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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叭嗣瘛碧粽健�1789年7月11日，他免去了国务大臣中惟一尚孚众望的内克的职务，并命令他立即离开法国，回他的瑞士老家去。
这一天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开始，因为撤去内克标志着国王与民众的决裂和对抗的开始。但向来无所用心的路易十六在当天的日记中，所写下的不过是“无事，内克先生离去”这几个再简单不过的字。7月12日，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德穆兰跳上长凳，挥舞着手枪，大呼小叫地告诉人们，国王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屠杀他们。“人民”们立刻义愤填膺，激动万分，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并夺取了军事哨所、抢劫军火库、筑起街垒，准备与国王和军队决战。7月14日——这名垂青史的一天，两万人冲向巴士底狱，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占领了该地。这时，满以为让人讨厌的内克离去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的路易十六却认为这件事情应该由国民议会去处理，十点钟他就安然地上床就寝。当利昂古尔公爵不顾卫士的阻拦闯进卧室，搅醒他的美梦，告诉他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时，他惊慌地问：“啊？你给我带来了一个造反的消息？”公爵马上纠正了他的用词不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路易十六知道，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曾经有过“革命”，所以他清楚“革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向来反应迟钝的他对此毫无办法。
“革命就是敌人——这是王后的观点。王后是前进途中的主要障碍——革命对此确信无疑。”路易十六不足为惧，他不敢抵抗“人民”的意志，在法国只剩下一个人在捍卫王权帝位，只剩下一个人与革命不共戴天。正如米拉波所言，王后这时是宫廷里惟一的男子汉。因此革命阵营中所有的人必然都反对王后，所有的枪炮都瞄准她开火。安托瓦内特从革命发生起真的像一个王后了，她在宫里狠声咒骂，无论是参与了“叛乱”的贵人臣子还是在街上欢欣鼓舞的庆祝革命胜利的“人民”，在她眼里都是“一群疯子和无赖，一帮白痴和流氓”。她对革命充满仇恨，革命对她也不留情面，漫天飞舞的革命小册子和小报把这个“奥地利女人”描绘成一个专横暴虐、穷凶极恶、心狠手辣、挑唆国王与“人民”对抗的无耻淫妇。而且，革命中的“人民”对小册子和小报所描绘的这种王后形象毫不怀疑。
“树倒猢狲散”，先前围在她周围的男女贵人们仓惶逃窜，惟恐受到连累，只有她真正的情人、瑞典军官费森还留在她身边，打算与她同舟共济。她把国王的卫队召集起来，检阅并犒赏了他们，鼓励他们保卫王室。因为革命的群众们在一些人的组织策划下组成了一支由妇女组成的队伍（据说起主要作用的是男扮女装的男人们）正在冲向凡尔赛，准备把王室“请”回巴黎，让他们处于“人民”的监控下，不敢搞什么“屠杀人民”和“反扑革命”的阴谋诡计。当这支革命的妇女队伍已经包围了凡尔赛宫的时候，路易十六的软弱又表现出来了，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下令让卫队士兵们抵抗。卫队的士兵们因为没有得到开枪的命令，不敢反击，只好任由妇女们连推带搡地冲开了他们的防线，到宫里把王室成员——这时的王室成员只有国王、安托瓦内特、太子和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押解”回了巴黎。
回到巴黎后，王室的成员们住在杜伊勒里宫，处在“人民”的监控之下，连往来的信件都必须经由革命领袖们指派来监控王室的人检查。这时，在王后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二十年的安托瓦内特终于开始像一个王后那样做事了，变得自尊、威严、坚强，像一个“男子汉”。她不停地在宫里用暗语写信，听取报告，召集大臣们议事，教育子女，并积极策划、联络，准备从杜伊勒里宫逃到保王党势力集中的地方去，组织军队反击。费森为他“心爱的女人”出尽了力，做出了周详的安排，但因为用人不当、一再拖延逃跑时机、在路上又走错了路，没能与前来接应他们的舒瓦瑟尔和布耶接上头，最后没能逃走。当他们在瓦伦到处寻找舒瓦瑟尔的时候，终于被巡逻的“人民”发现，扣留了下来。虽然安托瓦内特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等待接应的军队到来，但是，当舒瓦瑟尔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二十分钟前就被带回巴黎去了。
在巴黎，路易十六顺从地接受了革命群众们制订的宪法。但是，宪法贯彻的只是“人民”的意志，对于国王，宪法并没有做出相应的保护，甚至连基本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更要紧的是，在“人民”看来，因为宪法只是自己意志的体现，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地做事而不用担心是否合法。在当时的法国，人民就是宪法，正如以前的“国王就是法律”一样。因此，人民没有经过任何程序上的审查就冲击了王宫，把王室完全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1792年3月11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去世，他的儿子、安托瓦内特的侄子、二十四岁的弗兰茨即位。1792年4月2日，路易十六按照吉伦特派的意志，“含泪”向奥地利宣战，王室在高昂的爱国主义号角声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无人愿意拯救王室。革命群众们深信奥地利的入侵是安托瓦内特的主谋，于是一再冲击无人保卫的杜伊勒里宫。普奥联军统帅布伦瑞克发表的要法国的革命群众尊重王室的宣言让革命群众们怒火冲天，又一次冲进了王宫。国王一家吓得匆忙逃往国民议会，等到狂热的革命群众渐渐平静下来并退去后，才又被转移到了丹普尔堡。
1792年8月13日以后，国王一家被转移到了丹普尔堡生活，他们其实与囚徒没有任何两样，行动起居、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的监视，所有的非王室成员都被迫与他们分开。9月21日，群众们欢呼：国王被废除了。12月份，路易十六受到了革命法庭的审判。1793年1月20日，安托瓦内特被告知，她可以去看看已经被强行分开居住很久了的路易十六了。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与自己的夫君见面了，虽然她并不爱他，但他们毕竟一起生活了二十年，还有四个孩子。她也知道，丈夫死后用不了多久，也将轮到自己。
路易十六死后，她在丹普尔堡继续被隔离监禁。一个热心的保王党人策划了一次逃亡，但没成功。焦急的费森苦苦地哀求，希望奥地利能接回他们的公主——这时从法律上说，安托瓦内特的身份是奥地利的公主，奥地利有权这么做。但毫无用处，又是一次狂妄而败事有余的宣言了事。后来，她又被转移到了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一般地说，凡是到了那里的人基本上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去那里就是等待死亡。在这里，连她最后的慰藉孩子也被与她隔离开了，她只能偷看孩子在外面唱别人教给他的革命歌曲，还被指控与自己的儿子乱伦。“人民”们对这样无稽的事情也深信不疑，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无耻下流的淫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793年10月12日，对她的审判开始，诸多的罪名加在了她身上，虽然没有一点证据，但结果已经是谁都可以预见的了。因为人民相信自己就是证据，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以众暴寡”是人民革命的基本逻辑，只要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哪怕没有丝毫的证据，也可以认为就是事实。她无动于衷，为她辩护的律师离开法庭不久即被处决。此时的法国陷入了完全的恐怖之中，到处是狂热的人民在高喊革命口号，法庭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无论审判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被推上断头台。安托瓦内特也一样，无论她在法庭上说什么，结果都是死。15日她被正式判处死刑。
1793年10月16日大约11点，她走出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登上囚车，被押往断头台受刑。这时的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姿绰约、出没于各种豪华场所的王后了。原来的长袍被迫当着一个来押解她的士兵的面脱下，换上了一件白色的长袍，理由是不这样出去会被认为是向人民挑衅，因为她在路易十六死后向监狱要求穿一件黑色长袍作为丧服；当年要用两个小时梳理的头发也被剪掉了。人们看见，曾经千娇百媚的安托瓦内特如今的形象是“苍白的脸十分镇定，发红的双眼凝望空中”，白发皤然，“嘴骄傲的紧闭着，表情极其冷漠；双脚反绑，挑战似的笔直坐在囚车里的长凳上，像是坐在王座上一样”。
断头台的不远处是一尊自由女神像。安托瓦内特在这里被朝着自由女神像砍下了头颅后，血淋淋的头颅被刽子手拎到空中，围观的群众们一阵欢呼：“共和国万岁！”这样子就像安托瓦内特被当成了自由女神的祭品，好像她死了人民就可以得到自由一样。
刽子手将她的头颅插在双腿中间，尸体用一个小车推走了，后来埋在哪里也无人知晓。
与其说安托瓦内特是被革命的“人民”杀死的，不如说是被历史这个庞然大物压死的。一个本来平凡而又平庸的女人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一场历史的狂飙，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无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结果是人被历史碾得粉碎。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怎经得起这么许多家国、主义、理想的重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不仁，以生灵为祭品。翻开史书，无辜的凡人的鲜血成了历史长河里的鲜血，战争、灾难和阴差阳错让一些人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位置上，他们的鲜血在一连串“转折性”、“历史性”、“必然性”的事件中总是被忽略。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狂风般卷走了一个又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历史像一个怪物一样，需要用凡人的生命来喂养。
历史，凡人的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宪法的精神
？ 罗锦成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聚集费城，奉各州训令修改《联邦条例》。他们本无另制新宪法的权力，但最后仍达成共识，突破训令的限制，起草了新宪法，即美国《1787年宪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它的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效尤，制定本国宪法。
如果单纯是文本的形式，则宪法的出现并在相关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据母法地位未必就是历史的进步，但三权分立原则和天赋人权等进步学说在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得到确认并随着宪法的“统治”地位而得以宣扬、贯彻，使得宪法与传统的法律有了根本的区别，因而可以说，带有现代的政治理念和人权观念的宪法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大多数有宪法的国家中存在着一种共识：宪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原则上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然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出来的宪法，其命运是不一样的：有的宪法稳定，制定出来后一直沿用至今，如美国的1787年宪法；有的宪法则命途多舛，不管是进步的还是逆潮流而制的，都有被废除或从根本上加以修改的危险，如法国1791年制定的宪法和中国清王朝制定的《宪法大纲》。
（一）
宪法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宪法无疑不能用作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能成为代表社会进步力量和民主发展进程的羁绊——否则，宪法的出现就没有任何意义，鼓吹和强调宪法的地位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清朝末年，清政府颁布了《宪法大纲》，企图通过宪法的权威地位，将专制政体合法化、神圣化。其第一部分（君上大权）即规定：“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1〕此后各条仍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宪法的制定者显然也认识到了宪法在“现代”国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此逆世界进步潮流而制的宪法，必然不能长久。除了更加突显出一个没落王朝的脆弱外，清朝的《宪法大纲》阻挡不了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潮流，它的匆匆作古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民主共和的名义下行专制独裁之实的国家，宪法的存在就更为尴尬了，它有名无实，只是少数政治集团手中的玩物，只有在对专制当局有利的时候，宪法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否则，就只能随着统治当局的需要随时的、任意的改变。因此，专制国家的宪法，其命运不外有二：专制的宪法被人民抛弃，民主的宪法则被专制当局抛弃。宪法的“统治”地位只能停留在文本上——而且，这样的宪法文本愈进步，愈显得尴尬。
中国自有宪法以来，就不乏上述那样的情况：《宪法大纲》无以服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能压邪。由于中国近代自清朝以来的政府都以维护自己的绝对专制地位为目的，因此反对派（或曰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从来都是非法的：清朝末年革命党非法，袁世凯时期国民党非法，国民党时期共产党非法……它们如果不是民主的陪衬品，就是专制的牺牲品，其存在只能意味着冲突和血腥。中国近代史上，尽管并不缺少宪法，却因为从来没有一部宪法（不管是进步还是倒退）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实施，所以国家始终无法避免动乱和纷争，弯路走了一程又一程。
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从历史学的角度只能这样解释：维护专制的宪法终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只有民主和进步。打着宪法的旗号维护落后，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领的城市的缄默而已。”〔2〕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举了俄罗斯的例子来证明旨在维护专制的宪法的不可靠性：“按照俄罗斯的宪法〔原注：参看俄罗斯的不同宪法，尤其是1722年的宪法〕，沙皇可以从皇室或是皇室之外，选择他所中意的继承者。这样一种制度产生了千百次的革命。”〔3〕以苏联为例，由于没有可行的民主选举制度，几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充斥着阴谋和斗争。苏联解体以后数年，俄罗斯才建立起了比较民主和公平、公开的选举制度，普京和叶利钦的权力交接，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合法的交接。当普京手按俄罗斯宪法宣誓就职时，实际上就宣告了民主宪法在俄罗斯的权威地位，用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的说法是，“俄罗斯永远不会回到过去，俄罗斯今后只会向前进”。
（二）
宪法不能保证专制的安全存在，反之亦然。只有真正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的宪法才不致于没有生命力，但民主不是空洞无物的，它不停留在虚无缥缈的表面上。以自由为例，民主与自由密不可分，没有民主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宪法无疑应是民主和自由的当然保证。然而，什么是自由，自由果真如一些人说的那样有阶级之分吗？“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4〕卢梭著名的天赋人权学说则公开宣称：“人类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但）它（自由）原是天所赐予，为任何人所必不可少的……”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以前，自由被认为是某个阶级——通常是统治阶段——的自由，是一种在普通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特权。但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看来，自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它既非恩赐得来，也不可以被剥夺。当一个社会中的某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通常在国家和社会中占多数——被整体性地剥夺了自由权利时，这个社会便不再是自由的社会。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剥夺多数人的自由往往是统治阶层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
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的关键在于人们有安全，或是人们认为自己有安全。政治不自由，人民即使被迫或自愿的效忠当局从而维持着表面的安定平和，也并不就意味着安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德国共产党人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5〕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符合现代民主宪法精神的理论。她的意思很明白：只给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的成员以自由是畸形的自由。在取消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专制体制之下，一个党的成员看似有自由，其实也是没有自由的。他们被要求对某一种信仰（无论是否子虚乌有）绝对忠诚，自由不过是控制着党的少数成员的自由罢了。卢森堡的这种理论在奉行专制的纳粹德国没有市场，也不被她为之效力的、并声称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争取自由与民主的党所承认和接受，最后只能通过历史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和残酷性：纳粹在德国消亡了，布尔什维克在苏联也衰弱和消亡了——它对曾经宣誓效忠于党的党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