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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吕赫若的真实身份后来被暴露出来，据江汉津回忆，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吕赫若曾答应为台湾板桥东方出版社印制一批印刷品。当然，处于危境之中的吕赫若是根本无暇顾及此事的，他将订单与定金都转给了另外一家印刷厂。但这家由苏氏兄弟经营的印刷厂却迟迟不给印刷。不明就里、既着急又气愤的东方出版社负责人林熊祥只好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要“大安印刷厂负责人吕赫若（本名吕石堆）几日内出来……”。特务们看到这则启事，才明白吕石堆即吕赫若。一条送上门来的大鱼，由于自己的愚蠢无能竟然这样漏网溜走了。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最后一次与妻儿见面，是在妻子生产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当时是在深夜，吕赫若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妻弟家中，“经过一番闲谈之后，小睡片刻，在凌晨天空尚是一片黑暗之际，临走时向舅舅拿了一个卡其色的背包，就行色匆匆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留下伤心的母亲，以及舅舅。舅妈在门口目视父亲的离去，从此天人永隔”《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0页。。一个星期后，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女士产下一个男婴，家人根据吕赫若的叮嘱，为其取名为芳民。而此时的吕赫若，已经艰苦地奋战在鹿窟基地的崇山峻岭之中，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段文字参阅了蓝博洲所著《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一文及《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特此说明并致谢。
二、鹿窟基地案与吕赫若的生死之谜
吕赫若在台北萧坤裕家暂时逃过了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却最终没能逃过鹿窟基地一案的劫难。鹿窟，这个坐落在台北附近的小山村，50年代初因为所谓鹿窟“武装基地”案而闻名遐迩；时至今日，凡是对50年代的台湾历史稍稍了解的人，只要一提到“鹿窟”这两个字，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与“武装基地”案联系起来。
那么，所谓“武装基地”，究竟有多少武装？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么一回事？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李昂等人，为了寻求到“鹿窟武装基地案”的历史真相，曾多方寻访考证，并找到了包括当时负责“围剿”鹿窟“武装基地”的总指挥、原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在内的一些当事人，在她所写的《鹿窟纪事》一文中，总算多少拨开了一些围绕这一案件的历史迷雾。原来，鹿窟基地的正式名称为“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内部人又把它称之为“老解”、“小延安”等，它以原来的石碇乡鹿窟村为中心，包括周围山区和农村方圆二十多公里的地区。在当地村长陈启明等人的支持下，鹿窟村的两百多村民都按过手印，自愿参加“武装基地”。基地成员大都接受过定期培训，一般每期两个月。虽然基地的武装力量实在少得可怜，据谷正文讲，特务们在整个“基地”里只找到了一支手枪，而这支手枪还是不能发射的。但是，当时的国民党特务们侦探到在离台北如此近的地方，竟然隐藏着如此大的“武装基地”时，还是着实吃了一惊。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直接将此案上书给蒋介石，并责成自己的“亲密”部下谷正文担任“剿匪”总指挥，选择了一个大雨滂沱、月黑风紧的夜晚，率领部队连夜包围了上去。包围圈的内层由特工人员负责，外层则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李昂感叹道：“就为了一支不能发射的手枪，出动了两千五百人上去围剿一个山村。”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2页。其实何止两千五百人，如果把出动并驻扎在附近交通要塞的周围地区的军队都算在内，足足有三四万人。动用了三四万军队去剿灭一个几乎没有军事武装的“武装基地”，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当时的国民党专制统治者们恐惧不安、疲弱胆怯的心理。而一切专制统治者在其心理本质上，又何尝不是疲弱而胆怯的？当一个政权疲弱到只能依靠暴力与恐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时候，这样的统治又怎能长久？
让我们再次回到吕赫若身边。鹿窟“武装基地”虽然被破获了，但被俘者中却没有发现吕赫若。那么，作为基地重要人物之一的吕赫若在这一事件中究竟是侥幸逃掉了，还是在军事对抗中牺牲了？对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况，历史学家普遍采取的一个谨慎的说法是“失踪”。即使是多年以后，吕赫若的儿女们在填报有关文件、不得不涉及自己的父亲时，仍然不得不谨慎地填上：行踪不明。正因如此，关于吕赫若的确切下落就有了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吕在山上被毒蛇咬死；一种则是：在与国民党特工人员的军事对抗中，吕赫若被乱枪射杀；吕赫若的情人苏玉兰女士则有这样的追忆：“这年，吕跟我说等候琉球的船只，要到日本经商，离家后，报载吕因筹措逃亡路费，四处告贷，被人控告欺诈。四个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抓人。……根据事后出来投案的人说，有人因怕吕出来自首，在山里头先枪杀了他，也有人说是被毒蛇咬死，总之都找不到尸体。”引自林至洁辑：《吕赫若创作年表》，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05—606页。而下面的说法就更加离奇了：吕赫若在基地案后逃到祖国大陆隐名埋姓生活了下来，并育有子女。作家李昂在她的《鹿窟纪事》一文中，则不无浪漫地虚构了吕赫若最后消失时的情景：
身长高挑，长相俊美的作家，在得知将被捕后，开着他一位密友的一部Austin汽车，朝台北山区逃逸，据说，随身还带有一把手枪，枪上系着红绸。李昂：《鹿窟纪事》，引自杨泽主编《手枪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10月版，第268页。
这是颇为传奇的，但虚构终究是虚构，事实总不如想象的那样浪漫。李昂从谷正文口中获得的讯息是：他的士兵在山上巡逻时，有人听到声音后从树丛里闪身出来，并用手枪向他们开枪射击，但只打了一发子弹，枪就被卡住（谷正文说，这种老式驳壳枪的枪档，是很容易被卡住的），士兵们当场将他击毙。经被俘变节的基地工作人员汪枝辨认，此人为山上的警察队长“老萧”。而保密局一位特工人员则告诉谷说，“老萧”就是作家吕赫若。
然而这仍然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老萧是否就是吕赫若？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最终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是蓝博洲先生。他经过大量实地采访，根据少数几个留存下来的当事人的确切的回忆，证实了吕赫若在山上被毒蛇咬伤、中毒而死的说法。
据说，吕赫若到鹿窟基地以后，担任着游击队的无线电发报工作。这项工作既重要又艰苦。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必须每发一次报就换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吕赫若那习惯于登台演唱与伏案写作的柔弱之躯，是如何背着一个二百多斤重的发报机，在山上的草丛之中东躲西藏、艰苦跋涉和顽强工作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危险是随处存在的。台湾高温、潮湿的雨林气候，很适合于蛇的繁衍与生存，因此山地、野外多有毒蛇出没。吕赫若是在晚间跋涉于山林之中时被毒蛇咬伤的。据说可能是龟谷花一类的剧毒蛇，这种蛇的毒性散发很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被咬伤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当时人们在山下找到了一位通晓怎样解蛇毒的民间医生苏金英，不巧他当时正忙着给别人杀猪。也许这位民间医生对此类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对他来说，一个生命危急的陌生人恐怕还不如他正操刀宰杀的猪更为重要。他听到有人被毒蛇咬伤的消息时，并没怎么在意，而是等到把猪杀完以后，才上山去采药。但等到他赶到吕赫若身边时，吕赫若已经断气。当时在现场的，还有基地领导人陈本江、老萧（刘学坤）和陈春庆等人。陈春庆原是鹿窟村的村民、鹿窟武装基地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在接受蓝博洲采访时，曾回忆说，那天晚上，他得知吕赫若被毒蛇咬伤的消息后急忙赶到现场，但吕赫若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看了我一眼，还叫了两声：‘阿庆兄！’然后又向我说，他想吃枝仔冰。听他这样说，我知道蛇毒已经侵入脑部了；果然没多久，他就断了气。我于是和老萧、苏金英及另一个村民，在苏金英家菜地旁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用一床草席草草包着，就地埋葬……”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8月版，第149—150页。
一代知识精英、艺术与文学天才，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旅程，被永远埋葬在大山深处不知名的地方。值得一提的还有：1951年11月17日，台北“保安司令部”发布的第一批尚未自首的“潜匪”名单中，提到吕赫若的只有这样一行字：
吕赫若，三十二岁，台中县，台北歌手。
蓝博洲先生对此的感叹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代才子，在官方的文献记载中，就这样‘盖棺论定’了。”同①，第150页。其实，对于身负“重任”的国民党特务们来说，他们最紧迫与最关键的，是要分清安分守己的“专政对象”与心怀“反骨”的叛乱分子之间的区别。而一两个文人的死亡，在他们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在鹿窟武装基地被围剿中牺牲的“老萧”又是谁呢？经查证为“基地指导员”刘学坤，刘学坤的另一个化名又叫刘述生，即前文提及的大安印刷厂的实际负责人之一。而据曾担任基地通讯员的陈旬烟老人回忆，他当时也接到山上来的传话，说游击队有一位重要人物被毒蛇咬了，要他赶紧买药送上山去。陈旬烟急忙连夜赶到台北去买解毒药盘尼西林。当时的盘尼西林一类的药物，要有医生的证明才能从药店买到。陈旬烟又去敲医生的门，当时可能是在黎明时分。然而等到他把药辗转送到山上的时候，也同样已晚了三秋。四十多年后，陈旬烟老人凭着记忆，曾多次带领吕赫若的后人回到印象中当年的“历史现场”找寻和挖掘吕赫若的尸骨时，却什么也找不到了。毕竟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四十多年的沧桑变迁，足以彻底改变一个地区的形态面貌，也足以淡化乃至清除掉历史中的是非恩怨。
但仅仅因为这一案件，一个数百人的村庄从此从地图上消失了。涉及此案的人们或者被押进监牢，或者远走异乡。而原来居住其间的山民，也纷纷迁出山里，搬到别处居住。当年人丁兴旺的小山村，如今早已人迹罕至，连残垣断壁也在茂密的丛草林木覆盖下，似乎永远消失了踪迹。这就难怪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李昂等人，沿着当年烈士的足迹寻访历史的遗迹时，曾对此充满了感慨：“这才知觉到一种深刻的悲哀，人、聚落，甚且文明与文化，都可能在一场浩劫中，不仅被夷平，还真正会消失——好似从来不曾发生过的消失、灭绝，无影无踪，再想要寻觅，也只是徒然。”李昂：《鹿窟纪事》，引自杨泽主编《手枪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10月版，第284页。
然而，历史老人果真如此健忘吗？尽管四十余年的时光流逝，足以让大多数刻骨铭心的记忆淡化，但对那些亲身经历过那场劫难、或者在劫难中痛失亲人的人们来说，那痛彻到骨的心灵创伤果真能彻底愈合吗？
据说，吕赫若被毒蛇咬伤是在“上山”半年左右之后。这样算来，应该离鹿窟武装基地被破获的日子不算太远。即使没有被毒蛇咬伤这种意外的发生，面对国民党军队天罗地网般的重重包围，仅有柔弱之躯的吕赫若也几乎不可能逃脱鹿窟基地案的劫难。或许，造物主让吕赫若这位品行高洁、性格倔强的艺术天才在大劫难来临之前，怀着对理想的深切执着与无比向往，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而猝然离开人世，未尝不是别有深意的一种安排：他毕竟没有看到鹿窟“武装基地”的轰然崩溃，没有看到战友的变节和叛徒的告密，没有看到白色恐怖降临时朋友与亲人们的惊惶与白眼，造物主让他在这之前离开人世，是因为不忍心让他看到这理想破灭后血淋淋的现实吗？
还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吕赫若一人撒手西归，却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无尽灾难与羞辱留给了他的家人和后辈。正像吕芳雄所说，吕赫若在“炽热与亮丽‘才子’的光环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却留给他的家属与后代“寒冷又黑暗‘冬夜’般的生活。”《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6页。吕赫若案发以后，他那十几岁的大儿子、大女儿，以及他怀有身孕的情人苏玉兰女士等，统统被国民党特务带走。他的一双儿女在监牢里关押了三个多星期才被释放回家。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女士如果不是临近生产，恐怕也在所难免。特务们抓不到吕赫若，便拿他身边的亲人们撒气。吕赫若的妻弟林永南则被关押达一年之久，其间屡屡被严刑逼供，他的双腿也因屡遭拷打而留下了终生的疤痕。他家则被牵连遭抄家多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吕赫若在逃离台北前曾向一位叫辜颜碧霞的寡妇借了两千块钱。其实两人交往总共没有几次，但就因这区区两千块钱，辜颜碧霞受到牵连后，竟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判了死刑。后来多亏她的家人用钱多方打点才被减了刑。而吕赫若所在的大安印刷厂在未暴露之前，曾经翻印过一本台湾音乐家张彩湘编写的小学音乐课本，因为这件事，张彩湘硬是被关押了五年之久！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连其家人也只能视吕赫若这个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厄运的“罪魁祸首”为禁忌了。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失踪后，孩子们很早就被大人告知，不可向别人提起关于父亲的事情。吕赫若留下来的一些手稿，如尚未发表的小说《星星》等，以及吕赫若收藏的没来得及转送他人的书籍等，也在外祖母按：即吕赫若的岳母。的一声令下，被他和大哥全部埋在自家的荔枝园里，化作了尘土。只有一本吕赫若的日记，因为记载了子女们的出生日期而侥幸得以保存下来。《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4页。现在这本日记，成为研究吕赫若个性与创作的珍贵资料。很显然，被恐惧所笼罩着的家人们，最大的愿望是把这个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亲人留给他们的印记彻底抹去。而吕赫若生前的那些亲友们更是怕惹祸上身，当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试图把丈夫匆忙寄存在朋友处的一些物品索回时，他们大多不予承认，甚至装作根本不认识，所以那些物品一件也没有要回。除了个别至近的亲戚外，林雪绒与孩子们几乎不敢与其他任何人交往。为了避嫌，即使遇到吕赫若生前熟识的朋友，也只是装作不认识。林雪绒一家在乡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熬过漫漫长夜，她总算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
相比之下，吕赫若的情人苏玉兰及她与吕赫若所生的两个孩子，命运则更凄惨。吕赫若案发后，苏玉兰的生活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际，苏玉兰只好找到社口村林雪绒家，希望对方能接纳自己母子三口一起过活。但已自命难保的林家又如何能答应这个请求呢？苏玉兰女士后来改嫁他人，她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其中女孩转送给他人抚养，男孩则因车祸而不幸夭折。——行文至此，笔者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位极有才华和发展前景的作家，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都能够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却没能躲过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一场浩劫呢？为什么要维护对社会的统治，就必须以压迫乃至消灭体现着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代知识精英作为代价呢？但愿这历史的教训能被后人永远牢记。
第八章 诗性的追求
吕赫若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这是在把握吕赫若的艺术个性时必须提及的。吕赫若在小说中常常截取生活流中的一段，在对细节的描摹中体现出浓郁的诗意；那宁静和谐的乡土田园、山川草木，及传统文学中的月亮、黄昏、星空等意象，则是吕赫若小说的主要诗性表现对象。同时，他的多才多艺也决定了他在小说创作中融合了音乐、绘画、摄影等诗兴审美的多种手法。这种诗性艺术的追求，离不开吕赫若所受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文学传统的影响。
第一节 吕赫若小说的诗性特质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诗歌是一种抒情艺术。但抒情与叙事在某些时候并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