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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的结果，使中共建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作为该阶级代表人物民主人士的处境和前途，都是很尴尬的。例如中共鼓励民族工商业者发展工商业务，扩大生产，但是他们会想到最终也逃脱不了公私合营的改造和阶级消灭的命运而进退维谷。中共把民族资产阶级既看成“四友”之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个朋友阶级，又当作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周恩来在1952年6月19日全国统战会议上明确指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86〕而认为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如果改造得好，又是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前途的，就像周恩来说的：“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87〕“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的。有些人天天喊共产主义，这当然使资产阶级受到精神威胁。如果有人天天在我面前说，你老了，快要死了，我也不高兴，非躲开他不可。我们要告诉资产阶级的人们要自信，他们不但有历史任务，而且有光明的前途。”〔88〕既然前途是这样规定了，左右为难的民主人士干脆顺时应势大步向前走。
其次，尽管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共同纲领》也没有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前途是肯定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仅仅是个过渡阶段而已。尽管中共的最高层反复说明将来要用和平转变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自然，‘水到渠成’。”〔89〕周恩来在1953年6月4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民盟七中全会代表的茶话会上也指出：“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不能够冒进。当然最痛快的是现在就宣布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收私营工厂。但是那就违背了《共同纲领》，就要闯大乱子。”〔90〕但是，中共党内的中下层也存在着一种“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和倾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强调斗争和限制，要求提早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有一种激进和急躁的心态。中共建政初期各民主党派纷纷酝酿取消甚至付诸实践的事实，表明民主党派正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实行冒进。中国人民救国会于1949年12月在北京宣告结束，并宣称：“中国人民救国会所号召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它胜利地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作为人民和政治性的组织，它亦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向全国同胞、朋友们和同志们宣告它自己的光荣的结束。”〔91〕民盟、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有人提出要求解散。农工民主党内部曾发生了对该党存废与否的争论：一部分党员认为农工民主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政治形势要求不应再搞小党派，应该解散。九三学社不少成员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以后只要在本岗位上替国家出力，不需要组织什么社团。因此在会后九三学社就着手酝酿解散事宜，并已经着手草拟解散宣言了〔92〕。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制止，当时救国会结束事件将为民主党派的解散热潮起到多米诺骨牌效应。
最后，中共领袖的个性和魅力也是民主人士不得不快步前跑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认为“蒋本人军校出身，缺少思想深度，和文化的魅力。因此一方面，无论他在政治上多么专制、冷酷，但对知识分子有一份敬重，在文化领域里不会过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像传统的开国之君一样，毕竟只是利用知识分子，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他需要知识分子，却难以从内心上把握知识分子，包括他们的弱点。他可以凭个人手段个别地笼络一批知识分子，但不能从普遍道义赢得知识分子群体，多数人纷纷谴责他，反对他”〔93〕。的确是这样，蒋介石由于自身缺陷而对文化存有一份“敬重”而又把握不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所以当他需要知识分子为他效劳而知识分子不仅不听话而且背离他的时候，专制冷酷的他只好大开杀戒了。蒋介石的这些缺陷也是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人士最终跟着中共走的重要原因。与蒋介石相反，“毛本人出身于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文化及传统文人深有参悟。因此一方面，他能够以思想、信仰、政策获得知识分子的共鸣，并以自己的文化魅力赢得知识群体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他深谙知识分子的弱点，在革命年代对党外知识分子很客气，但在革命成功后，对党内外知识分子都以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发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将整个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盲从、有的狂热，有的检讨，有的沉默，有的自杀”〔94〕。在这种情况下，向来以“世故”自称的黄炎培自然会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昂首阔步！
综上所述，一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窑洞对”之后的晚年黄炎培终于凸现出来了。第一，他虽然受到毛泽东巨大的感染，对以延安为象征的中共有着很好的印象，但政治上依然行走在中间道路上，在毛、蒋之间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第二，他在中共建政初期与毛泽东的客气斯文的交往中蕴涵着朋友即对手的较量，因为站在他身后的是地主和资本家，而这也正是他被毛看重的重要原因；第三，被毛泽东彻底征服后，他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拼命向前跑，甚至走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者毛的前面，显得比毛还激进。
注释：
〔1〕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第52～53页，转引自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2〕〔4〕〔12〕〔8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115、103、105页、“自序”。
〔3〕〔6〕〔14〕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145～146、166～167页。
〔5〕〔20〕〔58〕〔60〕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178、193～194、253页。
〔7〕〔9〕〔2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101、189页。
〔8〕黄炎培：《说亮话》，原载《国讯》第四百一十一期，
转引自尚丁：《黄炎培》，第148页。
〔10〕参阅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15页。
〔11〕〔25〕〔60〕〔62〕〔64〕〔67〕〔71〕〔73〕〔74〕〔75〕〔76〕〔78〕〔79〕〔80〕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223、253、247、248、252、261、267、271、276、282、290、295、298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
〔15〕〔35〕〔45〕〔47〕〔84〕〔86〕〔87〕〔88〕〔89〕〔9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3、232、177、228、222、222、230～231、178、238、249页。
〔16〕《中国民主同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17〕〔54〕黄炎培日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47年3月9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0、473页。
〔18〕《大公报》1947年10月3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0页。
〔19〕《黄炎培先生七十寿辰与诸亲友谈话录》，
《国讯》杂志第四百三十八期，1947年11月8日。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0页。
〔21〕〔24〕〔61〕〔68〕《黄炎培诗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286、386、399～401、414页。
〔22〕陈起城、苏慧娥：《黄竞武传——英勇坚贞的革命烈士》，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23〕参阅散木：《执着的水利学家黄万里》，《文史精华》2002年第八期；曾昭奋：《江河万里》，《读书》2002年第八期。
〔27〕〔39〕黄方毅：《黄炎培与毛泽东》，载《百年潮》2002年第4期。
〔28〕徐文烈：《皖南事变与柳亚子》，见《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
〔29〕〔30〕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9、675页。
〔31〕〔3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244、267页。
〔33〕曹聚仁：《〈新局长到来之前〉》，引自《北行小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0页。
〔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329页。
〔3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37〕〔4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310页。
〔38〕〔40〕〔41〕〔43〕参阅许涤新：《风狂霜峭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9～310、310、312～313、313页。
〔42〕〔4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45、834页。
〔44〕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50〕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五十年》，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
〔51〕曹聚仁：《我看中共的“八大”》，1956年10月12日，引自《北行小语》，第72页。
〔52〕曹聚仁：《民主人士的处境》，引自《北行小语》，第120页。
〔53〕曹聚仁：《数风流人物》，引自《北行小语》，第133页；《怎么看？怎么写？》，引自《北行小语》，第144页。
〔55〕黄万里先生未刊稿，转引自朱宗震：《孤独集》，第475页。
〔56〕《黄炎培年谱》，第24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页。
〔5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33～534页。
〔59〕〔66〕〔6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69、287、492页。
〔63〕〔65〕〔72〕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256、280～281、309页。
〔70〕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333页。
〔77〕《黄炎培年谱》，第289页；并参阅王华斌等：《黄炎培》，第321页。
〔8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83〕张秀娟主编：《握手风云——毛泽东交往实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1页。
〔8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03页；《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22～223页。
〔91〕《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92〕参阅张忆军主编：《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415页。
〔93〕〔94〕姚国华：《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689、690页。
朱生豪没有到过重庆
？ 李伟民
读了2002年第六期《书屋》王康先生的《沉潜磨洗六十年——凭吊中国抗战首都重庆》一文获益匪浅，犹感振奋。
然而王文在述及“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领略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提到“朱生豪”时，认为“朱生豪”也到过重庆。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朱生豪既非外文系毕业，更不是英美留学生。他一生北端没有涉足过长江，南边没有跨越钱塘江；他只是浙江杭嘉湖平原的宠儿，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的才子。
朱生豪虽然没有到过重庆、四川，但是他确有到重庆和四川的打算，只不过迫于形势，没有实现罢了。而和他“一起在雨声里做梦，一起在雨声里失眠”的夫人宋清如却在抗战时期在重庆、成都两地教过书。
1937年11月中旬，其时还没有和朱生豪成婚的宋清如，从常熟举家汇入难民大潮，在路上历经磨难，于1938年1月到达重庆。3月中旬向教育部登记后，受聘重庆一所国立中学女子部（后改为国立二中），教初中国文课程。1940年秋宋清如到成都女中任教。1941年暑假，一家人踏上回乡之路，10月中旬回到上海，宋清如在上海私立锡珍女中代课。
为了一起去四川能够互相照顾，朱生豪和宋清如于1942年5月1日结婚，介绍人夏承焘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个字。其实，结婚前后，他们都在为去四川做准备，结婚时就已经订好了5月上旬去香港的船票，然后转道去重庆，结了婚就走。可是由于战事的发展，船期屡次延误，又想取道越南进川，但日军的不断西进，此想法也就不能如愿了。
最使朱生豪放心不下的是他的译莎工作。这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他担心如果去四川，人生地不热，颠沛流离，很难保证把翻译工作进行下去。按照朱生豪的想法，只要能安定下来，带一本莎剧全集和一本辞典，在哪里都可以进行翻译。再三权衡后，朱生豪和宋清如终于决定留下来，直至他在嘉兴翻译莎士比亚著作时一病不起。就这样，朱生豪带着对爱妻稚子的无限眷念和牵挂，带着“殚精竭虑，沥尽心血”没有能够全部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间。
李鸿章的“国情观”和“新闻观”
？ 孙振军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李鸿章都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显赫人物。
日本人说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说李鸿章：“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同样大名鼎鼎的维新派旗手梁启超，对李鸿章也情有独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然而读《帝国的回忆》一书，可看到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所流露出来的另一种“国情观”和“新闻观”。
1896年8月28日，时任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9月2日上午九时，李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专访。在回答关于教育问题时，李鸿章提到了大清帝国的国情。记者问：“阁下，你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李鸿章停顿一会儿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国情和风俗习惯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回答此问题之前，那个多嘴的大清国翻译官还很不给李鸿章面子地插了一句话：“在清国，男孩子，才是真正的孩子。”不把女孩子当孩子，不让女孩子接受教育，不设公立的供平民出身的女孩子就读的学校，是典型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表现，是大清国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的体现。但在清王朝皇权的忠实维护者当然也是既得利益者李鸿章的嘴里，轻飘飘地用了一个“我们的国情与你们不同”，就把伶牙俐齿的洋记者的嘴给封死了。可见，这位李大人决不仅仅会签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确是有一定外交才能和狡辩天赋的。
关于新闻问题，李鸿章与《纽约时报》记者也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回答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