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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50〕此时谁都跑得没有毛泽东快，然而此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跑得比他还快的，至少是在主观上。
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作家兼学者曹聚仁，在五十年代中期很多海外人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的背景下，以《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在写到当时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就多次提到民主人士跑得比中共领袖还快的观感和体会：“在今日的北京，倒是民主政团的首要，显得比中共的首要，要‘左’得积极一点。在若干节目上，中共的首要，反而出来做调人了！”〔51〕“目前一般政治动向，中共系执政党，所有执政的几位首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诸氏，都已变得十分温和；倒是民主人士，以在野姿态出现，有时反而十分激进。民主人士‘宁左毋右’，所有处事对人，趋于极端，反而由中共当局来作调人。这都是海外人士所意料不及的。”
〔52〕（写于中共八大闭幕不久——引者注） “北京的风气，正和海外人士所推想的相反。目前最激进的倒不是中共当局，他们执政以后，倒变成温和派了。而民主人士，却是最激进的，甚至犯了‘左’倾幼稚病呢！”
“记者在北京时期，碰到了中共的人士，觉得他们都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富有人情味，中共的最高的党政人物，那么没有一点火气，他们的气度，看起来正和当年见了谭延一样。倒是一些民主政团的人士，他们有火气，那横厉无前的态度，远比中共认识激进得多。仔细一想，在朝的和在野的政治气氛，本来会有这样的不同的。”
〔53〕
黄炎培就是这样一个跑得很快的典型，他有时甚至因为跑到毛泽东的前面，而被毛泽东叫暂停。中共建政后经过三年左右即从1949年到1952年的努力，没收了官僚资本，肃清列强在华势力，除抗美援朝打打停停外，在大陆已经比较彻底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随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此时，原本作为毛泽东特定意义上政治对手的黄炎培已被彻底征服。黄炎培对自己访问延安关于周期率的疑问进行了反省。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盛赞国家的建设成就。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54〕此后他再也不提出什么周期率的疑问了，他只为中共的朝气和社会的进步感到满足，他已经看不到怎样实现民主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思想被彻底俘虏的人因为没有无所凭借了，只有按被崇拜者的思路去改造得更好跑得更快才有出路。事实上在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大上，民主人士纷纷从政务院“退居二线”到人大政协任虚职了，如黄炎培由副总理改任副委员长，连发言权都开始削弱了，正如黄炎培的儿子说的“于国事无所建树了”〔55〕。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跟着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跑，而且不时地跑到前面。
在如何改造和消灭资本家问题上，黄炎培就有比毛泽东激进的例子。1952年9月4日，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并把已准备好的将于7日到北京市民建会第四届会员大会的讲稿《三、五反运动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指示的精神》附上请毛审阅。毛泽东对讲稿中有对资本家改造的一些太激进的提法作了重要修改：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稿中的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56〕。9月5日毛泽东复函黄炎培，客气地泼了一些冷水。毛泽东指出：“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得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57〕黄炎培在读了毛泽东的回信及修改过的讲话稿之后，接受批评并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面仍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惟改正了修改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58〕
1953年夏中共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施“三大改造”。随着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贯彻，黄炎培受毛泽东之命，利用自己同工商界的特殊关系，走上引导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线。1954年3月1日黄炎培以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身份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对工商界发表题为《工商界朋友们，大家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更加紧密地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走》的讲话。黄的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认为中国采取的和平改造方式，等于“无痛分娩法”，资本家可以无痛苦地进入社会主义。3月8日黄炎培返抵北京。此时毛泽东在杭州，黄炎培即致函毛泽东报告返京并附陈在沪讲稿。与1952年那次讲话前先将稿子呈送毛泽东审改不同，这一次是上海讲话后再将讲话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12日复函黄炎培，指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为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同时，毛泽东还将黄的讲稿请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宜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59〕3月18日黄炎培收到毛泽东函，只好马上请人向各方收回讲稿，并约孙起孟、王艮仲共商删改〔60〕。
个人思想改造方面，黄炎培更是一往无前，跑得更快。
1952年9月25日黄炎培在北京作新体长诗《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写道：“这三年中间，/最伟大的是思想改造。/……有的正在变换着——/有的已经变换——/他们的旧的头脑。/……思想改造了，/会表现出行动的改造，/一齐趋向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61〕1953年6月16日黄炎培在出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三届四中全会代表民建致词中表示思想改造的决心：“今吾改造故吾，旧人学习新人。”〔62〕大约在此前后，黄炎培致函毛泽东提出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在记述自己不断追求进步的事实之后，他写道：“主席，作为您领导下的干部，同时又是您教导下的老年学生——确还没有资格做党员，但已经接受了些，并且正在继续着党的教育——他的思想上起了基本性的变化，应当向您坦白地陈述，深信您乐为指正他的错误的。”〔63〕未见到毛泽东答复黄炎培入党申请的史料，但黄炎培入党愿望肯定是未能实现的。毛泽东是需要保留黄炎培这样一个党外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性人物的形象的，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泽东也不会同意黄炎培入党的。
同年7月上旬到8月下旬，黄炎培在北戴河休假期间，按计划读完《资本论》第一卷，并先后读了李季《马克思传》的一章，读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读了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并认为此书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影，还起草了《资本论》读法和《资本论》提要〔64〕。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学习心得，并在信中推心置腹地说：“《资本论》第一卷出世，恰在我生之初……倘在我束发受书的初期，得读此书，然后入世为人群服务，那五十年来，绝不走这样一条路线。依我向来做法，必将约集若干同志共同研究，共同开辟新路，也许早已追随了诸位先进，当一马前小卒了。到今七十多龄，还得读此书——免得终身做瞎子——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读此书，这是多么欣幸的事！”〔65〕7月30日毛泽东复函说：“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66〕1954年1月16日；黄炎培草完《谈谈〈资本论〉第一卷读后的感想》，请人钞清，函请千家驹审正〔67〕。19日作新体长诗《马克思颂》，并在诗前附注：“读了《资本论》第一卷，温读《共产党宣言》，写这首诗来纪念。”〔68〕5月1日，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函中谈了他参加五一群众大游行的感想，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情况，并附上他自己写的《读〈资本论〉第一卷》一书。5月3日毛泽东复函称赞黄炎培“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晋。”〔69〕5月宋云彬读到黄炎培寄来“请赐教”的《读〈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颂》后感叹“此老兴复不浅也”，并赠诗说：“巨书三卷从头读，分析入微领悟速。任老精神胜少年，愧吾摸索凭空腹。”〔70〕
1955年8月黄炎培在北戴河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9月8日钞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71〕。10月下旬，黄炎培入北京医院手术。11月5日，术后首次执笔即向毛泽东写信，表示住院期间“很遗憾的，没有能经受怀仁堂主席指示”，“希望这副老机器经过这次整理完好，今后能较多地较好地为人民效力”〔72〕。195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记者徐亦安因八大召开在即，约请黄炎培作纪念诗文，黄炎培于是写诗《东方红遍环瀛》：“马恩学说广传人，建党于今卅五春。三大敌人齐扑灭，一条战线共长存。身亲吾从众来去，善运宽严教化刑。百六条悬民宪法，五原则酿世和平。”“工农认识联盟好，社会欢迎主义新。一度‘抗’‘援’威信立，五年计划始基成。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73〕1957年3月19日致函南汉宸，附赠改作之访问延安诗：“飞下延安山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相望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散药农工知疾苦，开荒兄妹话艰难。鄜州月色巴山雨，忽地朝阳遍还寰。”〔74〕10月1日，黄炎培在本月日记卷首大书曰：“我的思想改造，最大的敌人，还是个人主义。虽在努力克服，总还克服不了多少。显著的就是八十年自己历史总是横梗心头，中间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免时时作祟（还有封建社会残余思想），慎防！慎防！”〔75〕
1958年2月6日，黄炎培出席人大全会，作题为《认识大时代，改造作新人，大家鼓起干劲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言。在谈到自己的思想改造时说：“我呢，八十岁了。但活下去，我现时在、以后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认真接受改造，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同时好好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通过思想改造，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从几十年资产阶级社会生长出来、养大起来的我，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知道这个改造功夫是不容易的，但我一定要勉力去做，虚心地不断地自己找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4月21日黄参加南京工商联、民建成员执行改造规划汇报会，对工商业者家属题赠一联：“自己亲人双改造，家庭政治一肩挑。”
5月4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前夕，在文化部等机关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朗诵诗作《马克思颂》〔76〕。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民建“二大”和工商联“三大”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12月7日黄炎培出席预备会后，与代表一起参观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人民大会堂，并构思了一对长联以表明心迹：“只要认清国际国内当前有利形势，接受现场大教育，谁不弃暗投明，改变立场，摆脱和资产阶级千丝万缕旧关系；一经看到成千成万各地劳动人民，创造光辉新世界，你会欢天喜地，决心改造，建立对共产主义忠肝赤胆真感情。”
〔77〕2月初黄炎培成诗《京国春》三首，以勉与会者：“辉煌一九六○年，迎取春光到眼前。难得瑶京容小住，神仙会里话神仙。”“勤劳忘我步工农，朝气腾为日日红。报国肝肠人尽热，东风有力压西风。”“恣吸新知饷友朋，还乡语语尽生春，此行饱食神仙果，要做超凡换骨人。”〔78〕1961年5月1日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晚会，遇见友好多人，心情激动，归来后成诗一首：“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79〕1962年4月27日致函民盟，请求退盟〔80〕。1964年10月为回忆录自序说：“我个人呢，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寸光阴全为民，以‘天天向上’自勉，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81〕
毛泽东对黄炎培是很客气的，对他总是正面鼓励居多，但对冯友兰就没有那样客气。冯友兰急于求成而被毛泽东说成不老实，也是民主人士力图走在前面的例子。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进步，要与过去自己所熟悉的那套封建哲学、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彻底决裂，决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同月13日毛泽东复函冯友兰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82〕当毛泽东派人将信送到冯友兰手中时，冯友兰感到意外，他没想到毛泽东亲自复信而且如此之快。他很激动，可是他对毛泽东信中那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很想不通，确切地说很反感。他曾不止一次不无抱怨地想过：“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83〕王芸生在1952年2月9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文章“写得很好，很动人”〔84〕，但最后一句话，“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则是王芸生的自作多情。这显然不合毛泽东的口味，毛泽东是不会同意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并肩前进，更不要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可以和工人阶级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至多是“阶级消灭，个人存在”，即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个人如民主人士可以给予出路，容许其存在，但作为一个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毛泽东将这句话删去后致函《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要《人民日报》转载王芸生的文章〔85〕。
为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包括黄炎培在内的民主人士普遍激进的现象呢？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首先，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又鼓励又改造”政策和对民主党派“既让其发展又有所限制”的政策实施的结果，使中共建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作为该阶级代表人物民主人士的处境和前途，都是很尴尬的。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