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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您不相信测不准原理呢！您年轻时就消除了绝对时间这样一个大偏见。现在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个青年，他消除另一个偏见——过程确定的唯一性，而您反而不赞成了，这是否表明您年事已高了呢？”
爱因斯坦回答说：“并非如此。亲爱的卡门，以前我就说过，我绝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会用掷骰子来统治世界。”
这个回答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面前这位伟人观察问题的方法竟和我父亲一模一样；宗教和科学分别对待。爱因斯坦曾经说，上帝主宰万物，因而也创造了物理定律。同时，他认为宇宙是有序的，即一切事物，只要知道它的现状，便能了解它未来的发展和变化。而“测不准原理”却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未来是无法确凿预知的，结果可能多种多样。
我父亲有个比拟说法，很能阐明海森堡所面临的困难。我父亲常说，把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或整个民族与单独一个人比较一下吧；单个人在下一时刻的行为取决于心理学规律，然而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决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先运用心理学对千百万个人逐一加以研究，确定每个人在下一时刻的行为，然后再把每个人的行为简单相加起来。历史只着眼于一般过程，也就是说，只观察大多数人活动的平均效果。可以这么说，当海森堡提出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能进行严格确定时，他头脑里的观念和上述情况完全一样。由于无法对所有微观粒子的历史都进行研究，所以他认为无法测准单个粒子的运动状态。正如历史学家那样，他测定的只是运动状态的平均效果。
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观察上的局限性。要是我们一定要合理解决无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问题，那就是对要描述的粒子逐一加以研究。由于一个人的寿命有限，在短促的一生中是无法办到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爱因斯坦来个小小的妥协：我认为“测不准原理”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我补充说明一点，目前我们的水平有限，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朝一日，这种局限性是会被科学研究突破的。
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指导过许多次关于物质结构的学术讨论会。有一次，他和奥本海默一起主持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密立根、托尔曼、保林和爱因斯坦，这是个多高水平的学术小组啊！我记得，爱因斯坦的论述清澈明了。而奥本海默表达问题的方法太复杂，因此难于理解。他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式常跳过好几步，又以为听的人都跟得上。爱因斯坦接在奥本海默后面登上讲台，首先他表示非常抱歉，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将尽力而为。
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
我在爱因斯坦身上打过一个主意，结果却完全失败了。谢天谢地，幸亏那不是一件科学方面的事情。有个匈牙利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名叫尼里基·哈齐。我发现由于时运不济，人地生疏，他被迫在帕沙迪纳一家大餐厅里当个钢琴伴奏者。从前在布达佩斯他是个公认的神童，有个心理学家还写过一本专门介绍他的书。我和妹妹对他的处境感到很惋惜，觉得他在美国需要有个显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我们决定拉他一把，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请来听听他的演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特意举办了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把南加州有名的音乐会代理人都请来赴宴。一方面让他们见见这位数学大师，另一方面聆听他拉小提琴。不用说，到时候他们纷纷赶来了。那天晚上，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大家请哈齐弹了几首曲子。不料在这个当口，爱因斯坦夫人突然心血来潮，要她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大家对这个主意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一下竟触怒了哈齐，他大声嚷道：“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说罢就真掼纱帽不弹了。我们期望美国音乐界重视哈齐的计划就此成了泡影。而爱因斯坦却兴致勃勃，照拉不误。结果，所有来客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而把布达佩斯的神童忘记得一干二净。
我看，那位傲慢无礼的匈牙利朋友是大错特错了。其后几年，一位真正的钢琴大师凯瑟索斯和爱因斯坦合奏就丝毫没有感到屈尊。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专家古腾堡教授也常为爱因斯坦作钢琴伴奏。有一次演奏后我问爱因斯坦，古腾堡钢琴弹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很难跟上。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地震学家弹钢琴不是也有节奏吗？”
爱因斯坦笑笑说，“他的节奏很好，但很难捉摸。”
1932年，爱因斯坦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内中详情我不大了解。不过我料定普林斯顿大学另有一位“密立根”，此人名叫费莱克斯纳。他不仅替爱因斯坦安排了一个终身职务，又向他提供了满意的生活条件。我在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只见过一两次面，但在二次大战后却经常接到他的来信。有一次他来信要我参加他发起的“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紧急行动委员会”。我对这类组织从来就不感兴趣。比较起来，我对在以色列办一所医科大学，或向西班牙提供促进艺术发展奖学金倒是更为关注。我以恕不从命回复了爱因斯坦，并说，“幸而我不是原子科学家，作这种决定要简单多了”。
（曹开成 译）
3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
作者：马克思·波恩
希望这个词在物理学文献中未必能找到。一篇论文以设计一个实验或者在预期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而开始。但是几乎都不会有什么话提到希望。
然而，当我回想起我在长期科学生涯中的实际经验时，我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当结果同我所预期的不同时，就失望。但是失望只有当有希望时才能发生。
没有一种科学是同生活绝对脱离的。即使是最沉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人；他希望是正确的，希望看到他的直觉被证实；他希望成名，希望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样一些希望，正像对知识的渴望一样，是他工作的动机。
今天，有可能在客观知识和对知识的追求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信念，已经由科学本身摧毁了。在科学的作用以及科学的道德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使科学不可能保持我们这一代所信仰的为科学本身而追求知识的古老理想。我们确信，这种理想决不可能导致任何邪恶，因为对真理的追求本身是善的。那是一个美梦，我们已经从美梦中被世界大战惊醒了。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在1945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掉在日本城市里时也醒了。
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结果，我们已经同人类的生活，同他的经济和政治，同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社会斗争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因此，我们负有重大责任。
按照我的看法，原子弹只是可以追溯到很远的一种发展过程的最后一环，现在，这种发展过程已经引向危机，可能引向最后的破坏性的灾难。防止这种灾难的任何希望，只能以理解把我们引进目前形势的这个过程为基础。
人们并没有委托我以抽象的哲学方式来谈论希望，它也不是我的本分。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使我期望什么。我很想用某些例子来表明，应用于战争的技术科学怎样逐渐地破坏了道德上的约束，以致现在再也没有约束了。从这个情况出发，再也不能向原来的方向前进了。只能停止，然后也许还要向后转。这正是我们可以希望的。
我对现在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最初一些知识来自学校里的历史课：例如：针击枪在1866年怎样帮助普鲁士军队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获胜，然而，法国尽管拥有优良的有枪栓的来福枪——后膛快枪，但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还是战败了。这表明，在那时，技术上的优越性似乎已经很重要，但还不是决定性的。然而，那固有的道德上的危险已经被认识到了，并且遭受到了把战争人道主义化那种思想的对抗，这种思想表现在红十字会以及关于禁止某些武器、保护和平居民等等的日内瓦公约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事态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战争是以行军、会战等古老的方式开始的。但是，不久会战的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战斗地带变得固定了，并且发展了堑壕战，与此相联系的是通过密集的炮火反复企图突破堑壕。士兵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靶子，成为由技术科学提供的超人力量推毁的对象。决定性的因素是后方的工业能力和技术发明的能力。
我本人作为柏林某军事当局的一个成员，充当了这台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我在那儿同其他物理学家一起研究所谓声波测距法。这种方法通过在不同观察哨所测量炮声到达时间来确定敌人的炮位。即使在这小小的不很重要的领域里，一切也都明显地依赖于整个工业的情况。为使这种方法更加有效，我们向当局要求准确测量时间的仪器，却被拒绝了，因为工业方面不愿为这样一些小事匀出时间、劳动力和材料来。然而英国人碰到这样的要求时却并没有讲求节约。
观察家只要没有被爱国主义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战争提供给他的见解就是：男青年在其中牺牲的战役，胜败事实上是由后方的技术和原材料的供应所决定的。即使在那时，在我看来这也是最不道德和最不人道的。我开始明白，从此以后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技术成了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在人类社会中，技术已经使战争过时了。
让我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次经验来说明这一点，这两次经验都同伟大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姓名联在一起。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发明了一种固定大气中的氮（像硝酸那样）的方法，并因而创造了第一种人造肥料，硝酸钾。现在，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也是炸药的一种成分。德国总参谋部显然准备了一切，但没有考虑到硝酸钾来自智利，现在这种进口已经被封锁切断了，没有哈伯的发明，德国人在开战以后6个月因为缺乏炸药很可能就会失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思想和把这种思想付诸应用的技术能力是世界史的决定因素。
第二次，为了突破固定的堑壕战，并使战线移动，哈伯又介入了。他发明了化学战，——为了把敌人赶出壕沟而利用毒气（开始用氯气，后来用其他许多更有害的气体）。这种方法最初是成功的。但是它依赖于风向和天气，防毒面具的发明也限制了他的效果，而且，敌人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在同样范围内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毒气。
我的许多同事，甚至道德信念很强的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像哈伯一样，对他们来说，保卫祖国是最高的圣训。至于我自己，我感到良心上的冲突。问题不在于毒气手榴弹是否比高爆炸药弹更不人道，而在于毒物（那从古以来就被人认为是一种卑怯的谋杀工具）是否应当被认可为一种战争武器，因为要对可以容许的东西不加限制的话，很快一切都会被容许。但是，只是在许多年以后，事实上是在广岛事件以后，我才形成明确的信念，否则，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认识当然会在我的早期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同时，也许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乐于协作搞原子弹了。
1933年，当我作为一个难民来到英国剑桥时，有一次经验使我认识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我这种疑虑。我受到了很亲切的接待，而哈伯则不受欢迎——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德国的事业服务，还是被迫移居外国了。卢瑟福勋爵，这位核物理学的奠基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拒绝了到我家来的邀请，因为哈伯也在；他不愿同化学战的发明者握手。卢瑟福在保卫他的祖国方面在技术上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决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划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以外，杀人的工具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武器。我相信，他会解释说，要是武器的运用没有道德上的分界，那么破坏就不可能有界限，这会带来文明的终结。
这种见解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化学战是人类道德的决定性败北。虽然毒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使用，虽然日内瓦公约已经禁止了它，可是所有军事强国都已经创立了各种研究和进行化学战的组织。一个国家要是证明了化学武器在军事上有好处，那就几乎不会害怕去利用其中的某一种的。
化学战的道德上的约束被抛弃以后，19世纪已经接受的原则——即各国进行战争只可以针对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可针对和平居民，也随之崩溃了。
我不是一个国际法专家，几乎没有读过格罗提斯及其继承者的著作。因此我不能介绍这种原则的历史，而只能根据我目睹的事件介绍我的印象。很明显，平民要是住在战斗地带总是受到战争的严重损害。那些被围困的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饥荒（即使敌对行动已经停止，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似乎也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空军发展的一个结果，这种屏障已经崩溃。德国带头空袭不设防城市——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然后在鹿特丹、奥斯陆、考文垂，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又有组织地轰炸伦敦。那时我在爱丁堡，常常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听到对这种不道德的战争的轻蔑的评论，并且认为英国决不会模仿这种榜样。但是这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了。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决定轰炸战的著名人物是两位英国物理学家蒂泽德和林德曼。他们的经历开始是一样的：在研究工作中经历了一个光辉的开端以后，两个人都可能对自己是否会成为科学上的优秀人物产生怀疑。因此，他们转向政府机关和政治，蒂泽德成了防空委员会主席，并且因为他在正需要的时候及时在为空战发展使用雷达的方法中起了作用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他使小小的英国空军赢得了著名的“不列颠之战”，因此打乱了德国人的入侵计划。
林德曼的影响也是以他在技术战中的工作为基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同丘吉尔的友谊。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小事，当时他为了证明对某种飞机的稳定性的计算的准确度，他自己驾驶了其中一架飞机，并成功地进行了旋冲。在这次显示机敏和勇敢以后，丘吉尔完全信任林德曼，任命他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并以彻威尔勋爵的称号授予贵族爵位。
1942年，林德曼一彻威尔建议用英国轰炸机中队去摧毁德国大城市中的工人住宅区。然而，蒂泽德认为对军事目标的空袭会更有效得多；至于第一个计划的不人道，他是否重视，我不知道，丘吉尔站在他的朋友彻威尔一边，后来事实证明。彻威尔对1000架轰炸机进行的多次袭击造成的损失大约比实际高出6倍，而且这些空袭对战争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因而蒂泽德是正确的。
结果，德国的城市炸平了，几十万平民被埋葬在废墟下。防止野蛮行为的道德屏障同它们一起又一次倒塌了。邪恶被报以更大的邪恶，而这种邪恶又被报以甚至更大的邪恶：我指的是德国人后来使用的所谓超级武器。这些是用遥控杀人的不人道方法的最初几个例子，用不着个人冒险，因此也没有个人的责任：那就是纯技术战争，“揿钮战争”。
国际法专家也许能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衰落的悲惨历史的概况：例如，自引进潜水艇以来的海战的例子，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沉没的“卢西塔尼亚”号。
在技术的影响下，战争双方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故意消灭平民并证明这是正确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最后三次大战中被杀害的平民和士兵的数字的比例，那时还没有用原子武器进行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死的总数大约是1000万，其中95％是士兵，百分之五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死了5000万以上，士兵和平民的数目几乎相等（52％对48％）。在朝鲜战争期间，死900万，84％是平民，只有16％是士兵。那些还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合法的工具，并坚持英雄为妻儿和保卫祖国而死的传统思想的人，现在应当认识到：这些是神话，而且还不是令人愉快的神话。
正如每个人知道的那样，核武器已经把这种发展推到极端。人们不能责备那时（1939—1945年）为核裂变工作的人们，因为铀裂变的发现来自希特勒的德国，人们必须设想：纳粹会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