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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
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
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
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
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
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
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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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
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
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
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
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
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
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
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
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
“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
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
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
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
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
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
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
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
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
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
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
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
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
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
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
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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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
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
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
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
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
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
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
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
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
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
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
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
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
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
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
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
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
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
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
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
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
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
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
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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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
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
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
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
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
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
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
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
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
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
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
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
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
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
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
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
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
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
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
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
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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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
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
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
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
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
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
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
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
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
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
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
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
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
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
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
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
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
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
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
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
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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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
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
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
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
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
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
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
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没有
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
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
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
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道的时
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
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r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
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
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
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
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
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
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
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
不能取钱。
我那时三十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
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
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
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
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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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
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
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
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
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
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
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
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
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
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
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
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
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
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
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做对，
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
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
现了。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
着，农场的书记张洪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
张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
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
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张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
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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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了。张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
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
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
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
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
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
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
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
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
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
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
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
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
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
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
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
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
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
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
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
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
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
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
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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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
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
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
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
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
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
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
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
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
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
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
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
券、现金和手表。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
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
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
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
完，因为陈天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