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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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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钟理和写成《理发匠的恋爱》一文(后改题名为《理发记》),当时没有发表。这是今存最早的钟理和原稿作品。这篇仅一千四百余字的习作叙述的是一段令人有些厌烦的平庸生活,即“我”来到一间理发馆,理发师不无倦怠地工作,间或穿插着男女间的调笑打诨,令“我”心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吃了过量的甜食,胃部感到有点饱饱的”。但这时的钟理和仍不敢说有志于此,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搞创作,是极为不易的。从台湾文学史的背景来看,日本在殖民地的统治稳固之后,文学创作的语言便逐渐转移到日文。1937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全面禁止使用中文。因此,钟理和说:“做中国的作家,已经是一个不幸,何况在当时异族统治下,台湾那种环境要想以中文立身,那是怎样的轻妄,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们无异在企图不可能的事情。”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真正让钟理和决心投入文学创作,以文学对抗封建传统观念、建立更理性的生活态度的,则是来自一位年轻的女性——钟台妹。 
  钟家在美浓建立农场的时候,经常需要雇请大量的工人,工人全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民,男女都有。尤其是生活在美浓的客家女性,大都坚强能干,工作上她们与男性同样操劳,甚至负起更多的任务,并且把劳动生产视为当然的使命。钟理和的儿子钟铁民曾写道:“据我姑母回忆,祖父镇荣公事业做得大,长年都雇用很多工人,加上家族成员,每餐吃饭都有三十人以上,要摆两张餐桌,而妇孺是不能坐桌的。吃饭时一声开动,三十几个人等在大饭锅前要装饭,钟理和拿着碗等,饭匙却总是轮不到他,等到大家装完时,第二轮的人又回来抢先了。他就呆呆的站着等,好不容易装好饭,桌上早已风扫云卷一菜不留了。经常如此。这些生龙活虎的劳动之神,他们是那样的勤奋,吃苦工作,快乐又健康,这些人给钟理和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心中所向往的,应是这种积极人生吧!”钟铁民:《钟理和文学中所展现的人性尊严》,(台北)《台湾文艺》8卷128期,1991年12月。经过长期的接触,钟理和认识并爱上了邻村来做工的钟台妹。然而,因为相恋的双方是同姓,他们便遭致巨大的压力。 
  美浓是一个民风淳朴而又保守的客家村镇,同姓相爱在当时就算是犯了礼俗大忌,为客家封建宗姓习俗“同姓不婚”所不容,当然也就遭到了钟理和父母以及社会的强力反对。客家社会重视传统,性格保守坚毅,尤其在封闭的美浓地区,封建的宗族观念特别强,所受约束也特别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许多美浓人住宅合院的正堂门额仍高悬堂号。同一宗族有同一堂号,像陈姓的颖川堂、李姓的陇西堂,标明这一宗族的光荣历史与血统渊源。在此地,同一姓氏的人彼此之间互相视同兄弟叔伯姑姊,亲密如家人。其实到了台湾现代,宗族扩大,虽然以父系户籍法维持了宗族姓氏,可是同姓者必有共同血缘的观念已经不合实际,这样的风俗本质上并不具有什么优生学的意义,完全是一种保守陈腐的观念,它往往是宰割青年之间正当恋情的屠刀。钟理和与钟台妹的感情在当时被认作是一种罪恶,决不可能见容于客家社会,何况他那既有地位又爱面子的父母。它的性质不是条件上的,而是原则上的,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钟理和与钟台妹受到旧社会压力之大和为贯彻初衷所付代价之巨,是他们精神上所受的最大的打击。 
  事实上,钟理和和钟台妹双方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祖先便是各自来自大陆梅县和蕉岭,相距遥远。而且钟台妹的父亲因家境贫寒入赘杨家,依照当地习俗例规,第一个男孩要归姓杨,由于钟台妹是长女,未被接纳。如此来讲,如果台妹姓杨,则不干忌讳,现在姓钟,则不被允许。对于这不合理的封建思想和必须要破除的旧传统观念,钟理和坚持自己的信念,决不妥协。 
  钟台妹1912年生于竹头角的杨屋伙房,后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他们出生在一个招赘的家庭中,直到母亲的娘家出了男丁才举家外迁。由于家境并不富裕,就像一般的美浓妇女,钟台妹从小包办了许多家务,如“掌牛”、“掌猪”、挑水、挑柴、团草结、垄谷、打米、梭蕃薯签等等,有空时到讲习所打夜学,大一点就到社埔做工。钟台妹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无片瓦之覆,身为长女,便责无旁贷地与母亲抚育弟妹成人,并养成了她坚毅、吃苦、独立、决不屈服的精神。而且她本人也容貌出众,个性分明,待人温柔体贴,处事则刚强果断、善恶清楚。她身上所具有客家传统讲求实际、勇敢面对现实的性格,也正是具有浪漫气质的钟理和所缺乏和欣赏的。钟台妹虽然不懂文学艺术,但一生无悔地全力支持钟理和文学创作。相对而言,年轻英俊、追求理想的钟理和虽然具有客家人坚定不屈的韧性,但温文敦厚的性格使他处事时显犹疑寡断,思想浪漫又富理想主义色彩,与钟台妹的务实性格正好相反。或许这正是彼此相互吸引的原因。 
  钟理和以后说:“现在事后回想,如果当初她是另外一个女人,那么在受到如许磨折和阻力的时候,也许我把她放弃了。但偏偏是同姓!偏偏旧社会不允许同姓的人结婚!这事倒反而是在心里激起一种类似偏执狂的固执和倔强的意志。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明智之举。”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钟理和知道,要突破封建约束争取婚姻自主,只有远奔他乡,到父亲势力无法企及的异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况且暂时的分离,也正可以让双方冷静思考将来的走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8年6月,钟理和只身愤然经日本渡海到祖国大陆东北沈阳(时称奉天)。临行前,他与钟台妹相约:“只一二年的工夫,我就回来领你走,远远地离开这里。”在他看来,这是生平又一次大刺激,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他压毁。钟理和感觉到:“封建势力有压倒之势,不容抗拒,在它下面,我是软弱渺小,孤独无援。如何才能让自己在这场搏斗里支持下去呢!很显然的我必须借助更有效的武器,否则败北是注定了的。于是,我又想到我兄弟的那句话。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笔!这思想把我更深的驱向文艺。由这时候起,要做作家的愿望和意志渐渐在心里坚定起来。”同①,第115页。 
  钟理和之所以来到祖国大陆,他的儿子钟铁民以后作了一种解释,认为“回归和亲近祖国文化才是最大动机”。钟理和日后也说:“当初,我们原抱定了誓死不回的决心出走的。这里面,除开个人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点民族意识在作祟。”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几十年来,殖民当局在台湾同胞中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台湾同胞自认是日本“皇民”。钟理和虽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受教育,但自幼在父兄和乡亲们的熏陶下,形成根深蒂固的祖国观念,童年时期就满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向往之情。当时台湾客家同胞称呼祖国大陆为“原乡”,把返回祖居地叫做“转原乡”,甚至把人们的去世也称为“转原乡”。个人遭遇到精神的折磨,而且这种折磨恰来自于乡亲及家人时,孤儿般的寂寞心灵便自然寻求有文化血统关系的“原乡”、“祖国”等作为精神的依归,中国大陆便成为钟理和苦闷心灵向往、憧憬的地方。 
  当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扶植成“满洲国”,对于日本来说是块地广人稀的新天地,也是流浪者、冒险者盲目疯狂寻找机会的地方。移民的怒潮通过那条连结着日本、朝鲜、中国东北的铁路大动脉,“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向那里猛扑”,每班船和每班火车都堆积得几无立锥之地。钟理和观察着该地可以发展投资的情形,一方面寻找自己立足的空间。他本来会说日语,会写日文,论理尽可以在东北日本人那里找到一项差事。当时就有人要他替日本人当翻译。但他不愿为殖民统治者做事,只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于是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谋生的技艺,1940年秋天通过考试,取得汽车驾驶执照,服务于“奉天交通株式会社”,驾驶大客车。其间,钟理和还两度返台,游说父兄到大陆东北投资砖瓦建材业,但遭到了兄长的否决。 
  1940年7月,钟理和第三度返台。这一次他做了一桩很大的事情,那就是毅然决定放弃安逸的富家子地位,不顾一切地与家乡、亲友割断一切关系,带走心爱的女友钟台妹。 
  “我们去满洲吧,那儿有好多工厂呢。”钟理和说。 
  自小生活在美浓的钟台妹从没有踏出过家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自然也不知道什么满洲工厂,那对她而言仿佛是个较易生活、不很遥远的名词。钟台妹回忆说,钟理和从大陆回来,突然拿了我的护照跟船票给我,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事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请你去帮我做饭!”我没读过书,傻傻的,想着家里穷嘛,帮他做饭可以赚点。他所说的做饭,才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我知道了,很生气地同他说:你家里那么反对,而我们又同姓,我也没读过书,傻傻的,什么都不懂,读过书的小姐,比我漂亮的又那么多,你为何不去找她们呢?那时,我知道他家里人给他作很多媒,那些小姐又漂亮又念过书,有的还追他呢!可是他很坚决,非带我走不行,同我说呀说呀,说得我心软软的,就同他去了。王丽华:《鹣鲽之情——夜访钟台妹女士》,(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直到要走的当天,钟台妹仍穿着做田的传统蓝衫,戴着斗笠,仿佛要去的地方只是隔壁不远的庄头。 
  8月3日,两人乘“马尼拉丸”由高雄启程,上船前,钟台妹把衣装换了交给堂妹,就此远别了故乡台湾。 
  面临茫茫的大海,钟理和感慨万千,他和钟台妹都知道,两人的爱是为家乡的世人所不许的,由相爱之日起便被诅咒着。虽然两个同姓青年不服气,抗拒一切外加的压迫和阻难,坚持了数年没有被打倒和分开,可是当两个人赢得了所谓“胜利”携手远行时,究竟还剩下什么呢?也许剩下的只有爱,而身心已经是疲倦不堪,灵魂在汨汨滴血,如果这也算是胜利,则这胜利是凄惨的,代价是昂贵的。在别人或者在别的场合,由恋爱而结婚,该是人间最辉煌、最快乐的,而钟理和与钟台妹则连“结婚”这一名词也不可为他们所有。灰沉的天气、霏霏的细雨和脚下这只漂泊的船……这些便是当日参加他们的“结合”典礼的一切。别人的蜜月旅行,却变成两人的逃奔——逃到远远的、没有仇视和迫害的地方去。 
  旅途是漫长的。一天早饭后,二人坐在甲板上望去,海天相连,浩浩荡荡,千里烟波,杳无际涯。天地是如此空旷、辽阔、深远,就是飘浮在海空的云朵,看来也是那么渺小无奇。载负他们的船便在这里飘流着,向着令人不能相信的虚无缥缈的地方驶去。来也茫茫,去,更不知归于何所…… 
  他们默默坐着,望着。忽然,两颗眼泪由钟台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身体也往爱人这边靠拢。 
  “寂寞?”钟理和问钟台妹。 
  钟台妹没有回答钟理和这句话,许久才轻轻地说:“你爱我吗?” 
  其实,那时候钟台妹心里怎样想的,钟理和完全理解,也充满着万分同情。人间便如眼前浩瀚的大海,被孤独地抛出去的这一对青年夫妻,正像海天的云朵一样四无依据,寂寞而凄凉。此去,海阔天空,他们将如何相依而生呢?除了爱,还有什么呢? 
  就这样,两个生命用爱紧紧扣在一起,坚强了他们的心,携起手来,由世界的一个角落,漂到另一个角落。    
第二章 苦涩的原乡梦  
  钟理和与钟台妹所乘的船经基隆,到达日本门司。当时钟台妹因旅途太劳累病倒了。钟理和关切地问她想不想家,甚至问她是否后悔。钟台妹此时的态度一如沙场大将:“事情已经决定了,不往前走还要怎样呢?”在日本休养了三天后,又从下关搭船抵达韩国釜山,然后换乘火车随日本的移民潮到沈阳,暂居同乡林国良家。 
  沈阳并不是钟理和心目中所憧憬的祖国。他越观察清楚,越感觉到这块冰天雪地的大陆,处境与台湾所受的异国殖民压迫并无不同,他所接触的祖国同胞与他所期待的亦完全相反。这让满腔热情投奔的钟理和感到幻灭的痛苦。 
  东北难以成为钟理和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作为谋生的驾驶工作又因为冰冻路滑,连续发生事故,被吊销执照而失业。钟理和夫妻两人的经济十分困难,生活陷入窘境。原来从未经验过要面对一日三餐的现实问题的大家子弟,困在其中几近绝望。1941年1月15日,长子铁民出生,但他们穷得连必要的奶品也买不起,幸得在同院邻人的帮助下,婴儿才得以生存。恰好这时联络到在关内做事的表弟邱连奇,彼此都是在异地最亲近的亲人,靠着其接济和安排才得脱困。当年夏天,举家迁往中国的心脏地区北平。 
  在谋生之余,钟理和继续着阅读写作。在沈阳的艰难生活给钟理和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也融入到他的作品之中。他在沈阳时期写成《友情》和《都市的黄昏》,这些文章均未发表。前者仅七百字,后者写于1939年农历正月十四,1954年8月21日重新改写成短篇小说《柳荫》,1959年才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以在东北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还包括《门》以及未完成的《泰东旅馆》和《地球之霉》。 
  《柳荫》记叙了“我”在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驾驶时与朝鲜青年朴信骏、金泰祺的交往。驾驶实习场那片给人带来凉意的小小柳荫,就是“我”与朴信骏、金泰祺休憩交流的地方。朴信骏和金泰祺都是封建传统婚姻下悲剧受害者。朴信骏刚脱离母乳的时候,就由父亲为他暗聘下一个乡下姑娘,约定成年后成亲。他爱上的却是青梅竹马的女友。女友的家长逼迫她和别人成亲了。朴信骏为了躲避家中为他订下的包办婚姻,远走高飞到了中国的东北,而他所爱的人则先跑到了镇南浦的咖啡馆当女侍,后来竟抵不过命运之神的捉弄而沦为妓女。金泰祺也是经由包办的婚姻,这个矮小得不适合坐上驾驶台的男人与一个比自己大六岁的人结了婚,并在十五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女孩子的父亲。在被残忍地推进使人晕眩的疾速的生活漩涡中,金泰祺却并未丧失掉少年的明朗和快活,对生活保持着热烈和洁净的好奇。这在“我”看来,能够在像火的激烈的恶劣的环境中,依然把做人的兴趣保持得如此完美,这事情本身便该是一种美德。两个朝鲜人此后各自有了不同的出路。金泰祺放弃了学习汽车驾驶,做起了在学校外卖冰果的小贩。而朴信骏当过妓女的女友也到了中国东北,他又和她一块去了张家口。在冰果不能再卖下去的冬天,金泰祺最终也不知去向了,大概是回朝鲜去了。小说结尾中引用的朴信骏的一句话:“为了女人,为了不合理的婚姻,我们就需接受这样多的苦难!”倒更像是作者的一种自省。一方面,表示作者对两个异国朋友遭遇的同情;另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有类似的遭遇,借它写出自己一些“心有戚戚焉”的感怀。 
  《泰东旅馆》是钟理和最早尝试的长篇小说,描述了初抵沈阳的见闻,创作于1941年。作品分为清稿与初稿两部分,加在一起共四万二千余字。其中清稿部分为五千六百余字,未见下文;初稿为三万六千余字,残缺不整,首尾部分散佚,字迹模糊,且未经修饰,有不少难解读的地方。虽未完成,但也可以看出作者所企图表现的内容,并能由此而窥沦陷区的社会面目。 
  作品中,“我”携妻子离开台湾到内地冰雪盖地的奉天,落脚到泰东旅馆。“这里漂浮着不可名状的寂寞、惆怅,与迫人的忧郁。一种似浓密的秋雾的,难以捉摸的荒凉、凄怆、暗淡的空气,把泰东旅馆整个的包围起来。它强韧而钝重,几乎凝结成可触性的窒息的一块。这气氛波及与感染旅馆的全部住户——人们的脸色、心灵、思想、生活,都一如下雪前的阴霾的天空一样灰色,如孤寂的垣墙一样单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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