜早凉透了，我挟了片白菜叶子挑了点辣椒，凑合着吃完剩下的饭。艾欣用的碗几乎还原封原样。盛给她的鱼丸子只吃掉一个。我捡起掉在地毯上的纸巾，打电话通知菜馆。
按理说艾欣大我还不到三岁，但她好像觉得自己比我大半辈子。任何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她便看得到结果似的，你要说她这种半吊子的女性直觉吧，事态偏偏又往她听预料的方向发展。真要依得她，就算活到老，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对于脱光了她又没有和她进一步发生关系这一点，除了拿酒醉误事来搪塞之外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我不是那种没有性背景的男人，在家乡的坟地上我几乎哪一次都能深入浅出。我能够敏感地察觉到自己一丝一毫的进入，甚而能够从雪儿轻微的颤栗中捕捉到她性经验的形成。可是躺在艾欣的怀里，我却像一只贪睡的小企鹅，懒洋洋地晒着冬日的阳光。而这座城市，每天晚上，有多少男人削尖脑袋也在盘算怎样达到我这样高度的幸福哪！好像自从雪儿抛弃了我，现实生活中我就更加难以把性孤立出来单独处理。每天晚上一个人钻进被子里，我是那样苦心孤诣的幻想着一女人，而当这个女人夹带着我暗地里所幻想的化身大大方方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像犯了大错的太监一样里里外外一齐软弱下来。难道在北京读了几天书让我高贵得到了走路都怕踩死蚂蚊的地步？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假象。它们和某一瞬间突然闪过我脑海的图像无关。我无数次臆想过的乳房直挺挺地摆在我的面前，我自己几乎能看见自己从狂噪转到焦虑再虚弱的泪流满面。我以为这将会导致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结果，可是我已经无力阻止它不往这个方向滑。中午起床我尴尬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乳罩给她时，那种曾经在雪儿身上单纯地燃烧的欲望狂然间回到我的身上。我牢牢地抓住它，仿佛它是被重新找回的宝贝。当时我试着化解艾欣拆穿我昨天晚上的把戏之后所衍生的芥蒂，但艾欣反而气咻咻地推开我，去去去，谁要你勉强。我不好意思再坚持，我暗自叽咕，真是福不双至，看来我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开门让服务员进来收拾碗筷，我站在沙发边给Mark杜打电话，移动公司说他欠费停机。我对着穿衣镜漫不经心地整理毛线衣，随口问菜馆的小工：
“外边还在下雪吧？”
“叔叔，像筛糠一样，满天都在下呢。”
“没那么夸张吧，我看你的头顶上什么都没有。”
“屋里暖和，化了。刚才在电梯里，阿姨还劝我戴顶帽子…呀，差点给忘了。阿姨要你去一趟电梯呢。”女工吐了吐舌头。
“剩这么多菜，倒掉真可惜。”在过道里等电梯，女工说。
我含糊不清的应着。看来得买个微波炉什么的。母亲来信最为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只会用方便面和蛋炒饭招待自己。你是在长身体的人。每次读完她写的信，我记得最为清楚的就是这句话。
电梯在我迟疑的刹那一分为二地打开，女工走进电梯，我站在外面问。“阿姨你找我？”
“进来进来。”她一手按住按钮，一只手向我招呼。我闪身钻进电梯。听她说完原委我暗暗责怪她多事。电梯送我上来的时候她反而显得自己还满有理。
先前到八楼去玩牌的两个女孩大约是没有遇着牌友，便问阿姨这幢楼里还有没有闲人，她回答说有一个天天睡大觉的大学生。但是人家从不沾赌，人家在写小说。那女孩便打听我住在某楼某号，说要来向我借小说看。她一时漏嘴告诉她们。碰巧女工上楼来收拾餐俱，她便请女工通知我去嘱咐我要我自个儿防着，出门在外，能不交际的最好不要交际。
我无聊地依在沙发上，不说还真想听到那两个女孩的敲门声。可惜直到天黑我上床之前，没人敲我的门，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的喧嚣宛若一去不复返的飘雪，更多时候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回忆。而我这种对于旧时光阴的倦怠，像万千朵雪花中的一片，为的是消逝以前，得到一次短短的小憩。但是，我还是被这种看得见的甜蜜浓浓地攫住。我相信经过无数次的退潮，大海便可以见底。于是我打开电脑，给母亲打印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
星期天下午接到Mark杜的电话，算起来一个多礼拜就这样过去了。我答应他晚上正好没事，正想找个地方坐坐，但不是星巴克。在北京我最讨厌的就是两个地方，一是快餐店，另一个就是星巴克。酒吧被奸商克隆得像一群同性恋
，这大约是资本原则上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所驱使。给面包涂上淡红色，让自然光无限度分解，所有的食品都经过保鲜处理，同样的音乐，同样的短裙，乃至每次撤走面前的空杯都是同一种姿式。每当看到它们一律讨乖买巧的店面风格，耳边传来她们整齐规范的欢迎光临先生慢走，我常常会产生一些猥亵的联想。比如，一个靠回头客生存的妓女。
“那你推荐一个地方。”Mark杜在电话中说，“不可能再去湖心岛吧？”
“哎，你问安不就得了？北京几千个吃喝玩乐的地方还找不出一家清秀的？就算是穷人开的酒吧都可以。”
“昨夜你开玩笑。穷人在北京开得起酒吧？”
“都有哪些人，你姐姐去吗？”
“这几天她没和我联系。还以为你们打得火热呢，你这色狼。”
“那就是说只有我和你们一家两口了？”
“什么一家两口！若地的两个哥们和我。上次你见过。昨天，安的父亲从东北来，安像小鸡一样给抓了回去。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险些儿对我动粗，人都气得死——那么我们蹦的去。”
“我无所谓。”
最后我们约定六点钟在滚石对边的小餐馆见面。大家先在那儿把啤酒喝饱。
北京到冬天，时间过得真快。仿佛除了自己一切都在飞也似的逃走。我打过艾欣的几次电话，她的电话都关着。母亲给我寄了一张贺卡，她好像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只写了十几个字，这在往常根本不大可能。大约母亲提前到了更年期吧。我坐在沙发上悲哀地想。往家中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原来住的房间装有分机电话，它空空荡荡的跟着闹，听上去让人心酸。我离开家的第二个月，母亲把佣人辞了，三居室的家该是怎么样冷清呀！母亲不在家，家里就只有原来饲养的那两只乌龟了。放下电话，我长吁短叹，无端觉得生活真的没多大意思。过去所作的种种打算突然间也变得没有意义。从鞋柜里翻出半年多没有穿的大头皮鞋，刚刚给它抹上油，门铃响了。我听到两个女人咯咯咯的笑声。
说来有趣，送艾欣走的当天晚上，我老早上床了，她们俩真的来敲我的门，我穿着睡衣爬起来，她们刚刚到沙发上落座，就笑着指责我这种待客方式不怀好意，说话口无遮拦，像不更事的小姑娘。等我红着脸进卧室披挂整齐出来，那个牙齿白白的姑娘嘻嘻哈哈地说她们不过是一句玩笑话，我就这么认真，怎么北京到处都是靠得住的男人？我干笑着问她们想喝点什么，那个牙齿白得不可思议的姑娘抢着说：“只要不是蒙汗药，什么都无所谓。”另一个女孩各方面都要成熟得多，身材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该小的地方小，该宽的地方宽。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她什么也不想喝，只要我把我的裤子拉链拉上就阿弥陀佛。她这么一说，唬得我慌忙低头去照顾我的裤子。她们越发开心大笑。我给她们每人冲了一杯果珍，顺势坐到捉弄我的女人身边。问她。
“贵姓？”
“姓李。”
“哎哟，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
“五百年前不是。现在是。”白牙齿的姑娘插话。她们又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也只好随声附和。待她跳到旁边沙发上坐下，架起二郎腿。这时我才注意到她顶多二十来岁。岁月特别宠爱她，还没有在她的脸上刻下半条痕迹。弯弯曲曲的头发竭力想装出饱经风霜的样子，可那清澈的眼睛流动间轻而易举捣碎了与她装腔作势的苍凉。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们的身份，如果不是她们这种不拘小节的说话方式，在火车上，在书店，或是在某块公交车的路牌下遇到她，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心旌飘摇。
“你贵姓？”我问她。
“我姓猫。”她的陕北口音很重。
“姓猫？姓毛吧！”我说。
“你又说对了。”她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