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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难以抗拒的超级明星小组
Amoco 小组确实是M&A 的超级小组。
Bob 是二年级分析员中最抢眼的一颗明星。两个月后，他将会加入Tom Lee 这家著名的股本投资基金。投行分析员
在工作两年后，都会重新选择去留。有人回商学院念书，有人去做基金或其他金融工作，还有一小部分留下做第三年的
分析员。后者当中最优秀的，在第三年结束后便会直接升为经理。
另外，组里的领军人物Gordan Dyle 也是位超级明星。他是达特茅斯的校友，年仅34岁，却少年老成，作风犀利，
早在两年前，就荣升了M&A 部门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
在Gordan手下，是美籍韩裔的Ji…Ann Lee，也是M&A 内部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
另外就是Adres Rubio 了。他是与我合作最多的经理之一，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还特别酷爱体育运动。他说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棒球队，只可惜，这就像拥有一艘航天飞机一般不着边际。所以，他的打算是在投行“混”
几年，等赚够了钱，就时刻准备去应聘棒球俱乐部的职业经理。每次来到我的座位旁谈工作，他都会把双腿翘到旁边的
圆桌上，手里拿一个棕色的橄榄球，在半空中抛来抛去。虽然看上去的确有些混日子的吊儿郎当，然而，一旦进入工作
状态，他的思维之敏捷、态度之认真，却无人能及。
这样的小组、这样的项目，无异于最完美的结合。能参与其中工作，更是一种无上的认可和荣耀。
但现实是，已经连续一周了，几乎每天我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交易员们纷纷踏入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才拖
着疲惫不堪的脚步离开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十七八个小时，再接一个项目，我怎么能吃得消呢？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神话故事里不吃不喝不睡的神仙姐姐！
Sanjay看出了我的动摇，接着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做，我就把它交给Dave了，但是，Gordan和Ji…Ann的第一选择是你！”
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明天下午Gordan要见客户，有一些简单的财务分析要做。”
“完了！”我长叹一口气，失望至极，“Yellowjacket（黄夹克，我正在参与的另一项目的代号）明天开董事会，
单是准备他们的演示材料，今晚就通宵了，Amoco 我肯定没时间做了！”
回到座位上，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并购交易就这样和自己擦肩而过，我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像极了一个
稳操胜券的运动员，偏偏在奥运会前夕受了重伤，最终，不得不无奈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我正对着电脑郁闷、遗憾，电话铃突然响了，是Sanjay：“子墨，我和Amoco 小组谈过了。明天开会的工作Rubio
先替你做，之后你再接手。Rubio 说，只要能让你在这个组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感激，意外，欣喜……那一刹那，我恨不得奔上楼去，送给Andres一个热烈的拥抱。
投资银行等级森严，很少有经理会愿意屈尊来帮分析员做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们趋之若骛的项目上。我想，正
是因为Andres给我的特殊待遇和组里成员对我的情有独钟，我才得以成为Amoco 小组里光荣的一员。
3。疯狂的Bullpen生活
如果把投资银行比作一座金字塔，处于最底层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 里的分析员，只有董事总经理才是稳坐塔顶的
王者。董事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从客户手里拿到项目。华尔街题材的电影所展现的生活，多是他们的写照。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 Club。席间，M&A 和Corporate Finance
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 、CFO 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
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
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
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
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
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
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
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
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 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
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 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 天，一天24小时，每
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 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 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 ，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
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 ，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
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 天，大概有超过200 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 特色的晚
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
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 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 ”，“shit”和“dick”一类最
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 ，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
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
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4。被“铁人”妈妈折磨
我在纽约M&A 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连篇累牍长达117 页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 最好
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Assignment Associate，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 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
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 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
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
Bullpen 、“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
糊糊地休息了1 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 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
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 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
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然而，1 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
话给你，晚上8 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
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
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 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Bullpen
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9 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
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Book。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Book，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
会从这无休无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Book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挥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11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 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惫、压力、饥饿、无奈……所
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5。邻座神秘人物
Sam 是我在M&A 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 ，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 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
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 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 负责
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
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 ，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 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 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 fucking number has been paging me all day long。（这个号
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 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 Sir ”、语气像极了军
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 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
奇。
伴随着一句“Yes Madam ”，Sam 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 is fucking Joe Perella？（谁是
Joe Perella ）”
不会吧！连Perella 的大名Sam 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 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
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 ，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 Perella & Co。 ，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
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 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 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
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 想“请”Sam 吃饭？
“Perella 可能认识我父亲……”Sam 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 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
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 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 ，问寒问暖。
比Sam 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 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
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 永远
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 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 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
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而后电梯突然继续下降。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是虚惊一场，电梯出现的不过是
机械故障。
类似的“内部消息”，Sam 时常和我谈起。而他脸上的那种淡定，总会让人觉得无论他父亲是美国总统还是出租司
机，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
6。显赫小人物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Sam 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Sam 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
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Sam 指了指角落里的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
那两天，M&A 内部会议室里的电视一直锁定在美国公开赛。许多同事工作时都有点心不在焉，出来进去总愿意从会
议室绕行，顺便看一眼比赛的进展。
Sam 说，从5 岁第一次拿起高尔夫球杆，一直到高中毕业，十几年中，他没有下场练球的日子不超过10天。从儿童
到少年到青年组，他夺得了奖杯无数。其中，我能记得的只有他高中时拿到过的北卡罗莱那州青年组冠军。
大概是多年练球产生了逆反心理，自从迈进大学门槛，Sam 再也不愿意碰球杆了。直到毕业来到摩根斯坦利，Sam
才又把高尔夫当成业余爱好，重新挥杆下场，并且发现自己风采不减当年。因此，Sam 也成为了部门里许多董事总经理
最亲密的球友。
曾经不止一次，Sam 要教我打球，说公共球场里的教练要60美元一小时，他愿意免费授课，我居然还不领情。情，
其实我早已经心领了，只是很遗憾，那时的我以为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辜负了Sam 的一腔热诚，也错失了如
此良机。
在摩根斯坦利，不乏像Sam 一样背景显赫、家庭富有的分析员。这其中，有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有KKR
创始人的千金，有美国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的继承人，还有印尼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老板的儿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份薪
水而工作，更没必要选择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和我们一样，将摩根斯坦利的经历看作是最好的历练，并
因此而兢兢业业。
在工作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仅要熬夜赶工，还要忍受个别副总裁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即便是年终鉴定和分
红的等级，他们也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标准接受着公正的评判。
像Sam ，他的勤奋努力就有口皆碑。
记得1997年的感恩节假期，同事们早已经纷纷飞回家与亲人团聚。周三下午，办公室里显出一片少有的冷清。35层
还在留守工作的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有我，也有Sam。我订了傍晚5 点的轿车，准备去我哥在新泽西的家里过节。临走
时，面色苍白、双眼通红的Sam 和我互道节日快乐后，便又回到电脑前，继续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财务模型。
然而，就在我走后不久，Sam 居然昏倒在办公室里，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Sam 的脑子里长了肿瘤。
截止到周三那天，Sam 已经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了。他的手术结束后，我去医院看他，才得知他早已经感觉不适，只
是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得多想自己的身体，反而满脑子都是如何才能把那家出版公司卖掉。
两个多月后，Sam 病愈重回公司。M&A 所有的分析员都暂时放下了手中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