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
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
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
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
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
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
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
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
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
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
……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
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
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
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
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 1 34·
医生的回忆
医生的回忆
A何希金
我原在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当医生，给劳改犯们治病，当
然也为劳改支队的管教干部们治病。1957年11月，我被宣布为
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当时，第二劳改管教支队
正在修建兰州到白银市的铁路，支队的干部和近二万名劳改犯在
黄河北岸干旱山区的崇山峻岭里风餐露宿，劈山开路，遇水造桥。
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的前身是陕西省的一支劳改队，解
放初修建西安到宝鸡的铁路。铁路往西延伸进入甘肃境内，就改
为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了。
五十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
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酷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
洞里，穿着和吃食跟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
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了，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
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
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千多劳改犯的大队。
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
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
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
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
· 135·
夹边沟记事
——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
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
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
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
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
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
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
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
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
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了。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
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
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
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
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
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
呗。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
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
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
——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
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
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
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
·】36·
医生的回忆
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
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
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
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
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
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
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
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
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
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
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
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
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
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
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
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
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
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
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
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
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
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
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
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
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
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
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
·137·
夹边沟记事
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
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
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
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
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
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
——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
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
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
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
脸盆提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
铁锨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
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
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
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
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
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
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
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
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
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
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
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
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
·138·
医生的回忆
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
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
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
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
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
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
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
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
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
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
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
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
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
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
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
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
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
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
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
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
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
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
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
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
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
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
· 139·
夹边沟记事
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
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
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
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
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
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
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
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
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
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
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
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
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
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
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
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
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
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
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
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
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
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
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
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
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
·140·
医生的回忆
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
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
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
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
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
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
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
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
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
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
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
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
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
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
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
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
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
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
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
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
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
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
· 141 ·
夹边沟记事
饿死的。
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
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
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
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
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
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
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
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
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
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
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
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
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
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
写的：此人把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