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没来得及赶上先生的临终，K君特地跑来送最后的通知。我搭上人力车，摇摇晃晃地奔向早稻田。途中，透过车篷前的赛璐珞窗口见到的路灯，奇怪地成了模糊不清的星星，像是在发疯似地狂舞。
我从先生那儿得到许许多多的教诲，不光学到了创作俳句的技巧，还懂得了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自然美的真谛，同样，也学会了辨识人们内心的真伪，从而热爱纯真、憎恨虚伪。
如若允许我心底那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发言，那么他会说，对于我，先生俳句作得好还是坏，英国文学精不精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先生要不要成为大文豪也是不足挂齿的，我倒是希望先生永远当个无名的学校教师。我总感到，如果先生不是位名声四播的大家，那么或许可以活得久些！
每逢遇到种种不幸而心情烦闷时，与先生见面交谈，心中的块垒就会不知不觉地消逝；每逢不平和烦恼忧郁索绕心脾时，只要先生在我跟前，心中就会雨霁云散，以崭新的心境全力投入自己的工作。对于我，先生存在的本身便是一种精神食粮和一味良药。这一不可思议的影响是从先生身上哪一处涌流出来的呢？一来我对先生的观察还不足以对此进行分析，二来我也不愿这样做。
我在思忖，许多踏着鲜花下的小道集于先生门下的年轻人的心情大概和自己都一样吧！因此，倘若读者把我在这里写下的无止境的缅怀看作是我在独占先生的话，那么，我想应该能够请你们知道并谅解我的文字已代表了先生其他各位弟子真实的心情。在先生过世后的今日，一有什么机会，我就和那些同出于先生门下的人们相聚，每当这时，大家所感到的难以名状的怀念之情中，隐匿着昔日在千驮木和早稻田先生家中集会时那愉快的记忆。
我在这篇追怀文章中，或许有不少与时代和事实相出入的地方。我的主旨是想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我主观世界中先生的面影，介绍作为学者、作家和一个普通人的先生的形象。我的记述实在是一些过于零碎的片断，谨请读者及出自先生门下的诸贤宽恕。
（谭晶华 译）
悼念玛丽·居里
作者：爱因斯坦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许良英 范岱年 评）
玻尔、费米、爱因斯坦印象
作者：冯·卡门
冯·卡门（1881——1963），美国力学家、航空工程学家。生于布达佩斯。1930年去美国。1944年至1955年任美国空军司令部科学顾问组成员，1951年任北约组织航空研究与发展顾问组成员。于1935年提出分析带旋涡尾流及其所产生阻力的理论，这种尾流的排列称为卡门旋涡；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并研制成第一架打破声障的飞机，设计出超声速风洞等，是火箭与喷气技术研究先驱。曾获包括美国国会梅里特勋章在内的许多荣誉奖章。主要著作有《航空动力学一般理论》、《空气动力学》等。
在帕沙迪纳，我的家庭生活跟在亚深完全一样。
母亲和妹妹在马林戈大街看中了一幢西班牙式单层住房，其中有一个大餐厅，一间起坐室和左右两间厢房。这样我既可独处一室，一家三口又能团聚在餐厅的橡木桌旁。有一段时间我们因请不到一个匈牙利厨师而感到苦恼，但我们在南加州却意外地结识了不少匈牙利移民。不久，这些朋友就邀请我们去赶晚宴，用匈牙利特色饭菜款待我们。
家事安顿好之后，不出数月，我们就敞开大门，欢迎学生和客人光临。这样，我们在亚琛所喜爱的国际性愉快聚会又开始了。军队里来听我课的那些学生很快也成了我家的客人。这时母亲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只能坐在轮椅里。尽管如此，每次聚会她都要出来认识认识每一位来客，亲自向他们表示欢迎。直到1941年去世前，她老人家对待客人的态度始终如一。
珮波妹妹很爱跟电影界人士交往，因此来客中经常有一些编辑、制片人和演员。当时匈牙利人当电影明星很时兴，因此很多匈牙利人都拥到好莱坞去碰碰运气，闹得有位著名的制片人不得不公开表态说：“光凭自己是匈牙利人不管用，还得有表演才能才行。”通常，妹妹请来的客人中还有关于巫师、游方术士和其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角色。我发现南加州这类人物多得很。
除了上述轻松愉快的聚会外，不时也有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光临舍下，这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有原子物理学之父称号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夫人玛格丽特，每次来帕沙迪纳准要到我家看看。我跟玻尔家有多年交往，在哥廷根，我就认识他的哥哥、数学家哈罗德。1911年，我跟玻尔在英国初次会面，正是那年，他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原子结构新理论。
玻尔是个身材高大、态度和蔼的人。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都能怡然自得。有件趣事，至今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忍俊不禁。他在星期日家宴上出了一个洋相，让我看出了他也是那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那天晚上，我在他面前放了一只彩色酒杯，我给别人酒杯里倒满了法国白兰地，却忘了给他斟酒。
玻尔一边畅谈自己的原子结构理论，一边拿起那只空酒杯喝酒，他这样接连空喝了三次后，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尼尔斯，您喝的是什么呀？”我问他。
玻尔愣了一下，再往酒杯里看看，“啊哟！”他惊奇地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儿酒味也尝不出呢？”
前已述及，我初见玻尔时，他正在剑桥卢瑟福试验室为揭开原子结构的奥秘埋头苦干。1913年，他公开发表了关于原子辐射后继续保持稳定的新理论，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由于这个发现，他获得了1922年诺贝尔奖金。整个20年代，玻尔原子理论不仅是物理学的发展动力，而且也开始推动了化学发展。
后来，玻尔和爱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继续深入研究原子的能量，又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单独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玻尔从逃离纳粹德国的梅特纳那里获悉，德国在分裂铀原子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进展。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哥伦比亚大学的费米和邓宁。后来，费米和邓宁在制造原子弹发挥了主要作用。1939年，玻尔在华盛顿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宣布，分裂原子已经成功了。他激动地声称这是现代世界形成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
二次大战期间，玻尔在直接研制原子弹方面做的工作不多，然而，战后他在谴责核武器用于战争上却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和爱因斯坦都认为原子弹的国际管制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后来，玻尔又花费很大精力去筹备日内瓦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
这一时期，玻尔本人虽然竭力反对原子能用于军事上，但是他的哥本哈根研究所对核物理学的发展却不断产生重大影响。每当我看到这个研究所从世界各地广招学生时，心里总觉得奇怪：为什么目光远大的密立根却没有考虑到请一位有能力筹集必要设备的大物理学家，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办个第一流核物理研究所呢？阿特莱·斯蒂文森说过，这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看，当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一点没有搞清楚：搞核物理和其他科学领域不一样，研究人员需要大量投资和重型设备。而同步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仑斯博士早就觉察到这一点，让伯克利的加州大学集中力量搞功率巨大的核研究设备，从而使加州大学在核物理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可惜密立根没有能预见到物理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要是他对物理学家工作环境有所了解，看到现代物理实验室与当初剑桥大学卢瑟福实验室、以及他自己原先工作过的芝加哥实验室相差多大，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懊恼的。
恩里科·费米是最早完成原子裂变实验的杰出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他每次到帕沙迪纳也总要来我家。1939年，费米之所以移居美国，一方面因为对美国感兴趣，另一方面因为娶了一位犹太血统的意大利海军上将的女儿。墨索里尼上台后大搞反犹主义，于是他当机立断，取道斯德哥尔摩到美国安家落户。几年前，他由于人工放射性方面的成就在美国接受了诺贝尔奖金。他第一次到帕沙迪纳来看我时，我和妹妹特地为他举行了家宴，还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出席作陪。在宴会上他有些倜促不安，后来到了深夜，他把我拉到一旁。“亲爱的卡门，你帮我办件事。”“什么事？”“我想到好莱坞去看看。”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心神不定原来是为了这件事。这可把我逗乐了，我问他为什么对电影那样感兴趣。
“一个人到了罗马总想见见教皇，”他回答说，“我到了加里福尼亚总该去见识见识拍电影吧！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和妹妹在好莱坞有不少朋友，其中有出名的匈牙利明星保罗·卢卡斯、贝拉·罗葛茜。因此我不费什么事就在电影制片厂为费米准备了一个午餐会。我们一同参观了布景设备，又跟一些男明星和漂亮的女明星畅谈了一阵。事后，费米眼睛里流露出愉快的神情对我说，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到美国来。
后来我和费米还探讨过科学史上一个奇妙的现象：天才人物为什么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突然涌现出来。触发这种现象的导因与民族特点有什么关系还弄不清楚。也许教师具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费米本人是罗马大学考贝诺教授的学生。我认识这位教授，他是个很出色的物理学教师。虽然他在自己的事业上缺少创见，但却很有能力把费米、赛格雷、拉赛迪那样一批青年聚集在他身边，并激励他们上进。正是由于这批青年提出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核裂变的实际应用才得以实现。
考贝诺是一位伯乐，很善于识别和鼓励潜在的天才。他在罗马大学“底层”实验室搞研究，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推动学生去创造崭新的试验方法。他本人完全有条件去干一番大事业，但却心甘情愿当一名“知识渊博的科学园丁”。
据我所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匈牙利的里奥波特·费耶在培育一批对数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方面就起到和考贝诺相同的作用。
我在这一点上感到欣慰的是，我的某些见解也曾经在青年科学家思想上激发出探索的火焰。比如：1940年8月法国沦陷后不久，爱德华·泰勒和汉斯·布希到帕沙迪纳来问我，为了在科学上对盟国作战有所贡献，他们应该干些什么工作？当时正是他们全力以赴搞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前夕；我立刻想到空气动力学家还没有揭示出冲出波的动力学规律，此外，我们对支配冲击波形成的某些化学规律也一无所知。这个建议显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他们继续深入钻研这些问题。后来他们终于写出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从来没有公开发表，不过我知道它对核武器发展计划和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运动特性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也是我家的常客。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个诚恳而善良的灵魂。他具备的一切品质，正是我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毕生所追求的。
1911年我在哥廷根大学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那是他到学校来和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共同指导一个学术讨论会。这个欧洲最著名的学术讨论会曾经推动很多人去钻研物理学上的新课题。此后过了好多年，我们才在柏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重新见面。在那次会上，他和能斯特、普朗克宣讲了热力学基础理论。1931，他应德国政府资助的费城德美文化协会邀请，以德国政府代表身份初次访问美国。他到达美国时受到了德国驻洛杉矶领事的欢迎；从帕沙迪纳回国时，领事又亲自到场送行。爱因斯坦到美国不久德国政府发生更迭，希特勒取代了兴登堡。爱因斯坦离开美国不到一个月，那位领事就被希特勒召回德国。
爱因斯坦到达帕沙迪纳时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欢迎。那天场面很大，四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儿童们手里都拿着鲜花。在市政府大礼堂前面举行欢迎仪式过程中，他看到我也在那里就满面笑容走过来和我握手。
“啊！亲爱的卡门，”他说，“在这里见到你我真高兴。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把我拉到一旁用手指指广场上的喷泉，那喷泉顶上有一个翻滚、弹跳着的小球。“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小球在喷泉顶上不掉下来。”
我对他说，如果小球重量和喷水的动量之间保持某种恰当的关系，一旦小球出现在喷泉顶部，就会停留在那里按水力学规律运动，它一偏离平衡位置就自动进行校正，因此始终不会掉下来。
“Sehr gut（好极了）”他点点头，然后又回去参加欢迎仪式。
数月之后，我对爱因斯坦有了更深的了解。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羊毛衫加一支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他要我想个办法让他避避风头。我在洛杉矶奥列蔽拉大街替他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远近闻名，因此他在那里从未碰到过上述麻烦。我猜想，街上谁也没有认出我身旁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有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蓦然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这两句他立刻就坐下去。
我和爱因斯坦曾多次促膝长谈，科学对人类的意义这个话题谈得最多，他有些观点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中科学的最大进步在于消除了不少偏见。由于偏见来自日常生活和一般常识，所以一般人总认为它不可逾越。在消除偏见方面，爱因斯坦是我的榜样。他发现，人们只有抛弃物理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绝对观念，才能对一些天文学和光学现象作出正确解释。他抛弃了绝对时间和空间观念，宣称时间和空间是同一度量单位，然后循序渐进，提出了“相对论”。
20世纪物理学的另外两大理论是“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这两个理论也排除了由一般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比如，众所周知，任何运动物体的速度和位置都能精确地予以确定。对“测不准原理”来说，这就是一种偏见。“测不准原理”认为基本物理过程是随机量的乘积，因此无法进行严格测定。这种观点显然是和因果律抵触的。“测不准原理”公开发表后，在物理学和哲学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矛盾。
我大惑不解，在物理学上以提出激进理论闻名于世的爱因斯坦，居然也不承认“测不准原理”。他坚信任何过程都能用因果律来描述。位置和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测不准原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是胡说八道。
在这方面，我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您不相信测不准原理呢！您年轻时就消除了绝对时间这样一个大偏见。现在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个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