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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文
中国不少当代作家，多为浅人。然而浅人偏好作深语，锦绣满眼而意多支离，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命笔无心，敷衍终篇。一切天地之至文，必不作诡奥语（仅限文学，学术另当别论），而总是语浅意深，以寻常话头，道出前人之未道。尤以谋篇布局，不肯落入前人和洋人窠臼。当代中国不少文人既已不思，必然继之以无文。文人无文，已成通病。甚者更是病句连篇，语无伦次，陈词滥调，叠床架屋，冗言赘句，词肥意瘠。一得之愚，辄洋洋万言；热门话题，必强凑热闹。此辈恶札，当以奥卡姆剃刀尽数剃去。梁简文帝萧纲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此语曾为文风颇为“放荡”的鲁迅、钱锺书一致称道，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加以推崇。衡之当代文坛，可谓谨重之人甚少，而放荡之文略无。当代文人多如牛毛，而千古奇文、天地至文则寥若晨星。文人无文，比之文人无行，更是文人大病。
当代散文十大病
家长里短太多，忧国忧民太少。
故弄玄虚的太多，货真价实的太少。
牢骚太多，针砭太少。
愤怒太多，见解太少。
业余的票友太多，出色的专家太少。
痞子太多，才子太少。
老师太多，大师太少。
有架子的太多，有学问的太少。
文抄公太多，文体家太少。
胡编的集子太多，单篇的杰作太少。
当代小说戏剧十大病
长篇小说太多，时间能搁长的太少。
短篇小说太多，不短命的太少。
小说流派太多，有独创风格的太少。
现代派太多，现代精神太少。
摹仿外国名著的太多，写出中国名著的太少。
报告文学太多，不虚构的太少。
实验戏剧太多，实验成功的太少。
电视连续剧太多，连续看到底的太少。
得奖的太多，自己不提别人知道的太少。
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谣言太多，值得文学史一提的太少。
当代诗歌十大病
写诗的太多，读诗的太少。
青年诗人太多，坚持到老年的太少。
写出的诗太多，发表的地方太少。
草稿太多，定稿太少。
病句太多，妙句太少。
糟蹋汉语的太多，珍惜汉语的太少。
自恋的诗人太多，超越自恋的诗人太少。
出洋的诗人太多，坚守的诗人太少。
有口号的诗人太多，有理论的诗人太少。
庸才太多，天才太少。
当代作家十大病
会员制作家太多，自由作家太少。
隐士太多，叛徒太少。
有媚骨的太多，有“反骨”的太少。
高调的慷慨党太多，低调的实干家太少。
扔砖的破坏者太多，砌墙的建设者太少。
洋枪洋炮太多，真刀真枪太少。
堂吉诃德太多，哈姆雷特太少。
做戏的堂吉诃德太多，率真的堂吉诃德太少。
作秀的太多，优秀的太少。
不要脸的太多，不要命的太少。
“躲避崇高”与“渴望堕落”
“躲避崇高”是当代一位专业作家的口号，因此当代一位自由作家直截了当地斥之为“渴望堕落”。一个民族若躲避崇高，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光荣与梦想，就只有醉生梦死的得过且过，只要保命全生、飞黄腾达，就一切管他娘的。“躲避崇高”是世纪下半叶的某些中国作家的自供，也是他们为自己刻下的墓志铭。“崇高”包含人类文明的一切伟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公正、幸福、真、善、美（权且列这九项）。作家天赋的使命，就是为这一切终生奋斗，不惜献出生命。作家是人类的良心，是民族的头脑，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一个没有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扼杀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有罪的——并且必定因赎罪而付出巨大代价。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是堂吉诃德的战场，而不是哈姆雷特的舞台。堂吉诃德的代表是鲁迅，哈姆雷特的代表是顾准。鲁迅是擅长攻击的堂吉诃德，所以生前死后也一再遭到攻击，但毕竟由于堂吉诃德的后备军不少，所以“鲁迅精神”也一直是鲁迅后继者反复张扬的，然而却少有顾准的后继者，更没有人提倡“顾准精神”。然而，中国作家不但需要“鲁迅精神”，更需要“顾准精神”：探索真理的勇气，挑战权威的勇气，“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殉道者的勇气，不为丝毫虚荣和利益只为了寻找智慧而不惜下地狱的勇气。
反思和盘点
中国人对本民族的谩骂，从世纪之初一直绵延到世纪末尾，谩骂者或许会博得一时虚名，年末盘点，被骂者可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开骂者是否首先应该遭到回击。好在拙文完成于二十世纪，也发表于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已经足够浮躁堕落了，且让我们共同约束，让我们能重新回归艺术，回归语言，回归思想，回归人民。在新世纪，作家的学者化将不再值得标榜，而是成为一个最起码的素质要求（正如学者的作家化本来也没什么可吹嘘的）；域外的新思潮将被我们限定在一个极其有限和仅资参考的范围内，不再左右我们的文坛风云；中国作家群中将诞生自己的卡夫卡、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且具有到眼可辨的中国特色。在下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被单独“立法”，在加强与域外文学交流的同时，更注重本民族文学不可替代和非此不可的独特性。中国文学应恢复其原有的尊严和美丽，不再成为任何强势文化的附庸。
欲望号街车——代结语
在权力意志的发动机因老旧而动力不足的今天，当代中国文学配备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欲望。于是当代文学成了一辆左右双引擎的有轨电车。当左边的权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血液）因用力过猛而有翻车出轨之虞时，右边的欲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精液）就开足马力保持平衡。反之亦然。这辆红色街车的表面虽然早已漆皮剥落，露出了铁皮的黄色锈斑，但老车做新，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喷涂上崭新的红色油漆。司机实在舍不得换一部新车，也没有自信换一辆无轨电车再重新自由驰骋，他担心自己的家底经不起重新创业的一番折腾，他只想对这辆老牛破车加以废物利用，沿着既定的轨道开一程是一程。然而无论新涂上的红色喷漆多么鲜艳，红漆下的铁皮锈斑已经越来越无法遮盖。实际上这辆过时的街车早已变色，所有的乘车者、候车者乃至下车者，都一目了然地看出，它的旗帜已经不是权力的旗帜，而是欲望的旗帜。在人造的红色轨道上，这辆欲望号街车还能开多远呢？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感谢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的全程陪伴，我们的世纪巡礼已经到达终点——我要化蝶去作逍遥游了。新世纪再见！
二○○○年九月五日
（《齐人物论》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 后：
庄周先生何许人也？自《齐人物论》刊出以来，每期都要接到不少这样询问或试探的电话。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嗯——不好说，因为庄周先生不是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呢？也有穷追不舍的。我也总是顺着回答：是啊，几个人。对方听我这样回答，知道我是不肯说了，自然只好挂筒作罢。
其实，不是我故弄什么玄虚，而是庄周先生确实不是一个人，若是一一报上名去，不仅不会就此打住，而且会引起进一步追问：甲是哪里人？乙是哪里人？是否评论家？先前写过一些什么？而这些问题，虽不能说不值一答，但若要一一认真回答，又确实没有什么趣味。
有趣味的是《齐人物论》。讲句实在话，我是很喜欢《齐人物论》的。它举重若轻，生动活泼，不虚饰，不回避，不媚俗，不以权威自居，但又坚信自己的判断，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说得那么漂亮，那么独特。阅读如此活色生香的评论，本身就是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读到会心处常常会暗地里叫声好，读到痛心处又不禁黯然神伤。我认为，《齐人物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话的长处，也吸收了西方文论的长处，《齐人物论》是对个性化批评的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
个性化批评是《书屋》一贯提倡的。《书屋》创刊以来，始终注重批评文体的创新、批评形式的非学院化、批评角度的独立性，这也可能是《书屋》能够在众多书评类刊物中比较受到广大读者偏爱的重要原因。《书屋》上发表的诸多名文，不仅具有思想的前沿性和学理的精深度，而且大都具有文学的华彩和艺术的趣味。庄周先生正是兼具诸长的本刊重要作者，尽管他们不是职业评论家。
个性化写作，已提倡有年——虽如《齐人物论》所论，实绩还颇有限。研究和评论作家、作品的个性化批评，至今也仍是空谷足音。八十年代，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要求。到了九十年代，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都经过了某种重写。这些重写过的文学史比原先的文学史大有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传统文学史，大抵注重文学的政治性；重写过的文学史，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了文学自身的艺术性。然而目前的文学史不论新旧，基本上都是教材。“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指的是重写文学史教材。而教材因其本身的特性，大抵不得不谨慎地呼应时代的共识，有时还不得不迁就时代的共同局限。也就是说，教材的作者大都注重观点的稳妥性和权威性。尤其是，教材不大可能追求观点的鲜明个性、思想的自由无羁和文体的新颖独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今年上半年我向长期以来倾力支持本刊的庄周先生组稿，希望能够打散教材的体系性，摒弃教材的讲章气，对现当代文学作出独具风骨的个性化评论，不求权威和全面，只求成一家之言。于是就有了第一篇《齐人物论》。
首篇《齐人物论》在今年第六期《书屋》发表后，不仅获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而且引起了知识界、文学界的瞩目。于是我又与作者商量了《齐人物论》的后续选题，初步商定为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三大板块，并且把它当成一本完整的小型文学史来写。从第九期开始，《齐人物论》又陆续刊出，反响更为热烈，大量读者来电、来信表示共鸣或发表意见，不少报刊和网站也纷纷转载或选载。许多读者还说，最新的《书屋》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读《齐人物论》。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我喜欢《齐人物论》，喜欢得将它视为己出，说得通俗点，就像一个大师傅做了一桌菜，听说客人吃得好，有味道，心里那个高兴劲，真是无法说。
周 实 二○○○年九月于长沙
自己“眼中的梁木”与他人“眼中的刺”
？ 谢有顺
当文化界谈论忏悔、要人忏悔变成一种时髦，忏悔的真义实际上已被误读、改写和损害，直至隐匿。这个最初源于圣经的神学名词，在今天的中国，被一些文化人发展成了一种充满专断的话语权力，一种据说可以测度一个人的心灵是否健康的古怪标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冷漠的词。他们举例说，日本人应该忏悔，“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人应该忏悔，余秋雨应该忏悔，诸如此类。这都没错，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我们对忏悔问题的思考，建基于怎样一种事实基础和心理疑问？我们又如何进一步向民众证实，当历史的脚步已经远去，忏悔依然是必须而迫切的？另外，忏悔的哲学依据是什么？谁是忏悔的接受者和监察者？忏悔最终又要达致一种怎样的精神效果？
在类似的问题面前，多数人语焉不详，以致忏悔在他们笔下变得空洞，并带着强制色彩。由此也可见出，文化人有时对一些神圣命题的处理是多么的草率。我担心在现有的语境里继续讨论忏悔问题，可能会产生一批以审判者自居、只要求别人忏悔的奇怪团体，他们最终可能被自我的弱点和语言的暴力所捕获，从而不自觉地落入历史悲剧的圈套。这方面并非没有惨痛的记忆。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以忏悔的名义，用“赎罪券”的方式大规模敛财，欺骗信徒；在“文革”，认罪书像谎言一样的普遍，认罪成了逃生的手段。这样的忏悔有何意义？
忏悔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转移目标。这表明，忏悔与每个人的内心和自愿有关，它最重要的精神基础是真实，任何外力的强制都告无效。危险正是蕴含在这里，一些人无视忏悔的精神指向是内顾的，自我照亮式的，而把忏悔改写为刺向他人的剑，这样不但不能使忏悔成为心灵自我修复的途径，反而会给人带来恐惧和不安，仿佛被人揭发私隐一样难堪。当下会有这么多人对忏悔问题反感，我想，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而我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人拥有天然的精神优越感，可以用忏悔为由向别人施压，即使是耶稣在地上传扬悔改的福音，也是以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更遑论我们这些常人了。无数次，耶稣诚恳地向犹太人指明通往天国的道路，但都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攻击，耶稣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从他们面前退去，继续寻找属于他的羊，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约翰福音》十章）甚至当耶稣被人钉上十字架，他依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这难道是耶稣的软弱吗？不，正是他的忍耐、同情和受难，唤醒了无数人灵魂上的觉悟，进而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
是罪人，才需要忏悔，正如是病人，才需要医生一样。然而我发现，那些控告别人有罪的人，往往把自己置身其外，他们忘了，大光临及一个人，首要的是照自己，而非检查别人。是谁赋予你审判的权柄？又是谁使你成为罪人中的特例？——他们可能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于这种假冒为善的人，耶稣曾经很智慧地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七章）
这真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寥寥几句，便使人类的弱点无处藏身。在“刺”与“梁木”之间，先要去掉的是“梁木”，而忏悔，就是为了照亮原本隐藏的“梁木”——自我的局限性和罪恶感，是忏悔的核心内容。所以，一个活在忏悔中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而自省的人，他因着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也由此真正认识了人类——一个有缺陷，并对自己的缺陷有自觉的群体；一个活在忏悔中的人，绝不会声色俱厉地去审判别人，因为忏悔所指向的是赦免和宽容，而非审判。“人哪，每一个审判人的！你是无法推诿的，你在什么事上审判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你这审判行这样事的人，自己却照样行，你以为能逃脱……审判么？”（《罗马书》二章）保罗说这话的目的，还是要人自省，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将审判的剑对准别人，否则它必然是一场浩大而可怕的揭发与互相揭发，人类会再沦入像“文革”那样的人人自危之中。其实，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圣奥古斯丁所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这些，真是至理名言。
或许，我们可以再次提及《约翰福音》八章那个著名的故事：一位行淫的妇人，被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抓住了，带到耶稣跟前，控告她触犯了摩西的律法，要用石头打死她，问耶稣怎么处理。他们说这话，目的是试探耶稣，好得着控告他的把柄，耶稣一声不吭，只弯腰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结果，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像钻石一样锐利的故事，它使人类真实的处境昭然若揭。这个故事至少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谁是罪人？谁没有罪？谁可以定人的罪？谁有赦罪的权柄？谁有能力叫人以后不再犯罪？对照起来，当下文化界被要求忏悔认罪的人太像故事中的妇人，而要求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