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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像是来自外省的年轻人躲避到了台大医院，神情惊惶而悚惧。大家都在为此事而议论起来：“台湾同胞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要有办法他们是还不致这样的，他们是可爱而又可怜。”“不过他们是打错了，因为他们打的是和他们完全一样无辜而受难的老百姓。同是受苦的一群。打错了！”
“我们要记住。”钟理和的同室一个姓江的患者说：“今日是2月28日。”好像28日和他是有什么深仇似的，掩不住他内心的痛恨，“我们要记住今天。台湾是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差不多是历史的定例！”
钟理和走出大门口，发现在放射科南边的过道上放着一个死去的少年。少年约十五六岁，躺在一只绿帆布的担架上，面如蜡苍白，被撩起着的腹部有几道很薄的血迹，模糊不清。这个少年是被五六个学生从长官公署那边刚刚抬来的，旁边还躺着好几具同样被机枪扫射致死的尸体无人管。公署的警察及国民党士兵只顾抢被扫死的人丢弃的自行车，至于死人则好像没有看见。因为有机枪，民众也不敢去收拾尸体，就是他们拾来的，还是在一位正好由那里经过的美国人帮忙之下抢出的。
那几个学生一边说着，一边叱喝怒骂着一个用手盖住头部被击破的伤口、东冲西撞在找医生给他救治的年轻外省人。
“死好啦！”他们满怀恨气与不甘。
外省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很同情本省同胞的，……我也是……你看我不是被打得……”
这时，受伤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往医院抬，或者搀扶进来，全是浑身血淋、面失人色。大门口聚集着一大堆人，有逃离的，也有看热闹的，全在议论着，恨骂着：
“专卖局里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民众全把它拿出来放火烧，连汽车、自行车、洋车都有。汽车整个被翻过来……”
“专卖局门口一字儿排着一队武装警察，刀全出了鞘插在枪上，可是这些家伙们却很听话的。民众像海潮涌上去了，吆喝一声‘都放下！’就全放下了。‘听见没有，全放下！’再喝一声，其中几个起初还不很愿意的也都赶紧放下了。家伙们倒也真乖。就这样一队武装的警察被发怒的民众给武装解除了！”
“开始是只打专卖局的人。只要是穿黑色中山装的便都该死，被打得落花流水、焦头烂额。后来因民众到长官公署请愿去。被开机枪打死几个人时，民众便发狂了，到处打人，只要你是外省人或者被视为可疑！”
“一个美国人看见这个景象非常满足，并且显示出他像去到一个使文明人看起来无论什么都显得很稀奇而且惊异的土人国，把这一切的场面很悠闲地一张张摄进他的镜头……”
“台湾过去是一只大米仓，都让他们给弄得一塌胡涂，现在没有米吃的人，台北一市就不知道有多少，你说那能教人不打呢？”
“广播电台都叫民众给包围并且占领了，电台向全岛广播，要全省人都出来响应他们，把事件往全省各个角落扩大下去，他们说得很悲壮很激烈。”
…………
夜幕在人们不安的情绪中悄然降临了。医院的大门全都关上，只开着一个侧门出入。街道静悄悄的，没有多少行人，望出去死气沉沉的。公园的树木在没有星月的黑昏夜光里耸立着，有如一丛丛的黑椎，地下全是树木投下的黑漆漆的影子，一个个都像藏着无穷的恐怖。
医院门房那里，几个人依然谈着白天的事情：
“全街的店铺都关着门，街道上这里那里都有民众在烧东西，菊元（新高公司）的东西，啊呀！烧得太多了，布是整匹的烧，还有做好的衣服，整套的多可惜呀！还有毛织的呢，但是他们却不要这些东西，只管烧，不能烧的全砸毁，像都迷了心……”一个妇人眼中像是这一切高贵的东西在她面前烧掉，不舍地叹惜。
“……葛（敬恩）秘书的兄弟们开的公司不也都给烧得精光了，那要合算钱，恐怕至少也在几千万以上。”一个男人说，“可是烧了应该，自从光复以来好像他们才能够做事业，台湾人吃他们的亏还不少呢！”
“今晚还是完不了。大学生都出动了，在全街里向民众演说，他们说要彻底干下去，希望大家能帮助并且拥护他们，民众都在街集合，拿着大鼓铜锣，还有一面旗子！”
在回病室的过道上，碰见几个医生正在劝止两个院里要回家的人：“外面情形很严重，已经布下戒严令了。”
第二天，依然时阴时晴。马路上行人稀少，柏油马路上有几只斑鸠，从容不迫地在踱着方步。据当日的传闻，事件似乎北由基隆南至高雄，差不多波及了全省，火车连今天已有两日不走了，闹得人心惶惶。
街市好像平静了许多，然而事情却似乎并不这样简单。东张张西望望的行人还表示着内心的不安。公园门口，有几个人在看贴在门柱上的布告。钟理和与同室病友正在想走往公园看看那张告示，刚走到大马路上，便又看见民众揪住一个人直向路侧墙垣下，一会又看见人们挥起拳头往下抡。钟理和他们料想可能会出乱子，回转头便走。果然这时瞥见由南边驰来几辆吉普车，接着枪声顿作，人们如潮而崩，惊惶而去。
终日枪声频起，像进入战争状态，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一个看护说她怕极了，因为她们的宿舍离开长官公署只隔一扇墙垣，枪弹好像一伙一伙地都由她们耳边打过去。
夜里，下起了阴冷的雨，到第二天，天空仍凄阴。钟理和早饭后走出院门口，茶房那里正有一堆人在抢着当天的《新生报》。往公园门口望，马路上的行人虽然比前日多了一些，神情也似乎更镇定，但肃杀、荒凉、阴森森之状还感觉得到，事情似乎并不能如此简单就完结。茶房指着人们正读着的昨夜十二时即解除戒严令的报纸标题，很自信地说：“解除也只好说解除，街上还照样到处放着步哨，宪兵警察满街转。”
中午，钟理和在北平即结识的好友、诗人蓝明谷到医院来。他是由基隆搭载货车来的，车在路上出了几回毛病，到了松山，不能走了，他们只好走过来。蓝先生说基隆情形严重并不次于台北，又说他在中途遇见一辆满载着插着枪刀的一队兵的货车，车上还绑着一个高等学校学生。
“火车今天不走，我明天还来看你。”蓝明谷临走时说：“但也许能多留几天。”
“学校呢？”钟理和说，“不回去行吗？”
“都罢课了，”蓝明谷说着苦笑起来，“不过这倒好像和这次的事件没有关系，而是响应国内的罢课的。”
下午，母亲刘水妹从市场回来，说市场还是没有开，店铺依然尚在罢市，只留一个小门进出，老人在一群如饿狼抢食的人群中也抢得了一些菜和肉。她提着一块比手掌还少三分之一的猪肉高兴地对儿子说：“你瞧我也抢得一块，而且这还是最后的一块！”这如果在平时只需二三十元就可以买着的肉，今天却花了五十元，母亲倒没有平时的诉苦，钟理和也不觉高兴起来。他曾在院门口看见一群提着菜篮为着买食物而仓皇的女人，一想到这里，心里泛起一阵难以形容的感情。
钟理和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记载仅仅有三天的内容，当时是用铅笔写在几张残破笔记薄上的，还用了内服药的纸袋作记录，应该多有遗轶，但通过钟理和的笔，仍然能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那段历史。
二·二八事件使起义风暴迅速席卷整个台湾，台中甚至宣布成立人民政府及人民军。几天内，全省除重兵把守的澎湖及基隆、高雄两要塞和少数军政部门外，皆被起义人民控制。二·二八事件的主流应视为台湾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义斗争，反映了广大台胞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因而台湾人民的起义也得到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其中也夹杂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事发初始时，部分台湾人盲目殴打大陆同胞，尤其是军公教人员，造成伤亡。当然，这也为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如台湾民主联盟即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称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同受政治腐败的痛苦，要保护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驱逐残害我们的害虫。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另外，在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台湾人中，混杂了不少曾服务于日本军队、战后又遭失业的退伍军人，集结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甚至高唱日本国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印象。3月8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军舰、飞机护送下于基隆登陆，随后就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和屠杀，至13日，台湾人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回到祖国仅五百天，广大台胞实在不满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群起抗争，终被国民党当政者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以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中间又有不少无辜者在大规模族群冲突中伤亡。以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推行白色恐怖，将二·二八事件诿过于“共党奸匪”的煽动破坏，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事件成为许多台湾人深埋在心头的一道血痕。对二·二八事件失当的处理结果，也为若干年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挑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宣扬“台独”埋下重大祸根。
还没等病养好，钟理和就回去了。3月30日，他辞去了内埔初中教职，全家返美浓笠山定居，因为在那里他们还有几间老屋和一块地。他于8月北上到基隆，住在里志家，10月27日入松山疗养院诊治肺病，接受长期治疗。
最初进入松山疗养院时，钟理和对自己恢复健康并不十分失望，他曾乐观地估计，养好病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钟理和入院一段时间后，钟台妹曾携子铁民、立民北上探视，这也是他入院期间与妻儿惟一一次相见。钟铁民回忆道：“上了病院二楼，我领先一路奔去，每一间病房的门都开着。我一间间地认。突然我感到身上发热，一张我熟悉的，却又有点陌生的面孔在面前，我们互相都呆呆地望了片刻。我忽然感到害羞和疑惑起来。母亲上来，当她眼睛发出光亮，涌出泪水站在门口时，我忍住了问她：这不是爸爸吗？”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治疗期间，他研读了有关肺病的医书，也看到了疗养院里许多现成的例子，方知肺病难治，需经数年的功夫疗养。但钟理和依然有着坚强的信心，请看他在日日记中所述的意象：“对过三十号室的屋子，窗户洞开。那向，顶着灰白色的云彩的大屯山脉，横排窗际，山脊与山坳，因阳光关系，一明一暗，互相衬托。窗前，紧靠着床头，放着一架高齐人胸的电器收音机。收音机上面，放着一只下边连着杯托，带着杯盖的茶杯。乍看，像一只帆船：托是船身，杯子是敞开的帆儿，而杯盖，你看，那正是隐在那面的桅杆头啊！如此一想，茶杯仿佛也就活起来了；它在走着，走着，静静的，以浅蓝天空和深绿的山峦做背景，由窗外阳光的反射，做成阴影的它的那又稳健又和平的姿态，瞧着它那自信的姿态，谁敢说它是没有意志的？我守望着这只满孕着西北风的小小的帆船；洞开的窗台，对它是无限广阔的大海呢！它是会完成它的航程的。”钟理和：1949年5月10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69页。
然而，在医院的疗治并不顺利。诊疗肺病期间，因结核菌侵入肠胃，消化器官功能全失，病情转危，自量必死，也引得陪医的母亲刘水妹或背人落泪，或伏枕哀泣。当时正好发现抗生素并传入台湾，立刻接受这种治疗，才抑制病情，起死回生。但注射抗生素初期，副作用很强，接受注射至耳朵几乎失聪始止。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钟理和的肺病不见明显好转，健康的恢复变得遥遥无期。一下子时间又进入到了1950年。为了医治疾病，荡尽了钟理和继承自父亲的财产。在这种情形下，钟理和打算年底退院回家。这种长期病一养便是三五年不等，再坏些，可能一拖便是十几年。但妻子钟台妹仍然劝丈夫再在医院住下去，并想法弄钱款寄来。可能钟理和并不具体了解自己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妻子生活过得是怎样的艰苦。她常常半夜带着锄头镰刀，把小孩反锁在家里，单独摸黑去放田水；辛辛苦苦养了几只阉鸡也时常被偷，让她哭泣不已……面对贫病的窘境，钟理和感到了比以往更多的眼泪和叹息。
更使他揪心的是，正在上学的长子钟铁民年纪小小就患肋膜炎。在钟理和的眼中，孩子的命运是凄苦的，由一落地的时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夜间，钟理和梦见了铁民，醒来时已是半夜。十五的月亮似乎已经落下，外面夜清如水，由窗望去，东面天空一颗小星正在眨眼，仿佛它也在流泪。风把油加里树吹得沙沙作响，一切都是如此凄凉和岑寂。想起病中的儿子，做父亲的心如刀割，泪珠不禁滚流下来，竟至怨恨是自己害了儿子，追问他如何跟了自己这个不中用的爸爸……侧身细听，远近鸡声唱和而已。
可是，儿子毕竟远在异地，钟理和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自己如何摆脱病魔的纠缠。当时，新式治疗胸腔整形手术传入，医生主张用手术方法进行彻底治疗。可是一位病友做了手术后，钟理和看他术后的伤疤，一下子呆住了，第一个的感觉是：这个人是完了。那位病友身上有一尺长的半弧形创口，上面清楚地印着密密麻麻的针线痕，样子凄厉怕人，看上去只剩左半边，右边一大半的身子全塌陷下去，两手由胸背一合，仿佛纸一般薄。看着这伤疤，钟理和不禁对现代医学的积极性流露出一种分不清是惊叹还是恐怖的感情，好像“人类为了自疾病的掌握中救出垂死的生命，已陷入于那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半疯狂状态”。更使钟理和吃惊的，是人对生的挣扎与执着。这里毫无掩饰地表现着倔强、坚忍、顽拗的生存欲和生命力，就像岩石下面的草，孱弱的组织里却赋有着坚强的生命，它寄托在叶尖上，使得触角是那样地敏锐与顽强，不惜蜷曲旋转，钻探而伸出到有阳光的地面去。然而，这人仍是可怜与不幸的，虽想尽求生方法，不惜毁了身体求活而似乎不可得。钟理和仿佛从这位病友身上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那也许也是一场徒然的失败。
病榻上有钟理和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只要条件允许，他就断续地进行着创作。1949年7月2日，创作了散记住院疗养生活闲情逸致的《鲫鱼·壁虎》，观察敏锐，笔触细腻。1950年以日记体记叙自3月28日至4月27日的住院生活，写成《手术台之前》（据研究者张良泽说，该篇原题为《爬上手术台之前》，后删去前两字。原稿有两本，一为3月28日至4月27日，一为4月16日至5月11日，皆未完成）。另外，描写返回故乡时的所见所闻及心中感受的《故乡》连作也是在病床前完成的草稿。
疾病让钟理和深切感受到人间的悲苦，他写下了两篇表现疗养院病人治疗生活的《阁楼之冬》（1960年3月1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和《杨纪宽病友》（1960年7月发表于《晨光》杂志），正道出他和病友们勇敢地为生存奋斗时所展现出的人性的庄严。
《阁楼之冬》描写了病友邱春木因无钱彻底治病而逝的悲惨遭遇。邱春木家住台北，父亲死得很早，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邱春木曾一度和“我”同室住过几个月，肺病并发肠疾使他变得十分神经质，时时显得不安、焦躁、敏感，对自己的病感到绝望。“每次主治医师来巡诊时，几乎都缠着医师问，他是不是得了肠痨，又请求院方给他检查大便。说这些话时，他一边总凝神观察医师的表情，似乎医师一条筋肉的扭颤，一条眉毛的扬动，他都不让它逃出他的注视。医师自眼镜后面愉快而爽朗地笑着，但我看出这笑是很暧昧的，很狡狯的，春木不禁愕然，继之变得忧郁而沮丧。”经过注射价格不菲的迈仙之后，春木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这使他感到高兴，但高昂的治疗费显然不是他那个阶层的人支付得起的。为了给他治病，当裁缝的母亲花去积存的现款，进而变卖首饰甚至是用于赚钱糊口的缝纫机来买迈仙，仍也只是杯水车薪。邱春木停止了注射，身体重新变坏，退院回家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有一个细节是，邱春木自得泻症以后即始终戒慎饮食，不敢尽着意思吃东西，但在死前则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