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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扯。”继续微笑！“瞧你扯哪儿去了。吉莲，快点，我们不能迟到。跟他们打交道，谁要是不遵守原先约定的时间，他们准会在加夫罗切饭店给他脸色瞧。”
“那就由他们去。”
“什么？”
“我们可以在广场上吃一份黑面包做的三明治。”她声音里透出的语气，尤其是在像科耐尔这样听惯了她和谐悦耳的声音的聪明人听来，带有一种不怀好意的威胁。“你躲不开我，”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在对他说，“不要再耍弄那套骗人的把戏啦。你是我的。”
“哦，亲爱的，快点，我的小傻瓜。”
这个吉莲·兰姆他已认识好几年了。她一开始是报社记者，不过她更适合在电视上亮相。她那聪明伶俐、大胆泼辣的风度，和面颊红润、楚楚动人的英国淑女形象相得益彰，使她在荧屏上大放光彩。“屠羊”是她撰稿和制作的一小时专栏节目，去年在BBC，今年在一家独立的电视台播出，明年还将通过电视辛迪加向全球播出，并有望与部分美国观众见面。“屠羊”含有气势逼人的寓意：揭露某些人想要隐瞒的丑事。
“如果我不带上最漂亮、最有风度的兰姆小姐，等在加夫罗切饭店的那帮人是饶不了我的。”罗伊斯无可奈何地说。
她脸上绽开灿烂的微笑。“改天吧，罗伊斯。改天……”
上帝，罗伊斯默默祈祷，千万别是这个礼拜天。
特工这个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耐德对自己说，也许算不上高雅，但他所从事的绝不是简单机械的工作。
谢尔夫里基百货大楼，是耐德的秘密联络站的一道天然防线，在牛津街上，距离使馆办公楼仅几分钟的路程。任何跟踪他的人，耐德觉得，都会被午餐时分大楼底层的繁忙景象弄得晕头转向。他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发现身后的尾巴，而且能够利用拥挤的人群轻而易举地将其甩掉。
耐德设在伦敦的秘密联络站，位于百货大楼后面的爱德华兹巷。这条小巷和它西侧面向奥恰德大街的地段之间，与百货大楼的环境截然不同，那里有一座设备齐全的露天加油站和一家旅馆。他们可以从百货大楼的后门径直走进旅馆。旅馆电梯紧挨入口处，因此来人乘坐电梯上楼是不会被前台办事员发现的。如果有谁保留一个双人房间——404号——就像耐德今年4月份做过的那样——以某个挂命公司的命义，按月付房租，不管这个房间使用与否，那么，他还会有404号房间的钥匙。
房间的所有打扫和整理，包括每周用电子仪器探测窃听装置，都是为了让耐德会见联络人员。4月份以来，为此目的他仅来过两次。只有一人（不是夏蒙）知道这个地方，尽管耐德断定夏蒙早已猜出他另有一个藏身之处。这个房间对所有人都是秘密，唯独简·威尔例外。此刻，他正眼巴巴地盼着她的到来。
他打开两扇窗户，熙熙攘攘的车流发出的巨大声浪骤然涌入室内。伦敦日益增多的车辆发出的喧嚣，不是因为司机鸣笛所致，而是由于轿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引擎声响成一片。耐德打开收音机，调到BBC3台，一名演员正在一首英国中世纪古曲的伴奏下，用浑厚圆润的嗓音朗诵一首诗歌。嗒嗒嗒嗒的鼓声，丁冬弹拨的弦乐，活泼轻快的八孔直笛，以及一些说不出名字的古怪乐器的噪声，在为他的朗诵烘托气氛。
他打开冰箱式酒柜，倒了一小杯冰镇毕雷矿泉水，缓缓地、一口接一口地灌进肚里。
他盯着酒柜门，慢慢摇了摇头，走向窗户，背对酒柜，叹了口气，转身走向酒柜。他用胳膊肘将门推严实，又摇摇头，心头涌上一缕苦涩。
他脱掉平底鞋，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霎时间，由他在办公楼主持会议的情景一幕幕络绎不绝地从他眼前掠过。随即，他想到还有六天时间纠正所有的过失，便索性将它们从脑瓜中统统赶了出去。
倘若出错，那也瞒不过简的眼睛。这些天来，他越来越倚重她帮自己度过这个似乎正在成为一场噩梦的难关。不过，他问自己，什么是噩梦？某个令人惊恐、无法接受，却又是心理活动隐隐约约预示的现实？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想着……
6月底一个多云的中午，南希·李·米勒在格罗夫纳广场上找了一张没有树荫遮蔽的长椅。她坐下来，抚平裙子上的皱痕，没有跷起裹着黑色长统袜的长腿，因为她马上要打开膝盖上的一份金枪鱼三明治，人们常见的那种薄薄的英式三明治。干硬的面包，稀稀的黄油，几乎不见金枪鱼，好像是为了弥补因此得名的这种馅料的缺乏吧，还特意夹进三片薄如羊皮纸的黄瓜。
南希·李思念起家乡加利福尼亚的金枪鱼三明治。斜切的一大块气派不凡的面包，鼓鼓囊囊地塞满令人眼花缭乱的金枪鱼厚片，芹菜、葱、几撮低热量的蛋黄酱、胡萝卜片、青椒丝、切成细末的苜蓿嫩芽，一切都堆在嚼起来喀嘣脆响的莴苣叶上，周围裹上半英寸厚、不带一丝酸味的西红柿片。
她强打精神没滋没味地嚼着三明治，一边懒洋洋地打量一个身披披风的男人的塑像。她常常琢磨那人到底是谁，将来有一天她会向使馆工作人员打听。
这时，她看见弗兰契上校，身穿便服，整洁利索，匆匆奔出正面大门，往北拐上奥德利街。南希·李把三明治放在皱巴巴的塑料纸上，手伸进手提袋，掏出一只笔记本。
她在后面的一页上匆匆记下日期和时问。这本笔记本上几乎写满了东西，她保存不到四星期，还是接到德雷斯·凯福特的吩咐以后才开始保存的。她和德雷斯之间电话通讯不畅。三个多星期前，他给她打来电话，说他在贝鲁特，很快就能见到她。可是自那以来，她再没有听到他的音讯。漫漫期盼中，唯一能使她稍释愁怀的就是这本笔记本，上面写满的暗语的含义她正在渐渐淡忘。她很快就会发现，她无法在德雷斯最需要情报时破译这些暗语。
那个叫作简·威尔的女人，衣着清爽，戴一副黑框眼镜，头顶上绾起一只黑色的发髻，急急走出办公楼，拐上布鲁克街，一会就不见了踪影。南希·李把这也记在笔记本上，因为她一心想讨好德雷斯。
南希·李深知自己资质平平。她没能读完大学，这多少应该归咎于她父亲。她和父母总是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走遍一个个油田。无论身居何处，她都没能住上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从美国孩子就读的那些油田公司学校接受名副其实的教育。她在中东度过的儿童时代所取得的唯一骄人成绩是她能说阿拉伯语，说得不算好，但能凑合过得去。
德雷斯称她天才，可这仅仅因为是他发疯般地爱上自己的缘故，爱上她淡褐色的头发，微微扁平的小鼻子，秀气的小耳朵。“像是蜗牛。”德雷斯一边喃喃说着，一边轻轻咬着它们，褐色的眼睛里射出火辣辣的光芒。
她停止咀嚼，那些炽热的情景纷纷涌入脑中。她想使自己平静下来。那边又走过罗伊斯·科耐尔——“樟脑草先生”，打字组的英国姑娘们都这么称呼他——身旁是一位体形匀称、金发披肩的女士，显然已经被他弄得神魂颠倒。南希·李又记下一笔。
暗中监视不是她的本分。从她父亲给她搞到这份使馆工作开始，她就知道这准是枯燥乏味的差使，因为她将长年累月地固定住在一处，天天重复那些单调机械的事情。
不过，这样做能讨好德雷斯，她在世界上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讨好巴结他。是他使自己成为一个女人，这是她永远报答不尽的天大恩情。纵使这种报答必须以忍受枯燥为代价她也心甘情愿。“随他去吧，”约翰·列农唱得多好啊。随他去吧。
两辆白色大货车在广场上缓缓兜着圈子，寻找一家门牌号码。车身上涂着滑稽的英国名字：霍金斯和杜特公司——欢迎惠顾。伦敦人或独自或成双结对地走过她坐着的长椅。南希·李觉得他们都是些挺滑稽的人。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口音，甚至他们的脸都挺特别：大鼻子，宽下巴，就像维修机械师帕金斯先生一样。
她吃完三明治，打开每天都买的通俗小报，翻到前面的闲话专栏，缓缓地看着那些含沙射影地指责高层人士无耻的通奸行为的文章。她阅读速度不快，读到粗体字印刷的中心文章时花了好半天才看完。
“……伦敦人街谈巷议的本季度重大事件，美国大使馆以总统夫人——喜欢交际的潘多娜·福尔默女士——的名义邀请500名上层人士饮香槟，品尝美式烤菜。你们还没有收到请柬？别着急。我们已经收到。请注意本专栏将继续刊登……”
南希·李觉得自己的右胳膊——实际是右腋窝正被谁牢牢捏住，这才意识到两个男人一边一个坐在她两侧。她冲着那个亲热地抓住她，痛得她龇牙咧嘴的人一声惊呼：“德雷斯！”
“静点，亲爱的。”凯福特用阿拉伯语小声提醒她。然后，对南希·李右侧的男人说：“我对你说过她是个顶顶漂亮的大美人吧？我可真有福气咧。”
他指指闲话专栏上的这则消息，笑眯眯地让伯特看了两遍。德国人慢慢睁大了一双淡淡的眼睛。
凯福特用手指弹弹南希·李一直在看的这段消息。“兄弟，看来咱俩都福分不浅哩。”
第五章
每当自己那位大使丈夫不在伦敦的时候，潘多娜·福尔默都起得很早。今天清晨她起得和耐德·弗兰契一样早。她饮咖啡时，他正在慢跑健身。潘多娜常常想弄清他在使馆的真实身份，在她看来，防卫处副官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头衔。
她一边喝咖啡，一边仔细斟酌即将成为成功现实的所有细节，这是她——阿道尔夫·潘多娜·福尔默夫人的成功，她丈夫是美国总统派驻英国的私人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
注意细节正是潘多娜的特点，有些人认为她本人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你可以用5这个数字来概括我的相貌特征。”她常常对妇女杂志的新闻记者说。记者出身的她擅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听众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
“我与5这个数字有不解之缘。”她用柔和的嗓音侃侃而谈，现在她早已不带密西西比地区的腔调。“我身高5英尺，所有服装，包括鞋子都穿5号。个头偏矮，”说到这里她常常伸出两条纤细的腿，“所以我几乎总要穿上这些讨厌的后跟高达5英寸的鞋。起初颇感不便，后来总算习惯了。”
说到兴头上，她会突然中断这番妙趣横生的描述，告诫读者切勿效仿她穿高跟鞋，除非她们对她这轻到极点，还不足100英镑的体重情有独钟。
“也就是7英石。”①为了照顾英国听众，她再补充一句。每回接受采访前，她总是细致入微地做好准备工作。
①英国重量单位，1英石相当于14英镑。
说到这里，采访人会不太客气地提到与她恰成鲜明对照的大使先生——体魄健壮，身高近7英尺——不过潘多娜会巧妙地使谈话重返主题。
福尔默夫妇初来伦敦，对外交工作也很生疏。然而谁也想不到潘多娜在这方面竟能无师自通。今天早晨，新的一周刚刚开始（这一周结束于7月4日星期日），潘多娜便显示了自己格外重视细节的不同凡响之处。她希望自己赢得胜利，同时也能大大提高总统的威望。
潘多娜知道她正在给大使馆制造麻烦。他们准想了解她为什么让自己的管家克罗斯泰克女士和女佣劳娜·麦伊·霍基帮忙悄悄打出许多邀请电话。她将不得不在使馆里来个先发制人，做点补救工作，尤其得与简·威尔周旋一番。
可是，她决不能听任那帮外交老手拿她的花园酒会不当回事。她也许会像一个大胆泼辣的年轻姑娘，踩着高跟鞋迈着轻快的步伐到处奔走，结果却是到处添乱。不过潘多娜·福尔默知道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孤军作战是什么滋味，其体会之深，委实出乎任何人的预料。
作为美国最大的专业和百货联营商店福尔默联营商行有限公司总裁的儿媳，她早就被迫分析了驱使自己抛头露面的内在动力。自己的丈夫——总裁之子——首先被他父亲继而被其他管理人员视为白痴。原先雄心勃勃的她，嫁给了一个别无所长的男人，这本身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然而她却充分利用了他们唯一的优势——金钱。她督促伯德为共和党的竞选大量捐资。新总统就职伊始，便设法酬报慷慨解囊、忠心耿耿的福尔默。当总统告诉他，准备请他出任驻英大使时，福尔默被惊得瞠目结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不，我不去伦敦。”
“请你务必去伦敦。”
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接着很响亮地说了声“上帝！”总统在办公室里恳求自己的大恩人屈尊接受酬报，早已不是第一回了，但是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殷切，却实属罕见。
是的，潘多娜从窗口转身按铃招呼贝勒·克罗斯泰克女士时，心里转动着念头。她得设法让简·威尔乖乖听话，还得语气温婉地向伯德透露举行酒会的消息。伯德不喜欢这种大规模的社交活动，他得依次和上百个陌生人握手，他们当中谁也不会端酒给他喝。自从到此上任以来，他已经一个月滴酒不沾了。潘多娜深知好酒贪杯者身临一场大型聚会，要抵御醇香美酒的诱惑，该是何等艰难。
女管家打开她卧室的门。克罗斯泰克女士先是为比洛克西的潘多娜娘家人服务，后来又为先后居住在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福尔默夫妇工作。她是个黑人，个头不及伯德·福尔默高，可是走起路来却比他快得多，对于一个已有67岁高龄、并且已经当上曾祖母的女人来说，这实在是惊人的速度。
“莫宁，贝尔，”潘多娜操着比洛克西的土腔，“那个电话马上就要响起来了，一定要你自己或者我或者劳娜·麦伊接。我不想让任何人从我们这里打听到招待会的消息。明白吗？”
“不让大使馆的任何人知道？”
“别相信他们。”
“我谁也不相信，除了你和我。”克罗斯泰克女士说起了她们之间常说的笑话：“有时，我连你也不太相信。”
两个女人轻声笑了起来。
莫里斯·夏蒙摆弄的这种新式观察仪适用于微光观察，也适合今天这种阴沉的天气。此刻，他远远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口后面，将这只大功率小型观察仪的镜头重新对准阴云覆盖下绿草如茵的格罗夫纳广场。现在天气转热了，那个叫米勒的姑娘一连几周在那里吃午餐，这本身不足为怪，使他格外留神的是她在座椅上频频记着什么。
他把镜头瞄准米勒，见她正嚼着手中的三明治。这时，耐德·弗兰契的私人电话响了起来。他不满地咕哝一声，放下观察仪，锁上自己的办公室门，走进隔壁耐德的房问。铃响了八下，他抓起话筒：“防务处办公室。”
“莫？还是我，勒维妮·弗兰契。他在你那里吗？”
“哎呀不巧，他刚离开办公楼。”
“我正等他打电话过来。”
夏蒙警觉地顿了顿：“我们今天上午处于……高度警惕状态。耐德会向你解释的。”话刚出口，他就懊悔自己说漏了嘴。办公室人员按规定是不允许向自己的配偶透露任何情报的，即便对方是那个倔头倔脑的科里考斯基将军的女儿也不能违例。
“那我只好请你帮忙了。今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此人假冒邮差，说话声气挺粗。我估摸他是在侦察我家的电视监测系统，同时也想寻机干掉我。”
“他长得什么样？有没有清楚地录下他的相貌？”
“录下来了，可是只能看见后脑勺。弄得好能有他转身的侧面图像，现在可说不准。该有人来取走那盘带子分析一下。我等了一上午。现在清洁女工来了，我得去市场。什么时候能——？”
“先别出门，勒维妮。”夏蒙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所有能派出的人员……今天上午都脱不开身。我再看看还能派谁。不过现在是午餐时间，恐怕得等一会。”
“我本以为耐德会……”这话说了半截。
“他出去和联络员……联系了。”
话筒另一端出现了一阵令人忧虑的沉默。
“下午2点之前会有人去你家取录像带。我保证。”
“那我在家等着。”对方搁下了话筒。她准给惹火了，夏蒙想，八成是生耐德的气。
他放眼窗外阴云笼罩下的格罗夫纳广场。那个叫米勒的姑娘仍旧坐在那张长椅上，双膝并拢，口里嚼着三明治。伦敦人三三两两懒散地摊开手足在草地上或躺或坐，抽烟聊天，一派闲适从容的神态，仿佛夏季太阳明亮的光辉洒满了他们的心灵。
那个面容憔悴、身挂两块木牌的高个男子形孤影单地立在一边，与这种悠闲自在的气氛形成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