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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它是一种哲学上的乐事。
我曾努力阅读所有时代的哲学家的著作，发现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没有朝着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稳步前进。然而，科学使我感觉到稳步前进：我确信，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它革新了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关于空间和时间（相对论），关于因果性（量子理论），以及关于实体和物质（原子论）等等，而且它教给我们新的思想方法（互补性），其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物理学。最近几年，我试图陈述从科学推导出来的哲学原理。
当我年轻的时候，工业中需要的科学家很少。他们谋生的惟一途径是教学。我觉得在大学里教书是最有趣的。以有吸引力的和有启发性的方式来提出科学问题，是一种艺术工作，类似于小说家甚至戏剧作家的工作。对于写教科书来说也是同样情况。最愉快的是教研究生。我很幸运，在我的研究生中间有许多有天才的人。发现人才并把他们引导到内容丰富的研究领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此，从个人观点来看，科学已经给了我一个人所能期望于他的职业的一切可能的满意和愉快。但是，在我一生的时间里，科学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事情，我青年时期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学工作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上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只是在广岛事件以后，我才充分认识到科学在这方面的影响。但是后来科学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它使我考虑在我自己的时代里科学在人类事务中引起的种种变化，以及它们会引向哪里。
尽管我热爱科学工作，可是我考虑的结果是令人抑郁的。在很少几行文字里不可能论述这个重大问题。但是，如果不简要地提一下我的观点，那末对我一生的素描就会是不完备的。
在我看来，自然界所做的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一种能思维的动物的尝试，也许已经失败了。其理由不仅在于核战争也许会爆发，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总是在增长。即使这样一场浩劫可以避免，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黑暗的未来以外，我什么也看不到。人因为有大脑，所以相信自己比所有其他动物都优越；而就他的意识状态来看，人是否比其他哑巴畜牲更快乐呢？这却是可以怀疑的。人类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这部历史充满着激动人心的事件，但总的来说却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和平与战争，建设与破坏，发展与衰落的交替。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某些由哲学家发展的基本科学，和某些实际上不依赖于科学而掌握在技工手里的原始技术。两者都发展得很慢，慢得在一个长时期里几乎看不出变化，而且对人类舞台也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大约在三百年前突然间爆发了智力活动：现代科学和技术诞生了。从那时以来，它们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着，大概比指数还快，它们现在把这个人类世界已经改变得使人认不出了。但是，这种改变虽然是由精神造成的，却不受精神的控制。这几乎不需要举例说明。医学已经战胜了许多瘟疫和流行病，而且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一倍：其结果出现了灾难性的人口过剩的前景。城市里挤满了人，同自然界完全失去了接触。野生动物式的生活在迅速地消失。从地球的一个地方到其他地方几乎立即可以通讯，旅行已经加速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其结果是，这世界的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小小的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余所有的角落，并且使合理的政治成为不可能了。汽车使整个农村成为所有人都可以到达的地方，但是道路被堵塞了，休养地被污损了。可是，这种技术上的误用可以由技术上的和行政上的补救办法来及时纠正。
真正的瘤疾更为深刻。这种瘤疾就在于所有伦理原则的崩溃，从前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破坏时期，这些原则也曾在历史进程中进化并保持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伦理因技术而瓦解的问题，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和平时期的，另一个是战争时期的。
在和平时期，艰苦的工作是社会的基础。人类因自己学会了做什么以及用自己的双手所生产的东西而感到骄傲。技巧和专心受到高度重视。今天这种情况所剩无几了。机器和自动化已经贬低了人的工作并已摧毁了这种工作的尊严。今天这种工作的目的和报酬是金钱。为了购买别人为金钱而生产的技术产品，就需要金钱。
在战争时期，体力和勇气，对战败了的敌人的宽大，对没有防御能力者的同情，昔日是模范战士的特征。现在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现代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为伦理上的约束留下余地，并且使士兵沦为有技术的屠杀者。
这种伦理上的贬值是由于人类的行动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道路才能达到其最终效果的缘故。大多数工人在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部门里，只熟悉自己很小范围内的专门操作，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完整的产品。自然他们就不会感到要对这个产品或对这个产品的使用负责。这种使用无论是好还是坏，是无害还是有害，是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以外的。行动和效果的这种分割的最可怕的结果是在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消灭了几百万人；艾希曼式的屠杀者不服罪，因为他们在“干他们的工作”，而与这种工作的最终目的无关。
使我们的伦理规范适应于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形势的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了。就我所见，传统的道德观的代表们、基督教教会，已经找不到补救办法。共产主义国家只是抛弃了对每个人都适用的伦理规范的观念，而代之以国家法就代表道德规范这个原则。
乐观主义者也许希望，从这个丛林里将会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观，而且将会及时出现，以避免一场核战争和普遍的毁灭。但是，与此相反，这个问题很可能由于人类思想中科学革命的性质本身而不能得到解决。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详细论述过，在这里只能指出主要的几点。
普通人都是朴素实在论者：就像动物一样，他把自己的感官印象当作实在的直接信息来接受，而且他确信人人都分享这种信息。他没有意识到，要证实一个人的印象（例如，一棵绿树的印象）和另一个人的印象（这棵树的印象）是否一样，是没有办法的，甚至“一样”这个词在这里也没有意义的。单个感官经验没有客观的，即能表达的和可证实的意义。科学的本质在于发现两个或者更多的感官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同的陈述，是可以由不同的个人来表达和检验的。如果人们只限于使用这样一些陈述，那么就得到一个客观的世界图景，尽管它是没有色彩的和平淡无味的。这就是科学所特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所谓物理学的古典时期（1900年以前）时，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而在现代原子物理学里，成了占优势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宏观宇宙里和在微观宇宙里一样，大大的拓宽了认识的范围，惊人地增强了支配自然力的能力。但是，这种进步是付出了惨痛的损失的。科学的态度对传统的，不科学的知识，甚至对人类社会所依赖的正常的，单纯的行动，都容易造成疑问和怀疑。
还没有一个人想出过不靠传统的伦理原则而能把社会保持在一起的手段，也没有想出过用科学中运用的合理方法来得出这些原则的手段。
科学家本身是不引人注目的少数；但是令人惊叹的技术成就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他们意识到，用他们的思想方法能得到更高级的客观必然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客观必然性的极限。他们在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判断因而常常是原始的和危险的。
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取决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如法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由于受训练的限制，不能理解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因此，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最近，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例如C．P．斯诺（《科学和政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已经讨论了这种形势。他们一般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弱点，但是相信，这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来补救。
朝这个方向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建议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效。我的个人经验是，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有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某些知识，他们热爱艺术和音乐，他们甚至绘画或演奏乐器；另一方面，受过人文学科教育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无知，甚至轻蔑，是令人惊愕的。以我自己为例，我熟悉并且很欣赏许多德国和英国的文学和诗歌，甚至尝试过把一首流行的德文诗歌译成英文（威廉·比施：《画家克莱克赛儿》，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书店，1965年，英文版）；我还熟悉其他的欧洲作家：即法国、意大利、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我热爱音乐，在我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完全可以参加室内乐的演奏，或者同一个朋友一起，用两架钢琴演奏简单的协奏曲，有时甚至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我读过并且继续在读关于历史以及我们现今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形势方面的著作。我试图通过写文章和发展广播讲话来影响政见。我的许多同事都有这些爱好和活动——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好的小提琴家；普朗克和索末菲是出色的钢琴家，海森伯和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我试图向我的学生灌输这种思想，这当然不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一个传统学派的成员，而且要使他们能批判这些学派的体系，从中找出缺点，并且像爱因斯坦教导我们的那样，用新的概念来克服这些缺点。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和人文学科的思想割裂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是颇为不同的。在我碰到过的受过纯粹人文学科教育的人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对真正的科学思想没有一点知识。他们常常知道各种科学事实，有些甚至是我也没有听到过的很难懂的科学事实，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上面所说的科学方法的根源，而且他们似乎不能掌握这种思索的要点。在我看来，巧妙的、基本的科学思维是一种天资，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于少数人。
但是，在实际事务中，特别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类相互关系中的经验和利益同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的人物。而且，他们必须是行动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没有一种教育方法能产生具备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们。
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在我脑际。虽然我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这样，那末人最终将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
这不是预言，而只是一个恶梦。虽然我没有参与把科学知识用于像制造原子弹和氢弹那样的破坏性目的，但我感到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末人类的命运就是人这个生物的素质的必然结果，在他身上混合着动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
但是，我的推理也许完全错了。我希望如此。也许有朝一日有一个人显得比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谁都聪明能干，他能把这世界引出死胡同。
（李宝恒 译）
秘密的历史
作者：乔治·萨顿
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
前一种历史的发展显而易见，因此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的创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野心是他们的实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动机约束的时候，必须变得富于侵略性。一方面是强大的、为数众多的、饥饿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为数很少的人民，于是，在二者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差别，这种势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突然的崩溃——战争或者革命。政治或经济的历史主要是依据物质力量来说明的。（至少在理论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原因太复杂而不能进行严格的分析，能够像记录地震或火山爆发那样记录大多数的历史性崩溃，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因为我们只能一般地了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当然，物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须考虑，但物质的原因是基本的。领导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改变事件的进程，因为他们的作用常常是他们追随者的作用的结果。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热情和已经产生的势差，他们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领导。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潜在的差别，可以延缓这种势能的释放，或者激发它，改变它的性质，但不能创造它。
第二种历史的发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这是人类最特有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的历史发展。我这里指的是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凯撒和拿破仑如没有千百万人的合作则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在孤立状态中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依赖周围环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人类使命的完满实现）。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社会环境能够把苏格拉底毒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但却不能决定他们的诞生，不能规定他们的使命。
向年轻的学生说明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但是更为基本的方面，说明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兴的事。因为青年们对人类历史一般有所了解但又所知甚少，他们的知识被许多不相关的、不重要的事实弄得模糊不清。他们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装，听到了军事冲突或群众性骚乱的枪声，听到了政治家和起义领袖的热烈演说。但是他们又怎能知道穷困的哲学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写作，艺术家在灵感的重负下受尽折磨，科学家默默无闻地顽强探索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呢？要想看清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他们可能对于历史背景有很好的了解。把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推到历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学史家至高无上的权利。
现在，谁还要去了解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企业家或财政家？他们的名字早被遗忘是因为他们赞助了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不谋私利的活动。虽然人类非常尊重那些为人类物质生活需要服务而且卓有成效的人们，一旦他们死去，或者人们的观念不再受这些需要支配的时候，这类人就被抛至后台，而他们的臣仆——艺术家与科学家——则进入舞台的中心。人类的严肃裁决更加坚定了我的推断，这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少数人是人类的真正代表。我们相信正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人实现了人类的历史使命，难道不对吗？
这帮助我们最终去解决另一个难题：怎样能使长期处于不信任和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