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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碰树的事，他解释说：“我没醉。我知道前面有棵大树，我就向大树直走。直走肯定会碰上大树，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碰上了。我当然没醉。”
爱女布谷对于父亲喝酒，越发管得严了。这是对的。２００４年底，我们几人进京，林斤澜叫来邓友梅、柳萌，布谷做东，在宁波菜馆吃饭。席间，眼看邓友梅要给老朋友倒酒，布谷的眼睛睁得很大：
“小邓叔叔，不要给我爸倒酒！”
小邓叔叔还是给林斤澜倒了一杯啤酒。布谷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要过去。小邓叔叔只得表演般地、滑稽地把酒倒了回来。
知父莫如女。布谷深爱他的父亲。
林斤澜喜欢泡澡，这是他对我说的。
以我所知，他没有穿过西装，打过领带。他总是穿夹克。汪曾祺也这么说，还说他爱穿“条纹格子衬衫。衬衫就是街上买的，棉料的多，颜色倒是不怕花哨。”
近年来，在温州，他偶尔穿上两条衬衫。我说这么穿不好看。他莞尔。
２０００年以前，在北京，他骑自行车。我没见他骑自行车的样子。他远游的时候，喜欢坐火车，不喜欢坐飞机，因为他有恐高症。但是，飞机快，温州至北京，两个小时。他许多时候还是坐飞机。
林斤澜爱好收藏酒瓶。他家有很多酒瓶。瓷的，陶的，玻璃的。他家的客厅一边是书橱，一边是酒瓶橱。酒瓶造型都是很漂亮的。不少酒瓶模样独特，非常古怪。有一个贵州安酒的酒瓶，酷似傩戏的脸谱，外套一个篾制的盒子，我以为是藏中极品。他淘汰了不少酒瓶。有的当年是独特的，现在就不独特了，比如酒鬼酒的瓶子。黄永玉设计的“布袋”，刚一出来，很有创意，赶紧收藏，后来到处是，没劲了，俗了，林斤澜就把它扔了。所以，林斤澜的藏品已经不是太多。
１９９７年之前，汪曾祺常常为林斤澜收集酒瓶。见到一个特别的，即使在边远地方，立即收好，迢迢带给林斤澜。就在２００４年底吃饭这一天，邓友梅到林斤澜家，手里就拿着一个红酒瓶，长相一般，林斤澜小心收好。
林斤澜说，他曾经收藏瓷器，规模不小。文革时存款冻结，邓友梅又“倒霉”，三天两头来吃饭，林斤澜便叫夫人偷偷地分批分次，把它卖给废品收购站了。
林斤澜的心脏不好。三十多岁时晕倒一次，四十多岁时又晕倒一次。四十多岁时，医生说林斤澜最多只能活八年。每回体检，每回发出警告。禁忌多多，比如不要爬山，不要出远门等等。但，林斤澜一概不听。他凭感觉，他自我感觉良好。九十年代初，发现右腿微麻，到医院做了磁共振，结论是脑血栓。林斤澜骑车到了汪曾祺家，照样喝酒。汪夫人连忙劝他，不能骑车，也不能喝酒云云。林斤澜笑而不答。
唐达成在《斤澜印象杂记》中写道：林斤澜“陪几位文友同游故乡新辟的风景胜地。景点初创，曲曲折折的石路循山而上，有的地方只挖了一个石洞，要攀铁梯上去，许多人不免心中忐忑，面有怯色，甚至就在路边石块上安坐休息，不打算再往上攀登了。我只顾往前，倒也没有犹豫，等爬上去之后，我不免担心斤澜大哥年已七旬，恐怕不必再这样乘危涉险地折腾了。这条路也实在崎岖险奥，如不再加修整或另辟蹊径，一般游人可能要望而却步。我边寻思边行走，到了一山边小茶摊，树木葱郁，枝条葳蕤，即坐下歇足，不一会儿，斤澜兄竟缓缓从容而来，虽然额上大汗涔涔，却神色自若，并无任何畏难之色，甚至还绕茶摊极目四望，观看层峦叠嶂的起伏走势……”
２００１年初，出大事了，林斤澜患急性肺炎，住进了同仁医院，没几天，发出“病危通知书”。
我和哲贵赶到北京，边上站着两个“特护”，环绕几种仪器，横七竖八的管子从他鼻、口、胸、手处接出，看得人眼酸鼻软。
他出院后，我问他是怎么得的肺炎。他说是感冒引起的。他对付感冒，历来是三种法子，这三种法子不与外人道，他是从《红楼梦》中贾母那里学来的！一是饿肚子；二是喝酒；三是蒙头热睡。
从前都是灵的，这回却失效了。
之后，林斤澜老实了一些。但温州总是要来的。他对我说，倘若感冒，我马上吃药。倘若感冒不轻，我得马上住院。我问了温州“一医”，他们说什么设备都有，对付肺炎，绰绰有余。但他状态极好，在温州如鱼得水，神仙一般轻松愉快，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什么小病都不曾有过。于是，他又不老实了，一个人走路走得太多。热天气，从不打伞，大汗淋漓。碰到下雨，他不坐车，故意淋湿，一路走回宾馆，说是“破坏性实验”。热洗一番，他喝点白酒，居然轻松欲仙。
喝啤酒，总是我们年轻人先上厕所。他得意地说：“你们啊，你们啊。”仿佛是说我们膀胱不行，肾也不行。他的肾是鲜亮鲜亮的！有一回喝了啤酒去看蒋介石母亲的墓，下山时忍无可忍，我便一人落下来，钻进竹林。赶上时，林斤澜对我说：“你去拉尿了。我就不想拉。”
他对北京同仁医院半年体检一回，感到头疼。意为无病找病，小题大做，如临大敌，犹如软禁，好生痛苦。“他们查病都要一两个礼拜，天天抽血，不厌其烦。说我有一项指标超了，查了几天查不出原因来。后来问我，有没有吃香蕉，我说有啊，吃了很多。我在这闲来无事，就把送的香蕉统统吃光了。好，放我回家了。”
不久前，他又被医院叫去体检了一回。他说：“又把我关了十几天。说我肾有所衰退，这就奇怪了，我八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会有二十岁的肾呢？他们这样查，那样查，把我的心情查不好了！”
林斤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和汪曾祺的友谊成文坛佳话。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三字，就是他请汪曾祺写的。他和汪曾祺出游时，经常有人请汪曾祺写字。写得多了，林斤澜便心疼。在温州，我就见过他劝汪曾祺“收摊”去睡。何镇邦在《常青的老树》中写道：“在漳州时，《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
林斤澜收藏着茅盾、沈从文、老舍等人写给他的字画。他对我说：“最宝贵的是汪曾祺的信。从右派下放地张家口寄来。好几封长信，用毛笔竖行书写，内容是谈写作的。可惜文革中被我二姐烧掉了。”
１９９５年秋，汪曾祺看到温州堤坝，这条堤坝１９公里，用石头砌成，以拦东海。汪曾祺非常激动，回京写了《瓯海修堤记》的铭文。他对林斤澜说，夜两点多，睡下了，忽然觉得还有两字不妥，遂又披衣改定。他还说，现在只剩下几句无关紧要的序言了，得找资料，反倒麻烦。林斤澜说，那就由我代写序言吧。
合拢后，林斤澜把它寄给了我。我从报纸效应出发，作者栏里打上“汪曾祺铭、林斤澜序”发表出去（《汪曾祺全集》未收）：
一九九四年十七号台风袭瓯海，肆虐为百年来所仅见。计死人一百七十五，坏屋一九五四五间，农田受淹十四万亩。风过，瓯海人无意逃灾外流，共商修治海堤事。不作修修补补，不作小打小闹；集资彻底修建，一劳永逸。投入土石三百多万方，技工民工六十多万人次，耗资超亿元。至一九九五年十月竣工，阅十一个月。顶宽六米，高九米多，长近二十公里的石头堤，如奇迹出现。温州人皆曰：如此壮举，合当勒石记铭，以勖后来者，众口同声，曰：“然！”乃为之铭曰：
峨峨大堤，南天一柱。伊谁之力？瓯之百户。
温人重商，无往不赴。不靡国力，同心自助。
大堤之兴，速如飞渡。凿石移山，淘土为路。
茵茵草绿，群莺栖树。人鱼同乐，仓廪足富。
峨峨大堤，长安永固。前既彪炳，后当更著。
林斤澜来电，要我更正，作者应为汪曾祺一人。我说明明是两人嘛，笔迹都清清楚楚，这是事实。林斤澜别的不说，坚持要我更正，态度坚决。我只得做了更正声明，向作者读者致歉云云。
林斤澜的朋友是很多的。逝走的至交还有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等等。高晓声的命运老叫林斤澜揪心，叶至诚被时代所扰，写不好东西，使林斤澜牵挂。唐达成八十年代末以后，异常苦闷，林斤澜两次拉他玩江南，让他开心开心。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死后，林斤澜做文悼念，情深意切，如《“七月流火”》、《念至诚》、《再念至诚》、《十月电话》等等。
邓友梅是林斤澜在北京最早的密友。“可以共苦、不可同甘”，特别是往上爬的禀性，使林斤澜摇头不止。他的一句“我是玛拉沁夫的炊把儿”，让林斤澜为他难受。林斤澜认为作家就是要作品，不要别的。邓友梅在林斤澜面前说刘心武同梯不语、甚至奚落他，林斤澜认为应当在他自己这里找原因。而近几年来，邓友梅越发孤独，林斤澜又接纳他，聚首频繁。
建国后，师友黄先河做温州的第一任市长，给林斤澜写信，意思是要他做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婉拒了。凭他的经历，他对“仕”失去兴趣，感到可怕，他坚决选择写作，当一介平民，做一个作家。所以，许多人多年不知他是共产党党员，是１９３７年的“革命战士”。和他比较接近的杨沫就不知道。朋友柳萌主编一套《老兵大家丛书》，邓友梅、李国文、赵大年、谢冕都有份，而林斤澜没有。柳萌大概是听邓友梅说的，给我的来信中说，“原来林老也是新四军的人，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以后补上。”
他在奉化溪口，景区是要买票的。他对我说：“我有一个离休干部证，不知道是文联发的还是北京市发的。”摸索又说，“即使是北京市发的，不知到浙江省有没有用。”他把那红证拿了出来，我赫然见到封皮下端一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林斤澜“呵，呵”，发了两声。
他是淡泊通透了。他却说：“我对文学上的名和利还是要的。”这话是在２００５年初秋说的，他已８２周岁了。
布谷对编辑家章德宁说：“我少年时，只见我爸的背影。我爸趴在桌上，写，写，写，不是写小说，就是写检讨。很少见到正面。”
当年高晓声、陆文夫、蒋子龙们写“趋时小说”，屡屡得奖。大红大紫。林斤澜不为所动，固执写《绝句》、《微笑》、《火葬场的哥儿们》这样立足艺术的短篇。
林斤澜总是默默、总是辛勤地写、写、写，改、改、改。感受有了，灵感来了，他并不立即铺纸挥笔。总是思考一段时间，思考小说的“魂”，这“魂”一要藏（隐蔽），二要深刻独绝。还要思考怎么表现它，篇幅要简约，结构要特别。他开始写，没有哗啦哗啦一日万言的情形，他似老农背石上山，有几百字就很不错了。写好后，放着，少至数月，有时经年，甚至几年。经常修改，有时推倒重来。以作家刘真为模特写的《猪手》，《山花》已发，我见他仍然在《山花》上改改划划，涂得很乱。２００３年在温州，几月作《去不回门》，算是定稿了，让我打字。打好字送去，不料他又修改，只得重新打字。回到北京，发表出来，又不一样。
他的文面并不清洁。
他的最大苦恼是读者“看不懂”，读者面太窄。这和汪曾祺反差极大。他把这事一直难受地搁在心里。他寄给我《随缘随笔》一书，叫我把不懂之处划出来，再寄给他。汪曾祺、刘心武劝他“不管”。刘庆西说“没有不懂的问题”。谢冕在温州，我以这“看不懂”请教过他，他说是“语言跳跃太快”，这是林斤澜的特色，不可迁就读者。林斤澜当然没有迁就，而要把特色推向极致。近年的小说更加诡奥，甚至散文都天书一般，如《送唐》。但他对我说，还是羡慕汪曾祺，有那么多的读者。
２００５年，他把没有收进《林斤澜文集》、而已经发表的小说复印一份寄我。是以防万一吗？
林斤澜对于一般事，相当随便随和。艺术不然，对己对人，非常苛刻。刘心武说：“记得１９７９年，我那时因为发表了《班主任》，正所谓‘红得发紫’，林大哥为我能进入文坛由衷地高兴。一次在他家招待他５０年代的文友，把我也请去了。事后林大哥对我说，《班主任》‘思想大于形象’，他让我好好琢磨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梅里美的《伊尔的神话》……１９８０年我发表了《如意》，很得意地问他：‘怎么样，有进步了吗？’他直率地告诉我还不到位，直到１９８１年我发表了《立体交叉桥》后，他才对我说：‘这下算是小说了。’鼓励我在摸到门径里继续前行。”
邓友梅说自己发表了《在悬崖上》，得意时候，林斤澜要他注意语言的锤炼。他说后来如《烟壶》、《那五》讲究语言，这要归功于林斤澜的提醒。
林斤澜说起另一位朋友从维熙。认为从维熙应当精益求精，应当写得更好。他曾经向从维熙提出不少意见，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写的是秋天的事，而秋天红玉兰是不开花的。又如一个小说中主人公把马拴在茶叶树上，而茶叶树是低矮的灌木，马是拴不住的。又如地下党人跳下三轮车急走，三轮车主喊：“顾客，你还没给钱呐！”林斤澜认为称呼“顾客”不当。
但，从维熙说，这是小事，没关系。
林斤澜当年单位里有个作家，李方立，人高身壮，满满一沙发。他几无作品，因此无任何把柄授人，运动来了他只整别人，别人无法整他。他有个著名的观点——“文字和标点是编辑的事”，林斤澜对这样的说法很是反感。
林斤澜对我说：“托尔斯泰读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八个》，对高尔基说，小说中观察女佣的角度不对。高尔基叹服。托尔斯泰另一次和高尔基谈天，问高尔基最奇异的梦是什么，高尔基说：‘雪地里，一双靴子在行走。’托尔斯泰以为虚构，不真实。高尔基又叹服。托尔斯泰说自己的一个梦，‘我坐在一个洞中，只见四面石头挤压过来，挤压过来，脱身一看，原来是女人的阴户。’”
有一次，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上发的三篇，都是林斤澜朋友的文章。林斤澜看了，指着说，这一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可以不写，这一篇大可不必写得那么长。
温州有一位书法家，也是县级干部，对林斤澜非常尊敬。彼此友好。书法家偶尔也写些散文，２００４年结集起来，自费出版，请林斤澜为他作序。林斤澜耐心把它读完，觉得写法上不敢恭维。他自己写了一篇回忆故乡的散文，对书法家的文章没说一句好话，算是“代序”。
一位教育家，自费出版散文集子，多次临门索序，情真真意切切。林斤澜通读一遍，以为无个性。说：
“我没法写序。”
教育家说：
“不写序那就题词也可以。”
林斤澜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给他：
你在哪里
沈从文先生读一篇文章，写的是春回大地，阳光明丽，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万紫千红，花街柳巷，小桥流水……沈从文先生问道：你呢？你在哪里？你的春天呢？你的感觉？你的个性？
林斤澜
０４．５
后来我见到书，教育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用上去。这是自然的事。
林斤澜对写作环境却并不挑剔。
有人写作时，须沏清茶一杯，以驱脑浊。或点上一支烟，烟雾不笼罩，似乎灵感便出不来。光未然说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作曲时，手边要有糖果，口中咂咂，手上顺当。有的人只能在自家书房里写，关起门来，容不得半点声音，一丝干扰。据说某作家脾气不好，夫人叫饭，他居然大骂“文盲”。林斤澜比较随便。他没有必茶必烟的习惯，他认为写作时吸烟不方便，又点烟又磕烟灰，弄不好烫着手指，烧破稿纸。
１９７８年，大热天，林斤澜穿大裤衩，垫小板凳，盘腿地上，铺纸椅上，作中篇小说《竹》。刘心武过来为《十月》约稿。林斤澜解释说，女儿在迎接高考，家里只有一张桌子。
林斤澜说，他在写作时，孙子经常在身后逡巡，不时拿机关枪“咔咔咔咔”扫他。他摸了一下孙子狗蛋的头，继续写作。
林斤澜的阅读，广泛而深入。他太熟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有别具匠心的心得。他的文论《论武松没有绰号》，一般的作家和学者是写不出来的。他对鲁迅和梅里美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契诃夫和卡夫卡。文坛上话题性的作品，他都要找来读。比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尤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