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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扭头仔细打量他。他约莫二十七、八岁，千干净净的一个年轻人，穿件法兰绒长裤，粉蓝色高领毛衣。发型看来非常昂贵，鬓角与耳垂对齐。两撇八字胡修剪得一丝不苟。
我说：“其实我对钟没有兴趣。我是想找人谈谈以前在这儿工作的一个男孩。”
“噢，你说的一定是理基……你是警察吧？ 真叫人不敢相信，不是吗？ ”
“你跟他很熟吗？ ”
“陌生得很。我感恩节前不久才到这儿上班。我以前在这条①理基是理查德的昵称。
街下去不远的拍卖艺廊工作，不过那里吵得我实在受不了。”
“理基在这儿做了多久？ ”
“我不清楚。伯盖什先生可以告诉你，他就在后头办公室里。发生那件事以后，可真把这儿搞得鸡飞狗跳。我到现在还是没法相信。”
“案发当天，你在这儿工作吗？ ”
他点点头：“我那天早上见过他。礼拜四早上。之后我整个下午都在送货，一卡车丑极了的法国乡间家具，运到赛奥西特一栋难看的双拼别墅。在长岛。”
“我知道。”
“哼，我可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命可真好，居然不知道天下还有个叫赛奥西特的鬼地方。”他想起我们原来严肃的话题，神色又凝重起来。“我五点左右回到这里，刚好赶上帮忙收摊打烊。理基早就提前走了。当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吧？ ”
“谋杀时间大概是四点左右。”
“我那时候正在长岛高速公路上跟交通奋战。”他戏剧化地打个哆嗦，“我到当晚十一点收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清息。我实在没法相信凶手就是我们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但他们提到公司的名字，而且——”他叹口气，垂下两手。“天下事真的很难说。”
“他是什么样的人？ ”
“我根本没时间跟他混熟。他一脸和气，彬彬有礼，非常殷勤。他对古董懂得不多，但是挺有感觉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你知不知道他跟一个女孩合住？ ”
“这我哪会知道？ ”
“他也许提过。”
“他没提。问这干嘛？ ”
“他跟女人同住，你觉不觉得奇怪？ ”
“这问题我没想过，也没什么好感觉的。”
“他是同性恋吗？ ”
“我哪知道？ ”
我逼上前去，他缩缩身子，但脚没移动。我说：“省省你这套吧。”
“啊？ ”
“理查德是不是同性恋？ ”
“我对他可没半点兴趣，而且也没见过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没见他勾搭过什么人。”
“你想过他是同性恋吗？ ”
“呃，我一直都这样猜想。看老天的份上，他一副标准的同性恋长相，只差没写脸上。”
我在办公室找到伯盖什。他身材矮小，满额皱纹几乎长到头顶，下巴才刮没两天，八字胡乱蓬蓬的一团：他告诉我，找他的警察和记者实在多得烦不胜烦，他还有生意要做。我告诉他我不会花他太多时间。
“我有几个问题。”我说，“我们再回到礼拜四，案发当天。
那天理基跟平常表现不太一样吧？ ”
“我不觉得啊。”
“他没有坐立不安吗？ ”
“没有。”
“他提早回家了。”
“没错。他吃完午饭回来以后不舒服。他去拐角那家印度餐馆吃了咖哩，感觉不适。我常提醒他不要吃味道太重的东西，普通的美国食物吃了最安全。他的消化系统特别敏感，可又总爱尝些跟他体质不合的外国菜。”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
“我没留意。他吃完午饭回来很难受，我要他马上回家休息。肚子绞痛哪儿有办法专心工作。不过他想硬撑，这小子事业心强，工作卖力。有时候他也消化不良，撑一个钟头就好了，但这回越来越槽，我看不过去，硬把他逼回家。他走的时候，呃，说不准，大概是三点吧，还是三点半？ 差不多就那个时间。”
“他帮你做多久了？ ”
“大概一年半。他是前年七月来的。”
“他前年十二月搬去跟温迪·汉尼福德同住，你有他之前的住址吗？ ”
“二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他当初来应聘时，就住在那儿。然后他又搬过几次，但没给我住址，他搬到贝顿街我想就是在十二月。”
“你知道关于温迪·汉尼福德的事儿吗？ ”
他摇摇头，“从没见过，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你以前就知道他和一个女孩同住？ ”
“他是那样跟我说的。”
“哦？ ”
伯盖什耸耸肩，“我看他应该是跟人合租房子，如果他要我以为那人是女的，我姑且相信。”
“你觉得他是同性恋？ ”
“对啊。我们这行也不是没听过这种事。我的员工就算跟非洲大猩猩上床，我也无所谓。下班时间他们爱干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有没有哪个朋友是你认识的？ ”
“不，我一个也不认识，他有话都闷着。”
“他工作表现很好。”
“非常好，非常谨慎细心，而且对这行有感觉。”他眼睛盯着天花板，“我看得出来他有私人问题。他从来不谈，但他，呃，怎么说好呢？ 绷得太紧。”
“紧张？ 敏感易怒？ ”
“不，不完全是。绷得很紧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词。你可以感觉到，有什么心事拖着他往下沉，绑得他动弹不得。但你知道吗？ 他刚来这儿时，这种情况要明显多了。过去这一年他稳定了很多，好像已经找到缓解的方法。”
“过去这一年？ 也就是说，从他搬去跟温迪同住以后。”
“我倒没那样想过，不过的确没错。”
“他杀了她，你很惊讶吧。”
“我吓坏了，根本没法相信。我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一年半来，他每个礼拜帮我做五天事，我以为我很了解他。现在我才发现我根本不认识他。”
出去的路上，穿高领毛衣的年轻人叫住我。他想知道我有没有问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
“但这案子已经结了，”他说，“不是吗？ 他们俩都死了。”
“对。”
“那你这样四处打探，到底为了什么？ ”
“我也不知道，”我说，“你看他为什么要跟她住在一块？ ”
“一个人为什么要跟另一个人住在一起？ ”
“假设他是同性恋好了，他为什么要跟女的住？ ”
“也许他做腻了掸灰跟打扫的工作，自己洗衣服洗烦了。”
“我不知道她那么贤慧。听说她是妓女。”
“我也听说了。”
“男同性恋为什么会要跟妓女一起住？ ”
“谁知道，我也猜不透。也许她让他接手她剩下的嫖客，也许他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反正我自己啊，就算打死我，也不会跟别人住，不管男的还女的。我跟我自己住就已经够麻烦了。”
这点我没法反驳。我朝门口走去，然后又扭过头。太多事情说不通了，而且根本拢不到一块。“我只是想找出个道理来，”
我说——跟我自己，也是跟他，“他好端端的干嘛杀她？ 先奸后杀。为什么？ ”
“呃，他是牧师的儿子。”
“那又怎么样？ ”
“他们那伙人全是疯子，”他说，“不是吗？ ”
6
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找我的记者太多了，”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问见你，斯卡德先生。我对我的教众负有重任。空闲的时间里，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范德普尔牧师。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现在他想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长时间的暂停。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 牧师会馆就在隔壁。我等你，唔……
八点行吗？ ”
我说八点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打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开放多了。事实上，我这通电话让他好象如释重负，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俊瘦，肤色黝黑。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里，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好。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他接的刑事案件（ 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 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他说，“他父亲是牧师，应该会雇个刑事律师取代我。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
“礼拜五快傍晚的时候。”他用食指挠挠鼻翼，“本来还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没有。”
“没有。我一直在拖。”他两眼平视着我。“我本以为会被换掉，”他说，“如果接手的人马上要来，我想我应该可以省掉见他的那一面。不过倒也不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怎么说？ ”
“我不想看见那个婊子养的。”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走到窗口。他拨弄着百叶窗上的白绳，拉上去几寸又放下来。我耐心等着。他叹口气，然后转头看着我。
“那家伙犯下一桩可怖的血案，活活把一个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这点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 ”
“一点也不会。”
“不过我有点愧疚。我是律师，按理说为人出面时不该想到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应该全力以赴，为他作最佳辩护。至少绝不该在还没跟自己的客户谈话以前，就假设他是凶手。”他回到书桌前，重又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现场抓住了他。
如果这案子带到法庭上辩论，我也许可以找出什么漏洞向他们挑战，但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审过那个杂种，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认定这案子会转给别人，自然就想尽办法避免见到范德普尔。”
“但那个礼拜五下午你还是去了。”
“嗯。他关在纽约市立监狱的囚室。”
“那你是在牢房里见到他的。”
“嗯。我没怎么注意周围环境。搞半天他们终于拆掉女囚狱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住在格林威治村时，我常常经过那栋建筑。可怕的地方。”
“我知道。”
“真希望他们也能拆掉男囚狱。”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看到了那可怜虫上吊用的蒸汽管，还有他拿来绑脖子的床单。我们谈话时他就坐在床上，他让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呆了多久？ ”
“我想应该有半个多钟头，但感觉上更久。”
“他开口了吗？ ”
“开始没有。他心思不知跑哪儿去了，我试着要引他话的头，可是徒劳无功。看眼神他好像是在跟自己进行一场无言的对话。我想引他开口，同时开始寻思如果有机会帮他辩护的话，我要采取什么策略。这是纯粹假设性的头脑练习而已，你知道，我没想过真会有机会跟他出庭。总之我大致决定了，要用精神失常的理由为他脱罪。”
“大家好像都同意他是疯了。”
“这跟法律认定的疯狂还是有差别。结果会变成专家大战一一你请一排证人，检方也请一排。反正啊，我当时就不断地跟他讲话，引他张嘴说话，这时他扭头看我，像在纳闷我是打哪儿冒出来的，仿佛他不知道我一直就在房里子。他问我我是谁，我就把原先讲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他看来神智清不清楚？ ”
托帕金琢磨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不出他神智是不是清楚，”
他说，“我只知道他当时看起来神智清楚。”
“他说了什么？ ”
“我希望我能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很清楚。我问他有没有杀温迪．汉尼福德，他说……让我想想，他说：‘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我想他就是那么说的。我问他记不记得杀了她。他声称不记得了。他说他胃痛，开始我以为他是说我们谈话时胃痛，但后来我想起他应该是说他案发那天胃痛。”
“他那天因为消化不良提早下班。”
“唔，他记得自己胃痛。他说他胃疼得不得了，所以先回公寓。然后他就开始讲起那些血来。‘她躺在浴缸里，到处是血。’据我所知，他们是在床上发现她的。”
“对。”
“她没有在浴缸或其它地方呆过？ ”
“她在床上被杀，警方报告是这么说的。”
他摇摇头：“他头脑不清吧，他一口咬定她躺在浴缸里，浑身是血。我问他有没有杀她，问了好几次，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他一会儿说他不记得杀了她，一会儿又说一定是他杀了她，因为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这话他说了不只一次。”
“嗯，好几次。”
“有意思。”
“是吗？ ”托帕金耸耸肩，“我不觉得他在撒谎。我是说，我相信他记不清有没有杀了那个女孩。因为他承认他做了一件，呃，更可怕的事。”
“什么事？ ”
“跟她性交。”
“这会比杀她更可怕吗？ ”
“事后跟她性交。”
“噢。”
“他并没有试图掩饰。他说他发现她倒在血泊里，然后跟她性交。”
“他是怎么形容的？ ”
“我记不清了。你是说性交吗？ 他说他操了她。”
“在她死了以后。”
“显然。”
“他不费一点事就记住了这个。”
“是。我不知道他跟她性交到底是在事前还是事后。验尸看得出来吗？ ”
“天知道，反正报告里没看到。如果这两桩行为在时间上很接近的话，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能验出来奸跟杀的时间。为什么问这个？ “不知道。他不断地说：‘我操了她，她死了。’意思好像是，性交是她致死的原因。”
“但他根本不记得杀了她啊。我看他是下意识抹掉了这个记忆，只是弄不清楚他怎么没忘掉性交那段。呃，我再讲一遍过程看看，他说他一进门就发现她倒在那里？ ”
“我其实也记不全，斯卡德。他走进门，发现她死在浴缸里，他是那么说的。其实他也没特别讲到她死了，只是说她倒在一缸血水里。”
“你问了他凶器的事吗？ ”
“我问他怎么处置凶器。”
“他怎么说？ ”
“他不知道。”
“你有没有问他凶器是什么？ ”
“没有，我不用问。他说。‘我不知道剃须刀跑哪儿去了。”’“他知道用的是剃须刀？ ”
“显然。他有不知道的理由吗？ ”
“呃，如果他不记得行凶，怎么会记得凶器？ ”
“也许他听人谈到，说那是把剃须刀。”
“也许。”我说。
我走一会儿，大致朝着西南方。我在第六大道靠三十七街的地方歇个脚喝一杯。隔着两张凳子坐了个男的正在告诉酒保，他做牛做马赚的钱，都给拿去供领社会救济金的黑鬼买卡迪拉克，他觉得很不高兴。酒保说：“你？ 老天在上，你一天他妈的在这儿混八个钟头。付的税给他们买个轮胎轴都不够。”
我往西南方又走了一小段路，拐进一家教堂坐了一会。是圣约翰教堂，我想。我坐的位置靠近讲台，看着别人一个个进出告解室。他们出来和进去时，表情完全没有两样。我想，如果真能把自己犯下的罪留在一间隔帘小密室就好了。
理查德．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我整理着这团乱麻，想找出来龙去脉。有个结论不断缠着我，但我不愿轻易上钩。这个结论不对，一定不对，但它锲而不合苦苦纠缠，不去面对我就没法办案．我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一直躲躲闪闪，但它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没法永远躲着不理。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总不能等到三更半夜才动手Ⅱ巴。
我又晃了一会，点上两根蜡烛，往募捐箱里塞进几张钞票，然后在宾州车站前搭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贝顿街。
一楼的房客出去了。二楼那位海克太太说她和温迪、理查德很少接触。她记得温迪的前任室友一头深色头发。有时候，她说，她们会在深夜把收音机或音响开得很大，但从没有糟到她要提出抗议的地步。她说她喜欢音乐。她喜欢所有的音乐，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