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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也曾等待着被逮捕，那时报纸已经隔三隔四批判他，批判他的社论题目是斯大林亲自拟订的，他的亲密朋友音乐家日拉耶夫、波波夫、维戈茨基、加舍夫等四人已经先于他被逮捕（后全部丧命），越来越多的音乐界同行或非同行站出来揭发他。在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想到过去死，是牵挂母亲、姐妹、妻子、儿女的命运才使他放弃了这个“津津有味的念头”。
他最终没有被捕，活下来了。
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救了他。有这样的传说：斯大林与罗斯福的特使谈建立第二战场问题，特使却说：“罗斯福总统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伟大的音乐家！”等等。肖斯塔科维奇最不屑听这种所谓内部传闻，一般说来，他对西方没多少好感。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他曾为前苏联所有的重要电影配过乐，斯大林多少认为留着他用处更大。另外，肖斯塔科维奇那幅戴着钢盔消防帽的侧面像全球闻名，几乎成了前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象征，伟大统帅也要考虑这一点。
他还在作曲。在等待逮捕的日子里，在“我命在旦夕，我低下了我的头”（布哈林语）的日子里，他创作了以下传世之作：《第五交响乐》、《第一弦乐四重奏》、《第六交响乐》、《第七交响乐》、《第二钢琴奏鸣曲》、《第八交响乐》、《钢琴三重奏》、《第二弦乐四重奏》、《第九交响乐》、《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犹太民间诗歌选》、《前奏曲与赋格二十四首》……
俄国有人说：“有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后人自会判断俄国今天的历史。”
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然而，如果允许选择，他宁愿选择安宁平和甚至是平庸，也不要当“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音乐家”的代价是一生见太多的生离死别，流太多的泪，失去太多的挚友。事实上越接近老年，肖斯塔科维奇就越觉得自己的作品无甚“伟大意义”，劝导年轻一代远离它们。这是“伟大的音乐家”的大彻大悟。
注释：
〔1〕根据舒婷的《神女峰》改写。原诗句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2〕（苏）列奥纳得·根得林：《受害的一代》，明宇、舒会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
〔3〕（苏）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彭卓吾译，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4〕李毓榛：《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7页。
〔5〕（苏）尼古拉·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6〕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7〕1920年苏波战争图哈切夫斯基任总指挥，本已率军打到华沙城下，因西南战线（斯大林任该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拖延配合不力，导致失败，后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另图哈切夫斯基在早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引起斯大林怀恨。
〔8〕（苏）尼库林：《元帅之厄运》，炜元闻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
〔9〕（苏）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前言”，第9页。
〔10〕本诗采用王守仁的《叶赛宁之死》，《俄苏文艺》，1980年，第95页中的译文。在《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译〕中，该诗的译文为：“白色的雪原，白色的月亮，/白色的寿衣覆盖了我们的家乡。/白花花的白桦在林中哭，/这儿死了谁？莫不是要把我埋葬？”
〔11〕本文叙述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及齐娜伊达·赖赫的内容主要参考王守仁《叶赛宁之死》、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部分参考其他文、著。加引号但没注明出处的词句引自《叶赛宁之死》或《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12〕〔13〕〔19〕王守仁：《叶赛宁之死》，《俄苏文艺》，1980年，第95、87、88、86页。
〔14〕邓肯的朋友认为邓肯之死不是事故，而是自杀。参阅《邓肯与叶赛宁》，第334页。
〔15〕〔18〕（苏）戈登·麦克维：《邓肯与叶赛宁》，刘梦耋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70页。
〔16〕袁振武《自杀还是他杀——叶赛宁死亡之谜》，《俄罗斯文艺》1990年，第57页。
〔17〕《柯罗连科致卢那察尔斯基的六封信》，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2期，第37页。
〔20〕〔21〕〔23〕〔27〕〔28〕〔29〕（苏）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叶琼芳译，卢文校，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出版，第134、132、133、198、222、199页。
〔22〕（苏）格拉特柯夫辑录：《梅耶荷德谈话录》，童道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24〕有关大清洗（大肃反）死亡总人数，各种书籍、各种版本资料的说法不同，以往克格勃正式记录在案的1937～1938年的镇压人数是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1991年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宣布说：“从1920年至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四百二十万人受到镇压。其中两百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参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季刊2002年第二期《苏联模式探析》第4页）近年来随着更多挡案解禁，这些数字又有变化，叶永烈近期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历次肃反中，一千九百八十四万人被逮捕、流放，七百多万人受到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不包括“农业集体化”、“反富农运动”以及历次大饥荒中的农民死亡人数。据综合材料看，农民的死亡人数远高于肃反死亡人数。
〔25〕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26〕此段评论载于叶尔米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论》〔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的第6页，但本文采用1956年《世界文学》叶尔米洛夫《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文中的译文（李相崇译）。
历史，凡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法国末代王后安托瓦内特的一生
？ 萧 武
玛丽·安托瓦内特出身不凡，父亲弗兰西斯一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母亲是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女政治家奥地利女王玛丽·泰莉莎。1755年11月2日，她在维也纳出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因此深得宠爱。但她生性活泼好动，任性而懒惰，直到十三岁了还不能正确的运用法文和德文写作，而且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其他必备知识。母亲为她多方延请名师，可她还是没能变成淑女。
十一岁的时候，安托瓦内特在后宫充分享受着她身为奥地利公主所拥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此时欧洲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而这变化影响了她的一生。她的母后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决定停止两家长期以来的争霸战争，订立同盟，并商定联姻以加固。路易十五无意娶奥地利的任何一位公主，夫人新丧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无意在法国公主中选一位新的王后。于是，历史性的责任落到了此时年仅十一岁的安托瓦内特和法国太子、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身上。1766年，法国郑重其事地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求婚。
答应了法国的正式求婚后，泰莉莎回头来看自己的女儿，这才意识到她实在太小，还什么都不懂。但她心里很清楚，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自己这个少不更事的女儿将会是法国王后。她知道，要做一个合格的王后，女儿目前的状态还不够。可是，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她一向忙于军国大事而疏于子女教育，事到临头只好用速成的办法教给女儿一些基本的礼仪。
1769年，路易十五写信给泰莉莎，正式为自己的孙子求婚，并建议在第二年举行婚礼。虽然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几年里除了用自己的小聪明戏弄老师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泰莉莎仍然为等待这封信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她或许很清楚，把女儿许配给一个据说“愚蠢而又粗野”的法国太子对女儿而言是十分不幸的，但她没有退路。她很清楚，奥地利除了停战别无选择，她首先是一个女王，然后才是一个母亲，为了国家，她可以牺牲一切，当然也包括女儿的幸福。这时才十四岁的安托瓦内特不过是个孩子，她能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当然听从母后的安排。
为安托瓦内特送嫁的仪式当然盛大非凡，无论是奥地利还是法国都不愿意在排场上输给亲家。但盛大的场面背后，是泰莉莎隐约的不安。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女儿的前途感到担心。她有些不祥的预感，觉得这是一幕悲剧的开始。
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礼炮声与欢呼声中告别了自己作为奥地利公主的生活，踏上异国他乡，成为当时法国宫廷中最为尊贵的女人——太子妃。她结婚的这一天的情绪变化可谓丰富，从紧张、恐惧直到激动，她都经历过了。但是对年轻而反应迟钝的法国太子路易来说，这一天的意义是如此简单：“与太子妃会晤。”
不幸从婚床上开始。新婚之夜，路易的日记里只有两个字：“无事。”简单是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写日记的特点，但无论如何，新婚之夜什么事都没发生也让人感到奇怪。面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他居然一晚上“无事”！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太子没有撒谎，这一晚确实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开始时，人们还善意的猜测说这不过是因为太子由于年轻引起的不适应和胆怯。但时间长了，善意渐渐消失，流言开始出现，全国上下都盛传太子是性无能。可以想象，安托瓦内特这样天性好动的人当时心里是多么地失望。她在给母亲的信中一再地抱怨丈夫与她长期“什么事都没发生”。而且，这样“无事”的状况持续了七年。也就是说，在结婚后的七年里，安托瓦内特还依然是处女。对一个正常而年轻的女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事情一直到了七年后，安托瓦内特的哥哥、当时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到法国访问，问题才得到了解决。约瑟夫二世发现，其实问题不过是因为自己这位有些腼腆的妹夫包皮过长罢了，而不是人们流传的什么他是性无能。一次简单的小手术后不久，安托瓦内特第一次怀孕。这时，她已成了法国王后，坐在路易十六的面前说：“陛下，你的一个小臣民在我的肚子里捣乱。”此后，安托瓦内特先后为法国带来了两位皇子和两位公主，但是，很不幸的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在不足一岁的时候就夭折了，第一位太子殿下也在四岁的时候夭折。
路易十六是个老实人，精力充沛，喜欢打猎和做锁匠活，不贪恋钱财，不沉迷女色，要是把他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家庭里，肯定是个相当好的人。但能做个好人的人却不一定能做个好国王。因为夫妻生活上的问题，他在安托瓦内特面前总是抬不起头，老实腼腆使本来就骄横的王后更加跋扈，在许多事情上，他都得听从安托瓦内特的意见。虽然泰莉莎明智的告诉安托瓦内特，让她不要干预政治事务，但是安托瓦内特根本不听，在重要的人事任命等问题上一再插手。
路易十五为人贪婪而奢靡，在位时为了供自己挥霍，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所以，当路易十五驾御西天的时候，人们满心欢喜地以为老实忠厚的路易十六能让他们过得稍微宽松一点了，就对路易十六抱了很高的期望。但路易十六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的人，对于军国大事，他一窍不通；对于安托瓦内特在人事上的胡乱插手也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安托瓦内特本来性格骄横跋扈，成为万人景仰的王后时不过十九岁，还是个小姑娘，做事完全不会考虑后果，遇上一个这样软弱的夫君，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她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把自己的行宫装饰得金碧辉煌，穿戴打扮奢靡浪费，致使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她还与一群谄媚小人整天混在一起，对她宠信的波利纳夫人言听计从，把她介绍来的那些不学无术只知道蝇营狗苟的下三滥贵族们安插到各种肥缺上去。她不但喜欢参加各种上流社会的舞会和观看歌剧演出，而且经常微服出行，不顾自己的身份，亲自参加演出歌剧。当时的民间流传着一本《安托瓦内特生活秽闻录》，上面有作者们根据流言蜚语猜想出来的各种丑闻，说她私生活如何不检点，甚至有说她与波利纳夫人搞同性恋的。
事实上，她确实是轻佻而不守礼教，但并没有像民间传说的那样秽乱宫闱。她自己根本不知道作为王后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自己手里的权力意味着什么，怎么协助丈夫管理一个国家。她只知道利用这些权力去满足自己玩乐的欲望。她以为作为王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做任何事情而不用担心后果。在革命爆发前，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臣民们到底怎么生活，供她挥霍的钱是怎么来的。乘着马车走过大街时，她听到的都是欣喜若狂的市民们在热烈地欢呼“王后万岁”，要不就是身旁的谄羡小人们的阿谀奉承。这时的她以为自己就在天堂里生活，怎么会想到自己最后的生命要在监狱里度过，怎么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在断头台上结束？
但是，太子的出生并没有能给她带来相应的荣耀和赞美，许多人猜测孩子的父亲并不是路易十六，人们怀疑这个孩子是一个野种。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是因为她长期以来的奢靡生活给他们带来的高额赋税，因为这使他们本来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也因为她受到了宫廷里的两个政治阴谋集团的攻击。一个是奥尔良公爵身旁集聚着的革命者们，一个是一直在等待机会、想当国王的王弟普罗旺斯伯爵。革命派在奥尔良公爵的煽动和保护下喊出的口号就是“反对国王、首先反对王后”。普罗旺斯伯爵曾因路易十六没有孩子而对自己当上国王充满希望，但是安托瓦内特生下的孩子使他的希望破灭了。1785年时，她事实上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各种诋毁、诬蔑她的小册子和民谣小调在法国的每个角落里流传。人们相信王后是个无耻的淫妇，国王是个怯懦的乌龟。对于王室，他们已经失去了必要的尊敬。
而安托瓦内特对这些浑然不觉，即使知道了，也自以为是地认为人们不会真的把他们怎么样。事情从项链事件开始起变化。一个从良的妓女知道了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红衣主教罗盎因为受到安托瓦内特的鄙视，而不能当上他期盼已久的首相，便伪称自己是王后的闺室密友，与罗盎主教拉上了关系，并找了一个身材与安托瓦内特相似的妓女穿着派人从宫里偷出来的安托瓦内特的衣服，乘着夜黑的时候在后宫的一个花园里“会见”了罗盎主教。罗盎大喜之下，对他们倍加信任，当他得知王后想买一只价值一百六十万里弗尔的项链但苦于没有现金时，立刻变卖家产，倾其所有，为王后买下了项链。但是珠宝却被妓女和她丈夫拿到英国偷偷出手。珠宝商到付款的时候知道了买方是王后，就找到宫里去，惊动了正准备演出一出歌剧的安托瓦内特。安托瓦内特大怒，让路易十六逮捕了罗盎，并在法庭上对他进行审判。
法庭的审判结果当然是女骗子被绳之以法，锒铛入狱，但她却奇迹般地从监狱里逃走了，而且，有人声称他们看见安托瓦内特的密友郎巴尔夫人曾在女骗子从监狱里逃走之前去看望过她。于是人们相信妓女不过是王后的替罪羊，真正的骗子是王后。不久以后，财政大臣卡隆公布的财政报告中显示出的路易十六即位以来的十二年内，欠债高达十亿五千万里弗尔。人们都知道国王是个厚道人，生活并不奢侈，那么就只能是王后了。她生活奢靡，又喜欢一亿一亿地给她娘家钱让他们去打仗。王后的奢靡和自私使国家财政出现巨大的赤字，而财政赤字的结果则是人们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赋税越来越高。宣扬革命的小册子适时地开始出现，人们对王室越来越不满，波旁王朝的宝座基础开始动摇了。
为了度过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只有求助于老百姓，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召开时，安托瓦内特刚好在一年前失去了一个女儿，现在她的儿子又奄奄一息。因此她到会场去接见会议代表时的脸色很难看，没有给本应该有的微笑，而这在老百姓看来却是安托瓦内特对“人民”和“人民代表”的蔑视。“人民代表”们发誓“除了动用刺刀，国民议会决不撤退”。究竟要不要妥协？宫廷起初犹豫不决，既不甘心放弃征税权利，又不想得罪“人民”。当“人民”们在革命鼓动家们的蛊惑下正在变得越来越“革命热情高涨”时，国王却决定向“人民”挑战。1789年7月11日，他免去了国务大臣中惟一尚孚众望的内克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