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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和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1月20日，瞿秋白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他时刻想念远在上海的王剑虹，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
1924年1月12日：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
“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
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愔愔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
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多画几个“！！！！”，可怜，可怜啊！
“梦可”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瞿秋白称王剑虹为梦可，是把她视同宝贵的心，爱的极深。
2月16日：
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
——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知道怎样过来的，我真不懂了。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
2月28日：
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人非木石，都有相近的七情六欲，其中包括夫妻情和同志爱。爱情生活中，有欢乐，也会有痛苦。新婚之恋，分离之苦，谁也难免。年轻而多情的瞿秋白在新婚后远别爱人之际，写下这些炽烈如火的爱的文字，是十分正常和健康的感情。
他不仅珍惜自身的爱，而且憧憬人类社会的爱：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①
①致王剑虹信，1924年1月13日。
他不仅憧憬着人类社会的爱，而且要以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这爱的实现，这全新世界的早日到来。他在给王剑虹信中所附的一首诗，写道：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年轻的革命家，满怀豪情地呼唤着光明的未来。他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只直射云天的青燕，衔碧铺绿，让大地充满生机，把春天带给人间，使古老的中华回春再造。这首小诗，象征着青春，热烈，追求，信心，可以看作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击退右派反共逆流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代表腐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推行新三民主义，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等十一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攻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改组后，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孙镜亚、朱和中、孙科、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事先征得蒋介石等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①弹劾书攻击说：“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其违反纪律之处，尤为严重，关系巨大，不敢忽视”②。弹劾书提出的所谓证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三个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兹将弹劾书所列三个文件照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摘录③“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联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目前的政治斗争，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要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①《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甲）呈总理文》。
②《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乙）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
③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摘录：①
①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本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大会提出本团尤须注意强烈的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行动（如示威及政治罢工等）”。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①
①载团刊第7号（1924年4月11日），1924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与〔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以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
这几个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读，也毫无理由否认它们是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的领导，并须努力从工人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加入本党，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作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名义去作；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①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②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①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退共产党人。
②上海《时报》1924年8月4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①。
①《民国日报》，1924年7月20日。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辏А⑸蚨ㄒ弧⒂谑鞯隆⒍∥┓凇⒍骺税屯嫉热耍虿怪醒胫葱形庇婿那锇住⒑敕⒂诜街邸⒄盼濉自铺荨⒏等炅氐热恕Ｔ岚溉诵怀帧⒄偶塘邢�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
①对于三监察委员会弹劾案之答辩词。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①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