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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特殊的事例里，我们特别看得出，我们祖先经历的侵入，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层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并起着明显的作用。这样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诸如“同情心”、“憎恶心”；对某些无害动物的厌恶；到了某些地方觉得很安逸，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意识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真理。
我的有意识生命视我的机体组织，尤其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特殊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但是这些结构和作用方式在因果关系上和遗传关系上又视我之前就已存在的机体组织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这些全都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相联系，而且这一连串的生理事件并没有任何中断的地方；相反，每一个这样的机体都是下一个机体的蓝图，也是其制造者和材料，从而使它的一个部分长成为它本身的一个复本。请问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该把新意识的开端放在哪里呢？
但是我脑子的特殊结构和形成的习惯，我的个人经验，事实上，一切我真正叫做我的人格的——这些肯定不是由我祖先的遭遇老早决定了的！如果后面这句话是指我个人的一系列祖先而言，那当然不是如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慎重考虑一下在这一节开头时讲的那个不完全的陈述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称之为我的较高级的精神自我的结构，在本质上确实是从我祖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但这不是说它完全或主要地限制在我自己祖先这一范围里。如果我下面所要说的不仅仅是玩弄辞藻的话，那么读者就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即决定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是两种因素：（a）他的基因的特殊安排，和（b）作用于他的特殊环境格局。读者还必须知道，这两种因素的性质完全相同，因为基因的特殊安排，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在更早的环境影响下并主要依靠这些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你看，精神人格的涌现，环境的影响整个儿密切联系着，而这些影响又是同类成员（有的活着，有的死了）的精神人格直接造成的。而且要始终记住，我们这些科学家可以而且必须把所有这些“精神的”影响看作是别人的机体组织对我们自己的机体组织（就是说，我们的脑神经系统）直接限制和修正，因而这些影响在原则上和我们自己历代祖先们在我身上引起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自我是独立的。在每个自我的背后都拖着一条由肉体事件和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精神事件形成的长链，而且我就是这条长链的反应者和延续者。随时通过自我的机体、特别是它的脑神经系统的情况，同时通过教育、传统，并由于语言、文字、文献、习俗、生活方式、新形成的环境……一句话，通过千言万语也讲不完的事物，通过这一切，自我不仅仅和它的祖先的遭遇连起来，自我不仅仅是这一切的产物，而毋宁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和这一切就是同一个东西：是这一切的严格的、直接的继续，正如50岁的我是40岁的我的继续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普遍承认，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本质的终结；但除了柏拉图和叔本华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考虑到和以上见解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更深刻、更亲切和令人鼓舞的见解：那就是，个人的诞生也同样如此，它并不表明我第一次被创造了出来，而只表明我好像是从酣睡中慢慢醒过来那样。这样一来，我就能看到，我的希望和努力，我的忧虑和恐惧，是同生活在我之前的千百万人们的希望和努力，忧虑和恐惧一样的，而我也可以希望千百年后我在千百年前的渴望得以实现。思想的种籽只有作为我的某些祖先思想的继续，才能在我里面发芽。
我很清楚，虽然有了叔本华的哲学和吠檀多的经典《奥义书》，但大多数读者虽则会认为我提出的是一个可喜的和恰当的比喻，但不会同意所有意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命题，有什么真正的实际价值。甚至有人会对一家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个论点提出异议说，一般说来父母两个生几个儿女，而父母继续活下去，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此外，一个人童年记忆的完全消失，好像也表明意识不是连续的。但在我看来，这种从谱系上引起的逻辑和算术的矛盾，倒是一个正面的证明，因为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意识同一性的主张实际上为科学（如遗传说）所证实了的地方，因此这种矛盾和整个吠檀多论点联系起来看，也就变得无力了，起码可以说明，把算术运用到这些事情上是极端不可靠的。至于记忆的彻底丧失（这肯定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是这种生理的虚幻不朽性的最可疑的地方！）即使不从什么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也可以认为，为了形成这样东西，这块可以用来模塑的蜡一遍又一遍地搓平，是多么地会适应的呵！而这样东西即使像叔本华所设想的那样，不想被形成，但事实上仍旧在被形成之中。
（全增嘏 译）
泛论形而上学
作者：欧文·薛定谔
像康德那样把整个形而上学一扫而光，是比较容易的。轻轻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倒，而且并不需要强大的肺活量去鼓起一阵狂风，只要一股强大的勇气，就能推翻这个年代久远、受人敬重的纸牌搭成的大厦。
但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形而上学从人类知识的经验内容中排除出去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那我们就很难对任何科学领域中哪怕是最明确规定的专业部分，作出什么明白阐述，我们会发现这样做要难得多，说实在话，也许完全不可能。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来说，形而上学包括不加可否地接受放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本白纸上密密麻麻印上许多黑字的书中的超物质的——亦即超验的——意义。
更深入一层说，试想人们第一次听到基尔霍夫和马赫把物理学的（也是一般科学的）任务，说成是“用最大的全面性和最经济的思想来描述事实”时，他们都会感到纳闷，感到这未免把问题说得太干巴巴、太空洞了。这种空洞感是我们克服不了的，尽管在理论上我们不得不加以肯定，甚至以热情的态度接受基尔霍夫和马赫的这种提法。但是事实上（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检查一下自己），如果把这个提法看成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就无法在任何科学领域中推动研究工作前进。因为真正把形而上学排斥出去，等于使艺术和科学双双丧失灵魂，把它们变成毫无发展可能的枯骨。
但思辨的形而上学确已被排斥出去了，康德对它的死刑的判决是推翻不了的。康德以后的哲学，或许直到现在，都显示给我们形而上学断气前的长期痛苦挣扎。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象我们这些生在康德之后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逐步树立起一些障碍来限制形而上学对我们阐述真正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学作为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保存下来，这是个特别困难的任务。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的手从迷雾中伸出来指引我们，但同时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拉离大路而坠入深渊。也可用另一种形象的比较：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无疑是先锋队，它在我们不熟悉的敌境内布下一些前哨；我们不能没有这些前哨，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容易遭受狙击。再换一种形象来说，形而上学并不是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脚手架，但没有这些脚手架，房子就造不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变为“形而下学”亦即物理科学——但这当然不是就像在康德以前有可能出现的那种转变。也就是说、决不是把原来不确定的意见逐渐建立起来，而始终是通过哲学的观点的澄清和改变来实现的。
我们怎样正确对待形而上学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声明呢？当我们离开纯粹知识的领域而去考虑整个文化（包括伦理学问题在内）的时候，这对我们说来就是一个更加严重而且困难的问题。没有人比康德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的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写了一部《实践理性批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近一百年，在一个方向上，西方世界取得很大的进展。这就是说，对时一空事件（物理学和化学）的内容已有了彻底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大堆光怪陆离的极广义的“机制”用来扩大人类意志（技术）的影响。谈到这里，我有必要公开声明一下，我并不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后者）是欧洲这一时期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情。人们一般都欢喜自称我们这个时代为技术时代，但照我看来，在稍后一个时期人们将会按照它的最光辉和最阴暗的部分，分别称之为进化思想的时代和艺术衰落的时代。不过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我现在要谈的是目前发挥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什么。
这种局部的“象皮病”意味着在西方精神生活中，或者不管我们称它做什么，文化和知识的许多方面都被忽略了，甚至比起以前来更加衰落了。这就好像是单一器官的巨大发展对别的器官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阻碍和危害似的。许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受到教会的可耻奴役，但如今它已站起来了，意识到它的神圣权利和尊严使命，挟住仇恨和愤怒向它以往的迫害者猛烈攻击起来；而忘记掉教会虽有许多缺陷和溺职之处，但仍旧是我们最神圣遗产的唯一指定保护者。当年古印度智慧的火花，和被约旦河边传道的那位先师重新燃起的火焰，逐渐地、几乎不为人觉察地熄灭了，在古希腊重新升起的太阳——它的光线使我们的文明开花结果——现在也黯淡下来了。这一切人们几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可言，没有什么导师可以遵循。他们不相信上帝或诸神；在他们看来，教会现在只是一个政党，道德只不过是繁重的清规戒律；它长期以来依为支柱的那些鬼怪已经不再信得过了，因此它本身也就失掉了任何根据。结果出现了一种返祖现象；西方人类有回到他们早期发展水平（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超过那个水平）的危险；极端的放荡的利己主义已抬了头，咧着大嘴在笑，它凭着人类原始习惯获得的粗暴力量，正伸手去捞我们这条船上无人执掌的船舵。
（全增嘏 译）
科学进步的障碍
作者：波普尔
波普尔（1902——），英国哲学家。生于维也纳。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任教。1964年受封为爵士。他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作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采用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于生存，我们就可以甩掉这种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可让理论代替我们死亡。
问题很清楚，科学进步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不能归结为科学家的个人问题。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大数学家也这样。彭加勒和哈达马德已指出，一个数学证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种显然属于美学灵感的指引下发现，在不知不觉之中试探出来，而不是理性思维指引的结果。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
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压制也能引起进步。布鲁诺殉难和伽利略受审对科学进步所作的贡献，归根到底可能还大于宗教法庭对科学进步的反对。
新思想被忽视的事例很多，如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孟德尔学说。可以找到大批阻挡进步的障碍。
亚默还讲过一个更惊人的例子，即1913年对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否定。这理论最早发表于1905年，1921年爱因斯坦为此获得诺贝尔奖金。在推荐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的申请书中，也写了否定光子理论这一段。这个文件是由马克斯·普朗克、沃泽尔·奈恩斯特和其他两个著名物理学家共同签署的。文件对爱因斯坦赞扬备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们显然深信光子理论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对他。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同一年中居然还经受了密立根进行的一次严格的实验鉴定，真是令人好笑；但我们理当把它看作是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说明最大的专家们有时也会通过最富于自由思想的鉴别而携手作出武断的否定，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去隐瞒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错了。对爱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遗憾的话，真是再有趣、再有启发不过了。申请书是这样写的：“他有时也会想得太远，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说，但是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引进一点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进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中去有时谁也不能不冒一点风险。”说得很好，但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人总是要冒犯错误的风险，但也要冒受到误解或错判等不那么重要的风险。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父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觉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理论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看来都是因为同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这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史意义重大，同时又反射到科学史中。但是哥白尼和达尔文同宗教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历史事实，却同这种科学理论本身的理性价值毫无关系。在逻辑上，也同理论所激起的科学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加以区别就很重要了。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汤姆逊发现电子（及其理论）也是一场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论所形成的一场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当汤姆逊宣布这个发现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个成就把2400年以来一直在争夺统治地位的两种敌对的物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