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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玉梅稍微具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和生存策略，如果她能够在秋香面前稍稍强硬一点，在丈夫面前能够保持一点点最后的个性；如果她不是仅仅独吞苦果而有泪只往肚里咽，她就不会落到如此地步。但是，玉梅从小所受到的教育熏陶，她那极端懦弱内向的性格，以及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恐惧，都使她即使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和非人的虐待时，不敢稍微有所反抗的表示。但她恐怕没有想到，她越是软弱退让，越是在丈夫面前表现得畏畏缩缩，自己在周家的地位就越是不稳固。她内心激烈的冲突终于导致自己神经失常，最终也被丈夫那么轻而易举地赶出了家门。
而这又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为什么同样身为被压迫者与被侮辱者的秋香，对自己的姐妹玉梅却如此屡屡下狠手，甚至缺乏那么一点点同情心呢？秋香自己早年被周海文侮辱，现在又把另一个与她七年前一样懵懂无知的素珠推到了主人面前，看着她眼睁睁地跳入了火坑，步入自己的后尘。不幸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生经历，没有唤醒她心灵深处的良知，却把秋香原本淳朴的天性给“熏”黑了，她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不择手段者。秋香的性格异化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古代文化和文学作品中的“恶妇”形象。在长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中，她只能以畸形的方式来反抗主流社会的压迫，争得自己的生存。但为了获得起码的生存，她们却付出了自己的廉耻和良知作为代价。秋香一类人物的悲剧，说到底仍然是男权社会压迫的悲剧。
事实上，在“福寿堂”里的几个女人之间的争斗中，她们谁也没有胜者：玉梅成了最大的无辜受害者，而秋香和素珠也各自品尝到了相互倾轧和争风吃醋的后果。秋香看似一度占了上风，但她不过是再次沦为海文的玩物而已。周海文之所以没有立即将秋香赶走，也是看中了秋香的这点“可用”之处。秋香最后的“不辞而别”，也是看透周海文本质后的一种明智选择。在小说的结尾处，素珠又面临着被“远嫁”他乡的命运了，她将为自己因贪慕虚荣、意志薄弱而造成的行为不检点，将为自己成为秋香的帮凶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这场冲突中最大的受益者却是躲在幕后的男主人周海文。他不但同时占有了三个女人的身体，而且牢牢地俘获了她们的灵魂。周家虽然发生了一系列变故，但这对他本人来说，却都不能算是坏事。妻子玉梅虽然不堪虐待而疯狂了，但这正好可以给他休掉玉梅的借口。正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意外”得到了保险收入一样，第二任妻子玉梅的离开，无疑给了他可以公开地招妻纳妾的借口。对他来说惟一的损失或许就是秋香趁着老太太去世、太太玉梅发疯、家里乱哄哄的时机偷走了抽屉里的八十块钱。周海文机关算尽，却还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小小的八十元钱，已足以让守财奴般的周海文心疼一段时间了。
小说的一个细节，在笔者看来是颇有象征意味的：秋香和素珠为着一个装有零花钱的抽屉钥匙而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这是周海文故意笼络她们的一个圈套，抽屉里的几十块零花钱不过是钓住她们的鱼饵罢了。愚蠢的女人们还在为这点蝇头小利和主人的“信任”而争个不止，实在可笑之至。只有在“福寿堂”当了几十年佣工的老溪河，用一双冷眼洞察着这一切，嘲笑着可怜的女人们，但他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实际上，为了向主子争宠，奴才之间互相争斗，恰恰是高高在上的主子们最希望看到或者刻意设计的情境之一，这是一切专制极权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并非单单体现在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在这里，吕赫若与五四文化先驱们一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东方式的极权专制这一传统文化最本质的内核上。
第二节 女性悲剧与殖民地苦难
相对于拥有社会统治权和占据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男性来说，女性无疑承担着更多的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女性原本是大地，是母亲，是这个世界柔弱而坚强的最后支撑者。但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她们却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和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因而也承担了更多的苦难与不幸，成为可怜无助的弱势群体。因此，社会的任何动荡与不幸，最终都会转嫁到这些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身上。
身处殖民高压下的台湾女性，承受的是传统封建礼教和殖民统治的双重压迫；尽管殖民压迫对女性的戕害，远不如传统封建社会的性别压迫那样直接而突出，但透过吕赫若笔下的那一个个女性悲剧，我们依然可以勾勒出殖民统治盘根错节地与传统社会的性别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大致轮廓；而那些寄托着作者审美理想的、于坚忍中默默承担着苦难的命运，于沉默中积蓄着反抗力量的东方女性形象，则可以看作日据时期整个台湾人民的象征。
一、殖民压迫与女性悲剧
在吕赫若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中，命运最为悲惨的恐怕要数《暴风雨的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罔市了。因为家里贫困，罔市五岁的时候就被抱到农民老松家，成为他的童养妻，二十岁时与老松结为夫妻。她从小就被迫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吃苦耐劳不算，罔市心灵中还有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从十九岁那年起，她就被地主宝财强行奸污。而宝财则利用罔市胆小怕事的心理，威胁着她说：“照我的意思做，你就有一大片随时可以耕种的佃田，否则，只好把田收回来了。”利用着地主的权威，他一次次地占有罔市。而罔市在这样的厄运面前，却不敢反抗和声张，只能独自饮泪。她多次动起了自杀的念头，但是想到自己死后田地就要被宝财收回，又想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总是下不了那个决心。当自己家里的田地因为突发洪水而差不多颗粒无收时，宝财先是甜言蜜语地答应给她家减租，后来却又出尔反尔，要抢走罔市家仅有的“财产”——两头猪，罔市的怒火终于如火山般爆发了出来。但她同宝财的争执只不过是拿鸡蛋碰石头，连自己的丈夫老松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罔市变得如此“不近情理”。罔市在绝望之中愤而自杀，死后却逃脱不了被人误解和讥笑的厄运，连自己的丈夫老松也一度怨恨于她。很显然，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经济上遭受的残酷压榨、地主老财一类男性统治者的凌辱，几千年以来传统封建礼教的身心戕害，都是罔市人生悲剧的原因所在。但宝财在威胁罔市时所说的：“我儿子在内地（按：指日本国内）读大学，对法律清楚得很，知道吧！”——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殖民当局的法律原来是和宝财们融为一体的，而宝财们在现代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另一篇小说《月夜》中的那位换了八个妻子，卑鄙到以结婚、离婚作为玩弄女性、敛取钱财之手段的翠竹的丈夫，作者对其虽然只是几笔带过，但在涉及他出场的寥寥数笔之中，一个“国民服穿得笔挺”、“走在时代前端”的殖民地奴才形象，已跃然纸上。很显然，这样一个厚颜无耻之徒，是不可能不信奉“识务者为俊杰”的人生哲学而不遗余力地紧跟殖民当局的“形势”的。也正因为他有着“在此镇的青果公司做会计”的社会背景，受着殖民当局的庇护，才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横行乡里，无法无天。——他实在是精明过人，在利用殖民当局的统治为自己作挡箭牌的同时，又巧妙地拉过传统的封建礼教为自己的丑恶行径作遮羞布。而遭受他凌辱与欺骗的、包括翠竹在内的那八个女性及她们的娘家，就只能忍气吞声欲哭无泪了。因为在那样一个豺狼当道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即使再上当受骗，也不过是求告无门。
当然，最为典型地表现了殖民统治对于女性之伤害的，还应属他早期的代表作《牛车》。小说中的阿梅正是在全家破产之后，被迫依靠卖身来暂时维持生计的。而阿梅一家的破产，则是殖民主义工业化直接冲击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第三章中已有论述。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一直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经济形态，也正因如此，男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女人和孩子面前也常常以家长乃至“恩人”自居。但是，殖民主义工业化的冲击却使得作为家长的杨添丁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在多次挣扎失败之后，杨添丁终于明白：“在日本天年，以这种牛车为业是绝对不行的。”依靠拉牛车来赚钱以养家糊口的道路，在殖民化的工业时代已经被堵死；因为家境的极度贫困，杨添丁一家连租种地主土地的押租金都无法凑足，想着老老实实做一个佃农，继续遭受地主的盘剥也已不可能。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添丁一家可以用来维持生计的“本钱”，竟然只有妻子阿梅的身体。这是多么荒谬而令人心酸的现实：
夏日持续着燠热的天气，宛如从上头盖上一块被烧得通红的铁板。
“你看！那个女人，什么……是阿梅哦。”
不知不觉中，部落的人们传出有关牛车一家人的谣言。
“那家伙啊，可真是了不起啊。是那个哦。”
…………
阿梅装作毫不知情，经过部落时，会和认识的人交谈几句，一点也没有露出从事那种行业的表情。对她来说，维系生命的“钱”比现在的传言更重要。
的确，再也没有比维系生命的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名声、道德以及别人的冷眼，都远不如饥饿的感觉更强列而直接。事实上，当人类落魄到只能在饥饿之中挣扎的时候，他也就沦落到了动物般的生活境界；所谓“人”的尊严与荣誉，早就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吕赫若通过阿梅的人生悲剧，向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殖民统治强加于男性头上的社会不幸与灾难，是怎样“理所当然”地转嫁到了女性身上。在一个充满苦难和极度不公平的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所谓的不幸、动荡与苦难，从来就是这样一层层地向下转嫁，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百姓，尤其是那些最弱势最边缘化的女性，除了默默承受之外别无选择。而在任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时代，女人的身体都逃脱不了变为商品的厄运，阿梅自然也不利外。但阿梅的悲剧还在于：女人为着养活男人和孩子而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却又蒙受着最污浊最丑恶的骂名，在屈辱和歧视之中过着更加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就是整个不公平社会的悖论所在：社会在逼良为娼的同时，又以一种虚伪的道德桎梏评判、奴役着处在人生困境中的女性。我们可以发现，阿梅无论怎么做，都难逃有“罪”的宿命：如果面对家庭的灾难坐视不管，那么她对丈夫和子女都不能说尽到了责任，她将愧对丈夫和孩子们；而她要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则只有去卖身，但那样做的结果，同样也要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殖民统治和传统封建统治相结合，就这样把阿梅这类善良无助的年轻女性，推到了人生的绝路上。
总之在吕赫若笔下，女性的苦难与台湾人民被奴役被压迫的殖民地处境，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只不过正像一些台湾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吕赫若在揭示女性悲剧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传统封建势力的性别压迫上罢了。这当然也与吕赫若所处的险恶的写作环境不无关系：处在殖民高压中的吕赫若，在涉及女性悲剧与殖民当局的纠葛时，显然不能不有所顾忌，而采用一些相对隐晦和曲折的象征手法，笔者认为《山川草木》、《逃跑的男人》等作品就是如此，这在后文中将会有所论及。
二、东方女性的审美理想及殖民地人民之象征
有论者曾指出：“两种台湾女性的形象，塑造于日据时期吕赫若的小说之中。第一种形象，是封建体制与殖民制度下被压迫的女性：她们企图挣脱父权的支配，却总是难以成功。第二种形象，则是具备自主意愿的女性；她们勇于抗拒男性沙文主义的文化，并且积极追求属于自我的命运。”陈芳明：《殖民地与女性——以日据时期吕赫若小说为中心》，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8页。应该说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吕赫若笔下这两类明显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一类是生活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属于那种典型的被凌辱被压迫乃至被抛弃的女性形象；另一类女性形象尽管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不幸与人生的挫折，但她们由于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在性格上表现出特殊的坚定成熟、果敢顽强。她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不幸与挫折，迎接命运的挑战，自主地选择人生的道路。而是否接受过现代化教育和新文化的启蒙，也就成为她们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性的分水岭。从这里可以看出，吕赫若显然对现代教育在促进女性解放方面的功用，抱有坚定的信心和浪漫的幻想。总起来看，吕赫若是怀着同情与敬慕的目光交织，塑造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如果说对前一类女性，吕赫若不可抑止地充满着同情和悲悯之情，那么对后一类女性，他往往持有一种敬慕与仰视的目光。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吕赫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就是这一类现代女性，那也同样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吕赫若对那些生活条件优越、个性张扬、思想观念比较前卫的城市女性，所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却是把现代与乡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既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同时又恪守着传统伦理的美德，沉静而忠贞、富有责任感与自我牺牲精神的东方女性。
《婚约奇谈》中的琴琴，应该是前一类女性形象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吕赫若笔下屈指可数的富有主见、充满反抗精神的“马克斯女孩”，琴琴在就读公学校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经常参加一些激进青年们的聚会。她那热情大方的性格与尖锐深邃的思想，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格外引人注目。但是，对于自己的命运和走向解放的艰难曲折，琴琴显然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她决不愿意再重复“早早出嫁结婚生子”的传统妇女的老路之中去：“不更自觉是不行的。首先，身为知识分子的女性，却只能一心一意当个布尔乔亚新娘，未免可笑至极。”尽管迫于家庭的压力，她在公学校毕业后无缘继续接受大学教育，并且被父亲禁闭在家，逼她早早出嫁，但琴琴一直坚持自己的主见，她对那些艳羡她美貌的一帮纨绔子弟们根本不屑一顾。而她的择偶标准，首先就是要“思想投合”，她更看重的是志同道合的知己，是心与心的坦承交流，而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郎才女貌”；当然更与那种利用婚姻赚钱，以此作为自己生存手段的陈腐观念完全对立。虽然最初的时候，琴琴被迫答应与明和订婚。但是，这不过是她摆脱父亲对自己禁闭的一种斗争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被明和的伪装所蒙骗：“我之所以与明和订婚，也是因为相亲时，明和相当了解马克斯主义。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说的全是谎言。”一旦认清了明和的真面目，琴琴立刻决定摆脱这个卑鄙小人的纠缠。她选择在全家正忙于为她和明和筹备婚礼、而放松了对她看管的时机，机智地离家出走，躲避到了同伴家中，并打算报名做一名护士，真正离开那个令她伤心厌恶的封建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大熔炉中接受锻炼。琴琴的机智果敢、成熟坚定而不沉静细致的性格特征，都是作者赞叹不已的。在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显然寄托了作家的审美理想。但作者对琴琴这类女性的倾慕，不仅仅因为她作为一个“马克斯女孩”而具有的独立个性与现代观念，还在于她身处逆境之中，却能保持一种沉定自如、果敢坚定的性格，虽历经磨难却不失赤子之心的质朴情怀，以及她身上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