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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刚进到联盟的时候，我原可能成为吸毒者。打球的人都可能成为吸毒者，我也不例外。走进酒吧就会有人前来跟我握握手，然后递过来迷幻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我看着盛着毒品的小纸片，不晓得那是啥玩意，然后有人跟我说那是迷幻药。这些人——绝非NBA球员——只想炫耀曾经跟丹尼斯·罗德曼吸过毒，哪怕他们没有做到，也会这样说，因此我也没辄。我根本不需要毒品，想着到哪里玩与打篮球，就已让我够忙的了。
我现在就可以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做毒品测试，连续做一个月都没问题。
在运动界，吸毒问题与过去比较起来已经算是躲在台面底下了。大家都知道，若是被逮到吸毒会有何下场：整个运动生涯被毁掉。对于要什么有什么的运动员来说，他必须坐下来深思：拿什么超越诱惑，毒品还是比赛？何者能给我一辈子的金钱保障与安全感？
不只是运动员需要有这种认识，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必须扪心自问，是要靠自己的本事打天下，不是要活在欺骗自己的谎言底下？
当然，吸毒没错能让你暂时飘飘欲仙，但超越巅峰过后，你便会落下来，坠入深渊。
我经常有寻死的念头。我不怕死，我要以我的方式活下去——艰苦、放荡—— 也不在乎别人以为我有死亡冲动。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丹尼斯·罗德曼有死亡冲动。
我确实有寻死的想法，那并不表示我随时想死，也不表示我偷偷地叫别人来阻止我寻死。
我有死亡冲动是因为我不怕死。如果我撞毁法拉利死掉，那是命中注定；骑着摩托车撞死，也是命中注定。我只是不希望别人为我感到遗憾，并且说他们应该可以阻止我的，不，死了就死了吧。
死亡唯一让我害怕之处是疼痛。为何死亡时会有痛苦？我不想要那种痛苦，我宁愿在感觉到那种痛苦之前便死去。我可能没办法活到老，以我的出身来说，我现在已经算是个老人了。出身国宅的我已经老了。
当警察在体育馆停车场找到我以后，活塞队要我看心理医生，那家伙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没疯，”他说：“你一点也没疯。”
在一九九四年到九五年球季开始之前，马刺队再度决定跟我签新合约，此时我处于签约与资遣之间的自由球员状态。他们也叫我去看心理医生，这家伙与前次的医生说了同样的话。
“你没疯，”他说：“他们只是不习惯跟你这种人打交道而已，他们不知道要怎样处理。”
我想，人们说我疯掉或是吸毒只是因为要对我的乖张行径找个容易的解释。他们把我扣上发疯或吸毒的大帽子，一切就算有了，却不尝试处理问题。我在场边把球鞋脱掉，他们便说我发疯了，殊不知那是因为我的脚有问题。我开快车、赌博、驾驶快艇，他们会说我想寻死。
有些关于我的传言实在太过分了，而且也不好笑。人们认为我可能做出任何事来，因此怎么说便怎么信。曾经有人对我说，他们看过关于我的报道指出，我在中场时脱掉球衣换上便服，然后，在第三节比赛开始之间的热身时，再把球服换上。不知道这传言从何而来，可人们却认为是事实，因为他们相信任何关于我的传言。
事实上，我在中场时把鞋子脱掉，有时候我会脱掉球衣换上T恤，这只是让自己舒服一点，让身体能觉得轻松。可是人们若是以为我在中场时还把长裤、皮靴换上，我也没话说。
我对脱掉衣服比穿上衣服还有兴趣。还有一件事让大家以为我发疯，那便是我要在打最后一场比赛时裸体打球，我把这件事告诉一名记者，于是变成了大新闻。我明知无法整场比赛都光着身子打球，可是我会想出点办法来的。
我计划是这样的：在打完我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我将走下球场，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先是上衣，上面有签名，再把它送给看台上的孩子。接着我会把鞋子丢上看台，然后是袜子、短裤、护带。再来我便自场中央全裸地走回到更衣室去。这是前无古人之举，也是我对NBA的离别一击。
如果我早死，大家都会说：“是毒品造成的，一定是吸毒所造成的。”大家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如此。然后他们会说：“他是自杀的，他早就想自杀了，从他打球的方式以及场外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了。”
当菜鸟那年结束之后，我回到达拉斯探望童年好友。有一位已经是大毒枭了，他带我到一家聚集着毒贩与吸毒者的酒吧去。我们走进那地方，刚进前门没两步，突然酒吧里有人举枪对我们射击。我朋友拔腿就跑，等我明白过来发生什么事后，立刻跟着他跑出去，我们冲回车上，在他们还没追来之前脱身。
我坐在车上把头伏低，心里想着，我是名NBA球员，我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
这件事从未见诸报端，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成名吧。但是如果现在发生这种事，你能想象报纸的标题会怎么写吗？丹尼斯·罗德曼与毒贩离开酒吧时遭到枪击 ——同时各方都会加以报道，到时大家都会说：他们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了。
一切都植根于形象，不管事实为何。同时我也发现到，一般的美国企业遇到比较不一样的人时都会被吓到。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最后一年，我原本准备跟洛比图（Robitussin）签订一项广告合约，可是他们看到一九九五年五月号的《运动画刊》里，由麦克·索佛（Mike Sliver）报道有关于我的事情之后，他们便打了退堂鼓。
在那篇文章里我谈到想跟别的男人做爱，还有自杀的念头，这些大概把那家厂商给吓到了。他们说那篇文章里所描绘的形象与他们公司要求的不符。我说那没关系，那表示你们公司的形象也不符合我的形象吧。
后来他们跟“大鲨鱼”奥尼尔的妈妈在谈。我想这会比较符合他们的形象要求了。
回想一九九三年四月的某晚，我坐在球场停车场的车子里，手边摆着枪，面临结束自己生命抑或继续走人生路途的抉择，后来我想通了，决定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那就好象绝处逢生一般。
天人交战的动机之一，在于要不要扣扳机让自己快速死亡，或是维持原来的慢性自杀生活方式。那时候我的生活无异于慢性自杀。
现在我快乐地活着，不再按照别人的想法生存。我晓得别人的想法，别人说些什么，可是那些都是耳边风。经历过那么多的艰苦，没有谁能再告诉我应该要怎样过日子。在这疯狂的人生当中，我得到不少次重生的机会，这回我要靠自己生存。
当我的人生不再有目标、不再有梦想，没有需要去完成的事，时间到我了将会知道。当我变老，发生这种情形，我或许会退隐山林，独居一段好时光。我会回忆起过去的种种，然后拿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将会是那样结束的，就在那种地方。
第十二章 走出马刺队——见不了大场面的同袍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带着错误的观念进入一九九五年的季后赛。队上大多数球员以及教练都以为我们会一路打进总决赛，因为我们在正规赛季里面以六十二胜的战绩领先群雄。
可是一进到季后赛，正规赛季的成绩就无关紧要了，没人管你在常规赛季打赢了多少场。季后赛的打法也与常规赛季不同，需要特殊的动力，必须能心无旁鹜，家人、朋友、跟班，全部都要抛下。你必须进行肉搏战、打强力篮球，而且每晚应战。
这支球队从来没有特殊的动力。这支球队没有在底特律活塞队所具有的那种气概。
这支球队在季后赛里得到了教训，我也得到了教训——另一种教训——被卖掉以及独自承担失败责任的滋味。
嫌隙起自季后赛西区第二轮比赛，我们遭遇的是湖人队。在该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我们输了，我在第二节下场，然后在场边脱掉球鞋，这与参加其它球赛的作为没啥不同。由于找不到位子可坐，于是我躺在记者席旁边的球场底线前。就这样，我赤着脚、头上盖着毛巾，在场边看球。
后来，在一次暂停的时候，我没站起来。我没到教练面前去听面授机宜，我仍然坐在那里，看着。电视摄影机一直对准我，与过去一样，因此全世界都看到我坐在那儿，光着脚背靠着记者席。
鲍伯·希尔很不悦，葛瑞格·帕波维奇也很不爽。
那场比赛后来我便没再下场了。我没被告知任何事；我猜想理应了解自己不会再出场的。我们虽然输了那场比赛，可是在第二轮比赛里我们仍然领先二比一。不过马刺队决定第四场比赛要我禁赛，他们说禁赛的理由是我“不团结”。后来，在赢得第四场比赛之后，他们又决定第五场比赛不用我做先发球员。
当全队都围在一起共商大计的时我坐在一旁，这样是不太好看，我了解这点。可我也认为他们未免太小题大做了，他们为我分心，竟让全队失去注意力的焦点。就是不能让我独处一阵子，别的时间再来烦我。他们把这事看得太严重了，就这么回事，因为他们要让我知道谁才是老板。
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对待。我犯了点错，就要接受严厉的驯斥。
球员把矛头对准我，管理阶层也把矛头对准我。全队都要给我来点教训。
有些球员——我记得有达克·瑞佛斯（Doc Rivers）——说我不成熟，并且做出伤害球队的事。我心里在这个时候已产生明年不再留在此队的念头；球员们说不值得为我伤脑筋，球队没有我会更好。
禁赛的处分是帕波维奇的决定，但我相信他必然得到教练与球员们的支持，他们不会说出他不爱听的话。若别的球员做出相同的行为，我才不管他妈的。没参加教练的面授机宜又怎样嘛！正如我以前所说，围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球员根本没注意听——有啥差别呢？我没下场，也没有立刻要下场，所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全都是表面功夫与形象问题，因为我没有呈现出马刺队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没有球员站出来为我说话。当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得不到队友的尊重，他们孤立我，只求自保。他们知道让我坐冷板凳对球队没好处，也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没啥大不了，可是就是没有胆子挺身而出为我辩护。
这是季后赛耶，他们竟然只关心怎样驯诉我，根本不在乎比赛。我搞了好久才搞懂这点。
这一切到回到球赛的症结所在：钱。只要关系到钱，大家就闭嘴了。如果一名球员的合约在今年或明年要到期了，他便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面跟经理作对，他会闭嘴坐在那儿，做乖乖牌，他可不愿意说出经理不喜欢听的话，宁可出卖灵魂，便是这样。
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我想这些球员就是在对湖人队比赛之初，跑来找我谈当年活塞队种种，以及如何求胜的同一批人吧。他们会在开赛前来找我，询问冠军赛的事情以及向我求都如何应付裁判、如何放松心情等等。
可是到最后，大家都只会关心自己。一名篮球生涯几近结束的球员是绝对不敢说什么的，因为他晓得若是放炮，就可能会走人。谁会站出来为我说话？即将要签新合约的球员也不可能为我声援；在一、两年内要抑赖经理签订新约的人，也绝不会说什么的。有时一点小事就会把经理惹毛了，因此没有人会为象我这样不受欢迎的人说话的。
我不喜欢教练在季后赛时的战略，就这么简单的事。
鲍伯·希尔在季后赛用人的策略，跟我们在十二月中旬与明尼苏达森林狼队比赛的策略并无二致，他采用九或十名球员轮番上阵的策略。季后赛不能这样，不应该让我离场那么久，因为我是全队抢篮板的重心，也是防守最佳球员，更是唯一拥有两枚冠军戒指的人。真是离谱。在季后赛，应该只以五到六名球员应战，而且还要派上主力战将打满四十分钟，这才是获胜的唯一办法。
公牛队的教练菲尔·杰克逊（Phil Jackson）调度“飞人”乔丹，即使他出手十八次只中三球，也会让他上场超过四十分钟。不能因为他刚开始时表现不佳就放弃他。
我们在主场连赢两场之后，他们把矛头对着我是很容易的事。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大胆之举，可是我倒想看看，要不是我们以二比一领先对方，他们对处分我禁赛的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
第三场失利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获胜，得到晋级西区决赛与火箭队争雄的机会。他们在洛杉矶打赢湖人队时我没出场，我接受这事实，我坐着看他们赢球。马刺队表现很成功，他们再次证明有能耐“驯服”丹尼斯·罗德曼，同时漂亮地赢得第二轮比赛。
在洛杉矶比赛时，电视摄影机一直对着我，在对火箭队时也一样。我就好象比赛的余兴节目，他们可不想错过球场上下的任何精彩好戏，就好象在整个季后赛里有专用摄影机对着我一样。
我想是这种媒体的注意力，让马刺队做出那些禁赛的决定来。多年来，我在下场休息时都会脱掉鞋子，这在队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在活塞队时就是这样，也没惹起争议。我这样做是要让我的脚能够呼吸，在没有上场的时候让脚能得到自由。打球的时候我的脚会酸，因此休息时把鞋子脱掉能让我再度上场时感觉舒服一点。我可没有在脱掉鞋子以后，在别人的面前搓脚丫子。
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全国的观众看到我没穿鞋子，马刺队——或许整个NBA方面——就决定要对此采取行动了。他们不能被人看到对所属球员失去控制，必须维持形象，维持NBA 的男性形象。
在我们击败湖人队以后，我们有三天的空档，接着才是与火箭队的西区第三轮决赛。火箭队跟太阳队厮杀到第七场始分出胜负，最后一场是五月二十日举行的，那是在我们解决掉湖人队之后再过两天。
在那三天的空档里我想到拉斯维加斯去，所以我就去了。我是跟朋友杜莱特· 曼利及《运动画刊》的记者麦克·索佛一起去的。于是这件事让马刺队所有人都开始抓狂，他们不晓得我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深怕我干脆就这样脱队了。
杰克·哈利打电话到赌城找我，跟我说大家都在操心。他还说我必须在五月二十日周六晚上回到圣安东尼奥来，参加全队携眷的聚餐。后来鲍伯·希尔也打电话来，叫我一定要出席，否则就走着瞧了。所以我面临抉择：留在赌城玩乐，还是回到圣安东尼奥与队友及其眷属们碰面。
其实我真正想做的事，是飞到凤凰城去看火箭队与太阳队的第七场生死战。我要走进球场坐在场边，让大家都吓一跳。他们会这样想：这家伙怎么了，阴魂不散的。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对手，我想这样一定会很酷的。
这就是我想要带到那里的氛围：阴魂不散。有人跟我说我的头发染色过多，将来可能会掉光，我跟他们讲，要是那一天真的掉光了，我打算在后脑勺刺青两颗眼珠子。在后脑勺的眼睛——很正点吧？我打算这样做，大家才会以为我永远是眼观四面的。
言归正传，最后我还是回去参加了球队的聚餐。听从杰克·哈利与鲍伯·希尔的话，我决定回去。杰克是球队里我唯一谈得来的人，我认为马刺队利用杰克居中传话，联盟里的所有人、所有的球迷，都认为杰克好象是我的保姆，他自己也经常这样形容，说他不但是我的保姆，有时还担任我的翻译。
如果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我没有话说，无所谓。杰克知道他用不着每次练习前都要跑来叫我；他也了解我相当在意比赛，经常练身体保持备战状态。但最离谱的是，在圣安东尼奥，人们以为若没有杰克牵着我的手出场，我恐怕没办法参加练球或比赛。杰克跟我是朋友，有时候他给我忠言，有时候他太罗嗦了，象是个教练似的。我经常这样跟他说。
我让杰克随便怎么说都可以，我不跟别人争这个。若是对他有帮助，就没啥关系。令我不爽的是马刺队利用杰克，他们利用杰克来跟我对话，然后躲在杰克背后说他坏话。他们说：“杰克·哈利不是东西，他能在这里完全是因为丹尼斯·罗德曼的关系。”这样讲不对，对他不公平。他们当面跟他说，他是中间人和掮客—— 在他扮演这种角色时他们对他极为巴结——然后再在背后猛刺他一刀。他们听杰克的建议，却又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典型的小人作风。
在西区决赛出战火箭队的第二场结束，此时我们在主场已连输两场落后，艾佛瑞·约翰逊在更衣室里站起来，在全体球员与绝大多数管理阶层的面前说道：“我们不能再等待大卫·罗宾逊领导我们了，因为他不会在场上领导我们的。”
大卫·罗宾逊当时也在场，就坐在大家中间。艾佛瑞讲完了之后，大卫坐着不动，默默承受着。
我们在第六场比赛过后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