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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要呢，还是被凌辱者和被折磨者的基本人权重要？究竟是服从无所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呢，还是服从“内心的道德律令”？布拉迪尔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坚信：所谓的“国家利益”，它存在的前提必然是、也只能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他不能容忍鲜血渗透大地、呻吟充斥监牢、一个人像野兽一样撕咬另一个人。
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之处便在于，人有尊严、自由、爱和、同情怜悯。德国作家布莱希特说过：“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布拉迪尔将军就是这群可贵的“呼唤者”之一，他的呼喊在二十世纪的回音壁中激起了悠长的涟漪，他是活在二十世纪的“郭文”──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个舍生取义的青年将军。在法国，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有：贞德、伏尔泰、雨果、罗兰夫人、左拉、加缪、薇依……；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之内，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还有：拜伦、潘恩、甘地、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昂山素姬……对于某一历史时段的“母国”、“人民”和“政权”来说，他们绝不是受赞美和受欢迎的人，但是对于永恒的时空和文明而言，他们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康德所说，人类最可宝贵的，一是天上灿烂的星空，二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这就是一群让自己的心灵与天上的星辰一样闪闪发光的人。在他们的感觉系统里，他人的眼泪就是自己的眼泪，他人的伤口就是自己的伤口，他人的厄运就是自己的厄运，哪怕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人、一个卑贱而微渺的人。布拉迪尔将军说：“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这是一条不容跨越的道德底线：人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爱人，因此人与人之间也应当互相尊敬和爱护。人类所有的文明均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而一切的专制主义者要想施行他们那“铁与血”的法则，首先就要解构这条道德底线和这块文明基石。
斯大林在他庞大的帝国之内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围绕著这两点展开的。苏联学者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巨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中谈到，人们是从照片、从半身雕像和高大的纪念塑像记住斯大林的，“领袖”往往被塑造成这样：他举起一只手给大家“指引”道路，面带慈祥的微笑，一对关心人的眼睛富有特色地眯缝著。当时谁能够想到，在这伪装后面竟然隐藏著病态般的残忍、无情和狡诈？沃尔科戈诺夫接著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斯大林听说他第一个妻子的兄弟亚斯瓦泽将作为“德国间谍”而被判处枪决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让他请求赦免。”在执行枪决前夕，克格勃军官向斯瓦泽转达了最高领袖的这句话。然而，被判决者没有乞求赦免，他勇敢地反问道：“我该请求什么呢？要知道我什么罪也没有犯啊！”事情了结了。斯瓦泽被枪决了。斯大林在得知他的这位童年的挚友和内兄的最后几句话后，只是随随便便地说：“瞧瞧，有多么傲气，死也不求饶。”
斯大林与斯瓦泽恰好处于人性极端对立的两极。斯大林认为，人是可以被统治和被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工具。因此，他使用恐惧、屠杀和欺骗来维持他的权力，只有权力是第一位的。但是，斯瓦泽却认为，人是不能被统治和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人的尊严和自豪绝对不会被暴力和死亡所征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瓦泽和布拉迪尔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存在”这一高贵的事实。他们的心灵像上升的星辰一样，让在旷野中的人久久地仰望，也给寒冷中的人以温暖的慰藉。有了星星的存在，黑暗就永远不会肆无忌惮地统治我们的世界。作家筱敏说过：“人的尊严不承认强权，正如大海不承认石头或钢铁的堆砌一样。当浩瀚的大海展现在你面前，你依然觉得水的柔弱吗？究竟有谁窥见过海的深藏部分？大海肯定在等待著什么。”大海不可征服，心灵也不可征服。斯大林们胜利了吗？不，没有。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苏格拉底、耶稣、斯瓦泽和布拉迪尔。
让我们都成为拒绝黑暗的那颗星，让我们的心灵跟那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像尼采说的那样：“人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污秽，可是兄弟，你依然要做一颗星照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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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的秘密
目前正在紧张开掘的汉阳陵，据说将是中国50年来继秦兵马俑之后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汉阳陵，是西汉景帝刘启的陵墓。景帝在位期间，继承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除苛刑，开创了中国专制时代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他本人也被史书称赞为少有的一代明君。
然而，逐渐从暗无天日的地下展露到阳光下的汉阳陵，却对景帝“明君”的身份构成了无法回避的质疑。景帝生前曾经驱使数十万老百姓和带著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长达28年之久才得以完工。在营建陵墓、追求来生的辉煌上，刘启与那些公认的“昏君”并无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明知无法让肉体生命获得真正的“不朽”，皇帝们便将目光转向修建陵墓，往往在生前就完成一个巨大的“地下王国”。无论国势兴衰，无视民生疾苦，大兴土木、铺张厚葬都是君王们的当务之急。数千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专制统治者能够例外。1972年，当时咸阳市九张村农民在阳陵封土西北一点五公里处修建水库时，发现地下埋有大批凌乱的死人骸骨，有的脖颈和脚腕上还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的痕迹。在最近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更是发现不计其数的尸骨。据参见现场发掘的专家估计，阳陵墓地面积至少有8万平方米，埋葬刑徒人数达万人以上。
汉阳陵的秘密向我们昭示的是制度的恶，而不是人性的恶。归根到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专制制度下，不会有品格高尚的统治者。专制制度是一种“优败劣胜”的制度，谁善良、谁真诚、谁慈悲，谁就惨遭淘汰，乃至性命不保；谁残暴、谁虚伪、谁狡诈，谁就稳稳坐庄，享有荣华富贵。景帝刘启也许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好人”，但是在阴暗诡谲的宫廷之中，他要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不建坟墓、不杀犯人，不足以显示皇帝权力的巩固；有“恩”而无“威”，有“宽”而无“严”，不足以维持专制制度的正常运转。于是，有了历代君王都不惜损伤国本、大建陵墓的举动。
景帝之刻薄寡恩，从他对待晁错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晁错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七国乘机打著“清君侧”的旗号作乱。战争初期，七国声威显赫，军事上连连得胜。景帝恐慌之下，将晁错残酷地处死，以博取七国的谅解。然而，七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获知晁错被处死的消息后，依然不肯罢兵。景帝这才如梦方醒，决意对七国用兵。在名将周亚夫的指挥下，中央军击溃了各诸侯。经此一役，有汉一代，大一统的局面乃得以奠定。而晁错则成了景帝手中一枚被牺牲的棋子，后来朝廷的“平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对此，柏杨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有深刻的论述：“晁错是忠于刘启的，为了和平而牺牲晁错，可以理解。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教他死得那么悲惨？砍头也行，何至腰斩？腰斩之人，因没有伤及心脏，上体仍然在存活，清王朝一位官员在腰斩之后，用手沾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惨惨惨惨惨惨惨’七字，闻者落泪。晁错在刘启还是孩提时，便在身旁陪伴，以后言听计从，宠信有加。即令有过，处死已经足够，杀就一杀了之，照样可以向吴国表态，何至指定用此酷刑？甚至‘无少长皆斩’？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事实更为严重，在极权政体下，伴君简直像坐在百步蛇的毒牙之上。”
柏杨的追问其实很容易回答。专制制度，也就是把人变成老虎和毒蛇的制度。专制制度戕害的是包括人的心灵和肉体在内的一切。杀晁错这位朝夕相伴的老师，与杀那些不名一文的老百姓，在刘启心目中都是自然而然的。柏杨透视说：“刘启从决定到执行，中间有十余天时间，仍跟晁错在一起商讨军国大计，不知道每天面对猎物时，刘启心有什么反应。更使人毛骨悚然的，是晁家的巨变，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霎时一堆鲜血人头。晁错并非大奸巨恶，手握兵权，何用如此闪电手段？鼓儿词有言：‘说忠良，道忠良，忠良自古无有好下场。’数千年传统文化，化作三句唱词，令人兴悲。”我认为，刘启的心灵是极度扭曲的。在他的心理结构中，显然不具备爱、悲悯、诚挚的质素。他的心灵与他的地下宫殿一样黑暗，透不进一丝阳光。他只有把自己锻炼成一具浑身是毒、百毒不浸的老毒物，方能在明枪与暗箭之中，保全来之不易的皇位。
专制制度与美好的、崇高的人格是格格不入的。号称“新儒家”的学者，振振有辞地申明，从儒家文化中能够生长出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来。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儒家文化从一诞生起，就是专制制度的御用品，就是皇权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晁错是一代大儒，也实现了儒生们“为帝王师”的梦想，结果怎样呢？他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保全、甚至连痛痛快快地死去的资格也被剥夺。今天身处欧美国家的“新儒家”大师们，如果生在被史书描述得如同天堂般的“文景之治”的时代，能够避免晁错的命运吗？
在我的心目中，古今中外没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帝王。所谓“明君”与“昏君”的差别，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那些身上带著阳光般的亮色和温暖的、伟大的政治人物，只可能出现在民主制度下。华盛顿、杰斐逊、林肯以及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等人，要么是在民主制度下应运而生的杰出的政治家，要么是在反对专制制度、缔造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受到民众爱戴的领袖。阴森森的宫廷之中，不会诞生像他们这样的人物；而他们绝不会、也绝不可能，为所欲为地为自己修建宫殿和陵墓。
但愿那些让我极度厌恶的陵墓只存在于深深的地层之下，仅仅作为考古学家们研究的对象；但愿那些让我的心房紧缩的杀戮只存在于历史之中，永远作为警醒后人的材料；但愿那些冤死的生命停止悲惨的哭泣，他们的灵魂得以升入宁静的天堂，而他们的后代不再重复他们曾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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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呼喊
──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不久前，我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作讲座。当我讲到苏联斯大林时代残酷的政治清洗和中国五六十年代可怕的大饥荒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站起来反驳我的观点。他激动地对我说，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其实当时并没有死亡那么多的人，屠杀和饥荒都被“夸大”了，而这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妖魔化”罢了。他要求我“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以证明我讲述的一切都是确凿的事实。
确实，我也是一名“迟到者”，我不是惨剧的亲历者，我没有亲眼目睹鲜血和尸体、也没有亲耳听到呻吟和哭泣。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我没有追溯历史和延续历史的权利。确实，我不是一个“当事人”，我无法给这位比我年轻几岁的大学生讲述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身上也没有伤口和血痕。但是，是不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就真的不存在？看著大学生那双单纯的眼睛，我不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把本来是耻辱的无知当作了光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大脑不能记忆、使得我们的喉咙不能呼喊？
这不是这个年轻大学生的过错──他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首先是作家和史家的说谎，才有虚假的文字和信息的传播、泛滥，然后才孕育出整整几代宣称“无知者无畏”的青年来。于是，我推荐这位年轻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索尔仁尼琴，一定要读一读他的《古拉格群岛》。这位白须飘飘的老人活得比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最血腥的帝国长，这既是他本人的胜利，也是他文字的胜利；这既是他肉体的胜利，也是他精神的胜利。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记忆的文学，是呼喊的文学，是揭示邪恶的本质的文学，是恢复人类的尊严的文学。作为历史当事人的索尔仁尼琴，勇敢地记载下了高墙后面的一切。他的文字从隐匿到传抄再到出版，宛如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顶开了给城墙奠基的那块最沉重、也最顽固的砖头。
索尔仁尼琴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作家都黯然失色。当然，那些早已良知泯灭的中国作家根本就无视索尔仁尼琴的存在，但少数良知尚存的中国作家则会在面对索尔仁尼琴的文字时感到深深的羞耻。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尽管我们拥有相似的经历。巴金只说了几句真话就沉默了，而胡风则成了一名精神病人；舒芜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为叛卖而辩解，而浩然依然还认为自己的头上有一道“神光圈”。有人在“废都”中吟诗作赋，有人在“文化苦旅”中悄然变脸，有人梦寐以求充当康熙皇帝宫廷里的太监，有人向坦克和枪炮献上嘹亮的颂歌。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学悍然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由此，公众逐渐开始将作家当作明星乃至娼优来看待。
我们已经习惯了谎言，以至我们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真相；我们让自己闭上眼睛，并一相情愿地认为黑暗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索尔仁尼琴站了出来，正如他的自传的名字《牛犊顶橡树》，他是一个头上长角的人。作家协会是高明的说谎者们的俱乐部，他们一致表决将这个头上长角的人开除出去。他们认为，从此就天下太平了。领袖随心所欲地杀人，而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为领袖献诗。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索尔仁尼琴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暴力和谎言合谋、枪杆子和笔杆子配合的格局。索尔仁尼琴说：“或许有人会问，面对残酷的暴力，文学能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谎言，暴力岂能幸存？它是和谎言交织不分的。任凭谁只要宣称靠暴力为手段，乃必须以说谎之时。暴力或不能隐行藏匿肆无忌惮，但是一旦力量薄弱需要更加强，便顿感周围空气稀薄必须靠谎言所散布的烟幕来生存，借虚伪的言辞来掩盖。它无力永远使牺牲者梗塞窒息，通常只要求他们接受谎言并参加到它的行列里去。”这是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最佳注释。一个作家可以欺骗自己的心灵，但他欺骗不了历史；一个作家能够欺骗一部分读者，但他无法欺骗所有的读者。一个作家既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帮凶──即说谎者，马雅科夫斯基和郭沫若们就是这样做的；也可以选择做暴力的对立面──即说真话的人，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们就是这样做的。索尔仁尼琴曾经走进集中营，也曾经被迫流亡异乡，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以非暴力战胜暴力的希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的力量向欧亚两大洲不断扩展的时刻，他依然在给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词中坚定地宣布：“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在昨天，这是他的信心；在今天，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当然，也有人会质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尽管你本人有过在集中营里的生活经历，但是你并没有观察和体验过“每一个”集中营的生活。那么，在描述如此众多的集中营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夸张和失真的地方呢？
最近，我读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这则报道是对这些猜疑的最好的回应。据2002年9月23日的《莫斯科时报》和9月20日的《圣彼得堡时报》报道，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馆”日前称，他们在圣彼得堡附近发现了一处“万人坑”。在这块广大的区域内，埋葬著从1937年至1938年间斯大林肃反运动时被处决的3万多名“人民公敌”的遗骸。这两份报纸都是俄罗斯的权威媒体，其消息来源显然是准确的。报道中还这样描述道：“纪念馆”成员米农·穆兹达巴一边将几具人体尸骨从1米深的墓坑往外搬，一边对记者说：“瞧，这名男孩子的头盖骨后脑勺处有一个小圆孔，这是子弹穿透时留下的。我们在这儿发现的近20枚头骨，绝大多数都在相同部位留有这样的弹孔。”他接著补充道，这是前苏联时期处决犯人的典型方式──从背后开枪。凭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这片射击场附近生活过的村民们所提供的些许线索，人权组织“纪念馆”花了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