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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暴力的实施者也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深陷在暴力的沼泽之中，正如吸毒者受控于毒品一样无力自拔。人有“神性”，有“人性”，也有“兽性”，而暴力恰是“兽性”之体现。一旦“兽性”毫无节制地泛滥，“神性”和“人性”都会泯灭，正如唐逸所分析的那样：“暴力的残害具双向性。施暴者残害了受害者，也残害了自己。血肉之躯的脆弱性，也在这里显现。一个人，只要施暴于人，残害于人，他的生命也就残伤了，不完整了，由人而变为非人，永远不能再享受人类的自然快乐了。嗜血的刺激，暴乱的神经，麻醉的需求，灵魂的癫狂，感官的错乱，这一切会夺走他身上的自然快乐本能，使他的存在低于人，低于兽。”当“单个”的暴力事件成为“普遍”的时候，当“偶然”的暴力行径成为“习惯”的时候，社会的危机也就臻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暴力不是社会进化的“催化剂”，而是社会崩溃的前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其泉源乃是仁爱与和平，我十二分地同意唐逸的观点：“施行暴力统治，以暴力维持‘安定’，其实乃是毁灭安定。一个社会，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暴戾的压抑的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随之缩小。在根本上，一个社会的安定，取决于理性秩序，亦即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的具有恒定性的认同。只有恒定性的认同，才能抵御种种情绪的波动和意外的危机。”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理性秩序”、“恒定性的认同”，以及我还想补充的更为重要的两点：“爱”与“宽容”。
在暴力越来越“真理化”和“实践化”的今天，邢树贞的坚持让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心目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种高于暴力的力量和秩序。尽管现有的官僚体制和司法体系并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说法”，但他依然孤独地坚守着和平的底线。在我看来，假如像邢树贞这样的公民在中国不是“特例”和“异数”，假如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像邢树贞这样坚持在“法”的轨道里寻求正义并以“非暴力”为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公义”的到来将不再遥遥无期。其间，当然还需要绵绵不绝的坚韧、承担、同情和宽恕。这里，我丝毫没有为那些残酷的凶手开脱的意思，我想说的是：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依赖于暴力，否则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凶手一样的层次上。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五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期最后一天，最小的只有七岁的孩子苏西失踪了。一天晚上，劫持孩子的匪徒打来电话，但那家伙只是在嘲弄可怜的母亲。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母亲见到了凶手，却宽恕了他。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的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就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处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犯，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我做出我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福音书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意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这段话让我泪流满面。我们一定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暴力强大得多的伟大力量，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甘地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大英帝国；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马丁·路德·金实现他那无比美好的梦想；正是这样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过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也正是这样的力量，显示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我愿意把最大的尊敬献给邢树贞和玛丽亚塔·杰埃格——他们让我恢复了对人类的信心，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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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买了“千万宾利”？
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宾利轿车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宾利北京同时是全球宾利加长版豪华轿车销售记录的保持者。目前，宾利在中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一百八十辆左右。代理商表示，宾利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在亚太地区，中国大陆市场比日本、台湾和香港都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造就了大量的年轻富商，这些年轻的新贵在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地位”。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七大款争购天价宾利”的情况，而到六月十日，宾利北京的代表就宣布这辆八百八十八万的轿车已被购走。不久，宾利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设置展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价分别为四百八十万元和八百八十八万元的两款宾利车，已经卖出二十多辆，销售额超过一亿元人民币。顶级高档汽车在北京卖得这么好，大大出乎销售商的意料。
“谁买了它们？”这一问题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没有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买了。”这位专业人士解释说，“但是你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得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的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躲藏在公众和传媒的视野之外，比尔？盖茨、沃尔玛和洛克菲勒们面对的是严格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必须定期向政府申报税款。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他们的生活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这些宾利车主一样显得“神龙见尾不见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有学者估计，中国的超级富豪大约有十万人左右。虽然不能说他们全部都是差点成为北韩新义州“特首”的杨斌和上海房产大亨周正毅，但他们中确实有不少人的暴富秘诀与杨斌、周正毅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能说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钱都是“不义之财”，但在他们所拥有的“看不见的财富”中确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像胶卷一样不能放在阳光之下。他们用一百万的贿赂就可以换来价值一个亿的地皮，他们用一百万的现金就能够买下价值一个亿的工厂，他们无须纳税，也不会参加任何慈善活动。他们不是官僚，却一个电话就能把省长叫到饭桌上来；他们不是洋人，却拿着诸多国家的护照。
二零零五年仲春，当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出事”之后，第一个受到牵连的，竟是三十七岁的覃辉。覃辉是何许人也？他就是“谁买了‘千万宾利’”的答案。二零零三年六月的北京国际车展上，当时惟一一辆标价八百八十八万元人民币的宾利加长“七二八”就是由覃辉购下。覃辉并不是明星级别的富豪，但他是北京朝阳区一家夜总会“天上人间”的老板，短短数年间他连续控制了内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逐渐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覃辉以其一掷千万购买豪车的做派，其与港星李嘉欣“订婚”的消息，其在影视传媒领域的几次收购，很使一些报刊大加吹捧，不惜给予“隐身富豪”及 “民间第一传媒大亨”之美誉。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就在张恩照“辞职消息”开后二十五天，覃辉在北京被警方带走。随后，《财经》杂志以“上层背景和黑道面纱被拿掉，覃辉传奇终于收场”为标题作了专题报道。
覃辉出身于四川达县一个普通家庭，早年在重庆求学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他一九八九年毕业后，两人一起南下。覃曾在航天部五院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了不到一年，之后也曾在广州三菱公司和香港一家公司任职。覃辉中等身材，相貌英俊，性格活泼善交际。这些特征后来被认为都有助于他早年以做销售在商海站稳脚跟。他的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的夫人之侄外孙女，此背景据信也为覃辉多有利用。“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这点关系用到了极致。”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评价说。但是，此“上层背景”究竟有多么深厚，外人很难知晓。可以追问的是：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覃辉掌控的长风通讯公司如何可能介入警方和军方专用的手机通讯领域？如果没有相当特殊的背景，覃辉又如何能够稳稳掌控“天上人间”夜总会近十年之久？
“天上人间”夜总会在北京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它坐落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鼎盛时不仅充满奢糜气氛，更以“美女如云”在夜总会爱好者中传为佳话。其来宾往往是政界、商界、娱乐界的顶尖人物，其消费水平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据说有陪酒女郎一天晚上就收入数万元人民币。一般民众均推测，按照目前黑白两道的“潜规则”，此处的幕后老板至少是诸如昔日陈希同的公子之类的显赫人物，殊不知却是“崛起于垄亩之中”的覃辉。一九九九年，覃辉将“天上人间”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时，工商登记上的出资额为一百九十五万美元。以此推算，当时此夜总会的资产总额当估至二百六十万美元左右。但熟悉内情的人认为实际价值应不止于此，因为“天上人间”的年利润至少在两千至三千万元，可谓真正的“现金奶牛”。“天上人间”给覃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他借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覃辉把这个队伍称为‘马子队’。”一位与覃辉交往过的商界人士称。
与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上其他的大亨发迹的轨迹相似，覃辉的钱大多来自于银行。迄今覃辉旗下“星美系”、“卓京系”及各类投资公司究竟从国内银行拿到了多少钱？一时难有详实数字。《财经》比较确切地获知，覃辉曾从中国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可确认的数字达十亿元之巨。覃辉旗下公司曾从建行贷款逾六亿元。覃拿到这笔贷款，经过了行长张恩照的特别关照。张恩照过去的熟人绝大多数为上海人，他素来对不说上海话的民间人士不敢过于信任。而覃辉过去在建行主要是与行长王雪冰相熟。二零零二年一月王雪冰落马，覃辉遂设法与张恩照发展了“友情”。覃辉的星美传媒从二零零二年下半年起着手向建行申请贷款，并于当年获准。由于星美传媒在市场上缺乏业绩，大银行向文化企业贷款也十分罕见，经手此贷款的星美传媒董事长李威承认，建行此举“主要是支持传媒产业”，“有风险投资的性质”。
关于覃辉的为人，据其公司职员透露，他将公司当作个人的王国，做派类似帝王。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甚至抓起烟灰缸将一名副总砸得头破血流。而他购买接近千万元的豪华宾利，也并非有玩车的爱好。此豪华宾利长期被停放在北京招商局大楼的地下车库中，因为一次乘坐此“宝马香车”出门时受到众人的围观，覃辉遂不再乘坐此车。耗资近千万的宾利，遂长期被主人冷落。覃辉被捕之后，他大概更没有机会乘坐此坐骑了。在曾与覃辉打过交道的人之中，许多人认为他主要是个“准黑道”的人物，仰仗夜总会培植的关系横行市里，无论待人还是经商都罕有诚信，其主要手段为“贿”、“吹”、“骗”、“偷”。覃辉的“赖”也相当知名，声称以巨资买下大量资产，但其喧嚣一时的购并，例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鲲鹏网城、阳光卫视控股股权等，各家欠款均可以千万元计；购买夜总会“钻石年代”，至今还欠付几百万元，即为商界人士所诟病。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却能够一时之间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即便在他被捕之后，其公司的高层人士大都不敢发表接受采访。“他们还在观望，怕现在说话，覃辉万一出来会报复。”一位与覃辉打过多年交道的香港商人评论说，“覃辉这个人，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如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所云，在中国只要心够黑、脸皮够厚，就可以获得成功，就可以控制别人。支撑宾利之类的豪车在中国的销售市场的，大都是与覃辉类似的“厚黑人物”。那么，宾利在中国的热销，真的能表明中国的经济腾飞了吗？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而这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不吃不喝。而像覃辉以及前健力宝总裁张海这样三十多岁即一掷千金的富豪，却可在一瞬间就决定购买某一辆豪华轿车。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来得太容易了，银行就像是无偿为他们印刷钞票的部门一样，他们享受这些财富比海湾国家里依靠祖传的油田的王子们还要轻松。于是，他们对天价宾利的占有往往还需要“争夺”——似乎中国的超级富豪的数量远远大于进口的宾利轿车的数量，似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宾利之国”。于是，我们的祖国在“历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又多了一桩值得自豪的事实——也许过不了几年，中国拥有宾利的数量又是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不过，我要提醒爱国者们不要急着为此感到骄傲：在“宾利中国”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山坳上的中国、黄河边上的中国、灾民的中国与饥饿的中国。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写到了她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