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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干预的余地。如果确乎偶然出现有精神与之相联的情形，那它也不过是由一捆欧蓍草机会性地被分开来所组成（或用别的办法，即投硬币所产生的偶然性所组成）。
在那整个暑假期间，我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变化》一书中的答案究竟有没有意义，倘若有的话，那么精神与一系列身体活动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时常会遇到令人惊奇的巧合，这些巧合好像在说出一种间或同发性的思想（我后来称之为“同步现象”）。这些实验令我痴迷，我连记录的事都给忘了，后来我很为此遗憾。以后，不管怎样，当我经常在我的患者身上做实验时，十分清楚的是，有相当一批答案都答对了，例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的病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认识一个看上去似乎对他挺合适的姑娘，因为他想结婚。可不知怎的，他觉得心里不托底，担心在自己新情绪的影响下，会再次发现自己听凭威力无尽的母亲的支配。我给他做了实验，结果他的话成了六边形状，上写道：“这个女孩儿大有威力了，一个人不该娶这种女孩子。”
3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中国哲学家胡适。我询问他对《变化》一书所持的观点，得到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没对这本书做过实验——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记得他只遇到过一次，这本书被用过。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他不愉快的恋情。这时他们正经过一座道庙。他开玩笑地跟他朋友说：“你可以请教一下预言！”话没说完，就真这么做了。他们一起进了庙，请和尚解释《变化》一书里的一段预言。不过他对那些解释的话一点不信。
我问他那预言是否说中了，他不情愿他说，“噢，是的，当然……”我当时想起有名的“好友”的故事，即一个人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不愿做的。我于是便谨慎地问他从这次事情中是否得到益处。“是的，”他回答，“我也当开玩笑地问过一个问题”。
“那么那个预言给没给你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我问。
他犹豫着。“噢，这个，是的，你这样说也行。”这个话题显然令他不舒服。
过了几年，我用芦苇做了实验后，《变化》一书附带威廉的评论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义的联系问题上的观点与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补许多空白之处，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威廉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大范围地讨论该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这样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这些问题是欧洲式无意识强加于我的。此外，我跟他谈到我对无意识研究的一些结果，这未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些结果中已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传统独自拥有的东西。
威廉年轻时曾为传播基督教去过中国。在那里，东方的精神世界为他敞开了大门。威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精灵，他对事情有着不被迷惑、颇有远见的目光。他有种天赋，即在聆听一个一步步启开的陌生思想时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实现那一情感上的奇迹使他将中国的知识珍宝引进到欧洲来。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已经退居到背景中去，当然并未全部消失。它们形成一种精神积淀状态，一种道德上的附加条件，后来这一条件产生了致命结果。
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派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耐煊，他向他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变化》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得以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变化》一书的译本。这本东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动可懂的形式被介绍到西方来。我以为，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丝毫不会弄错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对《变化》的评论中，他已表现出对无可匹敌的中国心理学的某种接受。
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耐煊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无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时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的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无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我说给他的话是：“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
他回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呢？”
几年后，威廉作为客人来到我家，他的身体由于变形虫痢疾病的侵扰已经垮了下来，这病他20年前就患了。后来数月里，他的情形每况愈下。后来，我听说他住院了。我到法兰克福探望了他，眼前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生们还没有失去希望，威廉也谈及着等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我和他一起享受了他的希望，但我却有所预感了。那会儿他跟我吐露的一些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在他做的一些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干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过的中国，他正找寻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他的病又拖了他几个月。
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星期，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他什么消息，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副幻景给猛地撼醒：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那幻景特别清楚，我不光看到那人脸上每条皱纹，还看到了他棉衣服上的每根棉线。
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那里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抵触形式出现。由于我自己也有与他相同的问题，因此知道卷入到这场冲突之中会意味着什么。诚然，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威廉也没坦率说出来。尽管我向他介绍心理学上的观点时，他表现得极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也只保持在我说起客观事物，如一个念头或是宗教心理学引起的一些问题时。也只到这时，他一切都很好。不过我一俟试图去触碰他内心冲突那一实际问题时，我马上即能体会到他往后缩的感觉，一种将自己内心锁住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情正中要害。这种情况我在许多重要人物身上都观察到过。记得歌德在《浮士德》里将其写成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未被踏过的”地方。其所有区域均不能也不许被强行入内，那儿是一个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去干扰它。
（刘国彬 张放 译）
3
我的信仰
作者：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向，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党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许良英 译）
我的见解
作者：马克思·波恩
马克思·波恩（1882——1970），德国物理学家。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190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迁居英国，1953年退休后迂回德国。波恩在物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量子力学，用统计学解释波函数，并与海森伯等合作，发展三雏粒子运动理论，即矩阵力学，提出了量子力学中的微拢理论。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作有《晶体点阵动力学》等。
我想就科学对于我以及对于社会的意义提出一些见解，而且我要先说一句平凡肤浅的话来开头，这句话就是：生活中的成就和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好运气。就我的双亲，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老师，我的学生和我的合作者来说，我是幸运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几次革命中；我都幸运地活下来了，其中包括希特勒的那一次，对于一个德国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希望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科学，一个是个人的角度，另一个是一般的角度。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一开始就觉得研究工作是很大的乐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享受。这种乐趣有点像解决十字谜的人所体会到的那种乐趣。然而它比那还要有趣得多。也许，除艺术外，它甚至比在其他职业方面做创造性的工作更有乐趣。这种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