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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还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要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负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担起革命的责任。因此，学校应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类型的社团，提倡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加强自我锻炼。瞿秋白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人不一定是诗人，做一个‘公民’却是你所应当的”，指出上海大学各系都应当有“现代政治”的选修课，——其实是每星期一的各系共同的、自由讨论研究的集会。学生也可以自己组织其他的研究会。他说，这种研究会有几种好处：（一）不是搬着死教科书背的；（二）学生自动的以其现在所知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三）全校学生共同一堂可以锻炼青年的“集合意识”；（四）不是“书房里的”少爷生活，而是社会里的公民生活。导师要于中国政治、世界大势的当时问题作有系统的说明论断；要多给予学生机会自己发表意见，讨论答辩。
上海大学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循着上述规划方针进行的。他们敢于创新，采取很多好形式好方法进行文科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如上面所述，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知识面。社会学系的学生学完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历史以及研究现状。学生毕业时，对于文、史、哲、经、法，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又有比较扎实的功力，比较熟练的掌握外语、古文字和考据方法等，算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同时又为从事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上海大学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在瞿秋白主持下，社会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并通过其他课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极少有的。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有一些是在上海大学教学中产生的，如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肖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蔡和森的《中国进化史》，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董亦湘的《民族革命讲演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等，其中瞿秋白的著作最多，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四种。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学生初步具有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能力，许多学生以这里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上海大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改革，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不象别的大学教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这样的教授在上海大学里一位也寻不出。上海大学的教授，既担任这一门学科，他总能切心的研究他将怎样使学生了解？怎样使学生研究这学科比较的容易些？怎样使学生在这学科上得到些利益？这些都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所愿意为学生研究的，他们都能负担这全部责任。”①许多教授的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如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沈雁冰讲的《奥德赛》、《伊利阿特》，俞平伯讲的宋词，以及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课，都能引人入胜，成为叫座的课。瞿秋白的课，似乎更能吸引学生。下面是当时两位学生的回忆：
①施蛰存：《上海大学的精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0月23日。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
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瞿秋白既重视在课堂上对学生谆谆教导，又注意在课后对学生进行指导，循循善诱，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知识，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
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象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校中常常以社会科学为主举办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来校演讲。如李大钊讲《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马君武讲《一元哲学》，胡适讲《科学与人生观》、杨杏佛讲《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讲《中国语音系统》，郭沫若讲《文学之社会使命》，美国学者华德讲《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八个星期中，共有名流学者三十五人参加演讲，作了五十一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报告中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叶楚伧的《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讲座、演讲，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扩大学生的视野，都是有益的。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①为宗旨，会员有八十多人，除举办演讲会外，每周例会一次，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如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独立进行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①《学生组合简表》，《上海大学一览》，非卖品，1924年版。
炽烈如火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走进了瞿秋白的生活。
事情是从1923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开始的。前面说过，党的三大后，青年团在南京开团的二大，瞿秋白到会。会间，施存统拉着他去看望原来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过书的两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这时，她叫蒋冰之，是她的本名），一位是王剑虹。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①。不久，他们又去看望她们。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她们听，这非常引起她们的兴味。过去，她俩在平民女校，也听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给她们的感受竟如此不同，先前那一位象瞎子摸象，瞿秋白的讲法，象熟练的厨司剥笋，十分得要领，使听者感到层次清晰，丝丝入扣。当瞿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她俩就象小时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也许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她们和他，在成为师生之前，已经成为朋友了。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王剑虹，原来叫王淑В拇ㄓ涎羧恕Ｔ缒晟ツ浮８竿跗丈剑靡降溃鞴嵋樵薄�1918年丁玲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时，王剑虹已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剑虹成了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在有校长、教师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她的带有煽动性而又极富应变才能的演说，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几乎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那些守旧的校长、教师问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丁玲对她的赞誉的评语是：她象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尖兵。不久王剑虹来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并参加了妇女工作。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创导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上海创刊，王剑虹参加了编辑工作。她还在《妇女声》、《民锋》等刊物上撰写文章。她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上进求知。1921年寒假，她回常德，动员丁玲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但是，不久她们不满足于在平民女校的学习生活，又双双来到南京。一年多来，两个姑娘，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买了书。正在她们渴求满足更多的知识欲望的时候，结识了瞿秋白这位良师益友。
瞿秋白极有兴趣地听着她们讲述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以及她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鼓励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以打消她们猜测上海大学又是第二个平民女校的顾虑。于是，她们来到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瞿秋白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施存统夫妇一起同她们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很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他不常来她们的小屋了，即使来，也多是沉默不语，不象往日那样滔滔不绝地议论风生了。人的自尊心哪，有时会把成熟的爱情之果，毁之于一旦。王剑虹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对丁玲说，她准备跟父亲一起回四川酉阳。丁玲问她为什么，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丁玲对女友的这个突然的变化和仓促的决定，事先竟一点儿也没与自己商量，感到意外的不解。正在烦躁时，瞿秋白来访，丁玲对他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他带着惊愕的神气走了。当天，丁玲于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垫被下边发现了她写的诗句，那诗中燃烧着的爱恋之情，完全是献给瞿秋白的。丁玲一下子明白了：“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丁玲想帮助好友，把她从爱情的痛苦中救援出来，成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
瞿秋白住地离学校不远。这里街道不宽，是一排比较西式的楼房。丁玲来到这里，瞿秋白正在同房东夫妇一道吃饭。他看到丁玲，立即起来招呼，他的弟弟云白把她引到楼上一间精致的房间。房里很讲究，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落线装书。大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当丁玲正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瞿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和平素一样，好象下午丁玲的恶作剧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他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丁玲，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丁玲无声地把王剑虹的诗交给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他曾向她们讲过母亲的自尽的事，她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瞿秋白握了一下丁玲的手，说道：“我谢谢你。”然后到王剑虹的宿舍去了。当丁玲回到那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纸，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了他。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她俩一眼，下楼走了。
不久，1924年1月，他们结婚了。这时上海大学迁到西摩路，他们也迁到了附近的慕尔鸣路。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统厢房放着瞿秋白的几架书，王剑虹和瞿秋白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丁玲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娘姨阿董住在亭子间，为这一大家人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服。九口之家的生活，全由瞿云白当家。
寒假期间，瞿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外出时，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精力旺盛。除了给上大讲课，还给鲍罗廷当翻译。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赶文章，通宵坐在桌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王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稿纸上的字仍然写得端端正正，秀秀气气，几乎一字不改。有时奔波了一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王剑虹的情诗。他们每天谈论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瞿秋白有时把他们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青田石、寿山石上。王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比较好，但如此醉心地爱好，却是因了瞿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瞿秋白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有时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照节拍吹箫，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或棉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晚间闲时，有几次，瞿秋白和王剑虹来到丁玲的小房间，围坐在煤油烤火炉前，把电灯关掉，只有炉火从炉盖上的一圈小孔中射向天花板，象一朵花的光圈，微明闪烁，给屋中抹上了一种朦胧的美妙的气氛。瞿秋白这时总是给她们谈文坛的轶事，他谈锋很健，又常带幽默。他谈沈雁冰和郑振铎，也谈徐志摩和郁达夫，而对她们两人，似乎这一切都是新鲜的。丁玲后来说：“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的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