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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来，我记得黄瘿瓢的那张画，于是问她收好没有，小兰笑说挂到楼上去了。我这次再到意大利来，带了转录的上海姚门父子弹的古琴曲给小兰。
小兰上大学时在威尼斯，于是带我到巷里串，俨然地主。随她走，到了一处，小兰忽然说，当年上学时几个同学租了附近一个老太太的老房子，凡有男生来，老太太就大声说话，很厉害，养的一只狗，又常常来小兰她们房间里撒尿。
我说倒可以找找看这位老太太还在不在。于是就找，找来找去总是寻错。小兰算了一下，在威尼斯上学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终于找到了，小兰指着隔了一幢楼高处的一个圆窗。我望着圆窗，想那老太太居高必看得见海，怎么还脾气大呢？
沿威尼斯岛北面的海边走，小兰指着海上的木桩说它们是可以拔起来的，木桩本是平日标示水上航道的，古时候敌人打来时，威尼斯人就拔掉木桩，没有了木桩，敌人的船就会陷进水中浅处。
古代的威尼斯并非只有富足与豪华。
小兰在Rialto桥附近看到一家小书店，进去买书，于是与老板Sergio Volpe先生相识。临走时，Sergio先生说过几天送我一本书，那本书现在不在店里。
这个店很小，楼梯上都摆的是书。有一个老人在角落里看书，游客们轰轰烈烈地从店前走过。
十二日G先生、N先生、马克和我四个人晚餐。菜中有一道扇贝，非常鲜美，壳亦好看。希腊神话的维娜斯生自壳中，真是合情理。年初我在佛罗伦斯的乌菲兹博物馆看波蒂且利的《维娜斯之诞生》，近看用笔很简，但实在是饱满。整个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饱满，有元气，正所谓的酒神精神。美术学院里米开兰基罗的《大卫》石像，真是饱满，他所有的作品都饱满，连受苦受罪都是饱满的形体在那里受苦受罪。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饱满的人文精神，论到造型，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早将原理确立了。
G先生问到共产主义及中国传统。
G先生说还要看在美国圣地牙哥举行的美国与意大利帆船比赛的电视转播实况，于是大家散去。
路边小店的灯将窄巷照得有些恍惚，来往的人遇到了，侧身而过。
《教坊记》有一则说到：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缦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怀内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这是一千年前为皇帝祝寿的舞蹈，《旧唐书》的《音乐志》里说：“若圣寿，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所以看来还会变出字来，当时有诗人记录过例如“太平万岁”。
《教访记》的珍贵还在于崔令钦不但记载“其然”，还记载“所以然”。这种舞蹈现在仍有，例如运动会开幕闭幕时的团体操，观众席上变化的标语。现在的观众看了，也还是“莫不惊异”。
九月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们肯定还会看到这种古老的把戏。
十三日下午路过威尼斯音乐学院，听到有人在练声，另一个窗户传出钢管的声音，于是进去张望。里面的院落天井极豪华，大约是旧时贵族的府邸。想起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亦是在一个王府里。
从音乐学院出来，过学院桥，桥头便是威尼斯美术学院，索性也进去看一看。不料刚在门庭小院举头，即被门房指手划脚喝了出来。
我想我在威尼斯充的角色，在别人看来是个日本角色。去店里买地图，老板用日本话问我要哪一种，我虽然中国话说得最好，想通了，操英吉利语说，我是中国人呀。
老板一拍额头，叹道，我的妈（mamma mia），我好不容易才学了几句日本话。我说没关系，哪国人都会付你“里拉”的。
十四日马克送我一本他翻译的《茶经》，里面收集有精致的插图。马克做的注释占了书的三分之一。为引用藏在日本的中国典籍，马克特地去过日本。
马克亦认识小兰，说他参加了小兰在威尼斯大学的毕业考试，那天小兰弹中国古琴的时候，所在的大房子的窗忽然都自动打开了，真是奇怪。
如果从物理方面讨论这个奇迹，是不是很无趣？
我问马克，在威尼斯读东西时常常看到“北方蛮族”，这“北方蛮族”到底是什么人呢？
马克说，就是我呀。
马克的头发是浅栗色，属金发一类，眼睛蓝灰色。一般意大利的女人认为金发是美，金发应该是当年“北方蛮族”的头发。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
以我有限的直观来看，地中海沿岸的种族的混合，包括东方的阿拉伯人、南方的北非人、北方的“蛮族”。这种混合的结果，就是意大利的男女非常好看，腿修长有力，脖子精致，额头饱满，腰部微妙，像脸一样的有表情。天生的卷发和暗色皮肤的人非常多，肥胖臃肿的人在人口比例上很少。我曾问过一个人为什么意大利的胖子少，回答是“胖子都被我们赶到美国去了”。
不少中国画家因为画《大卫》石膏像，错把大卫当欧洲美男子，其实大卫是实实在在的阿拉伯美男，他是以色列王，鼻梁坚挺，嘴唇有变化，卷发。北方欧洲人是直发，斯堪地纳维亚人为典型。当地中海东南方的文明灿烂时，“北方蛮族”赶时髦，将头发烫卷为美，我们现在还可以从英国法官头上的假卷发体会到当年的趋时遗绪。古希腊得非洲人种与文明的传布，于是古希腊的俊男美女雕像，无一不是卷发，给中国画家们的学生时代添了不少麻烦。
现代中国人的爱烫卷发，应该是近代对西方世俗审美的隔代趋时，因为《水浒》里的赤发鬼刘唐还是古典丑男，现在则是男女刘唐满街走，意气风发。
意大利人的血源混杂使他们的嘴唇有造型。欧洲北方人的嘴，像用刀在鼻子下面横砍的一条缝。我的经验里，亚洲人的嘴有形状，这一点在佛像上得到典型的表现。
当一个意大利人看着你的时候，虽然没有说话，但嘴的造型已经在表达意义了。意大利人的手势太强烈，因此掩盖了嘴的妙处。
因为头骨的造型，意大利人的脸到老的时候，越来越清楚有力，中国人的脸越老越模糊，模糊得好的，会转成一种气氛。
在意大利的车站等车，你如果有兴趣观察意大利人是危险的，结果是车开了你都不知道。
现在的中国人在讲到中国人的时候，常常会误以为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是一个血缘单纯的族裔，文化亦是传统单纯的文化。这种误会我想是由于汉字的保持不变，而汉族其实是杂种，只是近代以来杂交被人为阻断了。
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周人自西而来，这个“西”是多远的西呢？由文字史看来，从那时起，被规定为亚洲的被称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文化一直是混杂的，也因此而有生气。最明显的文化混杂时期是公元三世纪到十世纪，手上的这本《教坊记》记载的仅是其中短短四十年。
《出内》一则说：范汉女大娘子，亦是杆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
“愠羝”就是“胡臭”，古代时指从西域来的人身上的味道，我怀疑即是“胡人”的语源。“胡臭”后来叫“狐臭”，“羝”是公羊，不是狐狸，“愠羝”是羊羶气。“杆木家”就是爬杆溜索的能手，唐朝有不少诗人用诗描写当时的场面，威尼斯亦有不少表现中东一带来的“杆木家”的风俗油画。《教访记》里提到教坊里的人“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北史》说“突厥法”是“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隋书》说“突厥法”是“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
《眼破》一则说：有颜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脸深，有异于众。能料理之，遂若横波，虽家人不觉也。尝因儿死，哀哭拭泪，其婢见面，惊曰：“娘子眼破也。”
“眼重”就是睫毛厚，现在西北的人说姑娘好看，是“毛毛眼”。“脸深”，就是颧骨不突出，亚洲蒙古人种、马来人种的颧骨是突出的。由面孔的样子可以看出颜大娘是从中东或中亚以西的地区来的。“横波”，说的是蒙古人种的细长眼形，颜大娘将自己的颜面化妆成汉人的样子。现在美国人希望自己能像亚洲人那样体毛少，所以时兴刮和拔体毛，有点像这位颜大娘。
《压婿》一则说，翻筋斗的裴承恩的妹子叫大娘，歌唱得好，哥哥将她嫁给爬杆的姓侯的，大娘却与常在皇上身边的伶人赵解愁私通。
姓侯的病了，大娘与赵解愁打算用药毒死他。同班子里的王辅国、郑衔山与赵解愁是哥们儿，又和姓侯的是老乡，于是悄悄告诉也是同班子的薛忠、王琰：说给侯大哥，晚上要是有人送粥给他，千万别喝。
晚上果然有人送粥，姓侯的就没喝。
深夜，大娘带引赵解愁来杀自己的男人，郑衔山主动要求背土袋子。灭了屋里的灯，很黑，郑衔山把土袋子放在姓侯的身上，但不压住姓侯的嘴和鼻子，其他人都没有发觉。
天亮了，姓侯的没死，当然就是官司，皇上下令范安及追查这件事，结果是赵解愁一伙人每人挨了一百下。
姓侯的没死是因为土袋子没有压嘴和鼻子的缘故，又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土袋子裂开了。后来班子里的女人们互相开玩笑说：姐们儿（原文是“女伴”）！以后要是缝压你男人的土袋子，仔细缝结实了，可别让它开了绽。
裴承恩的姓，是当时西域疏勒国的姓，所以裴大娘不是汉人，应该是西亚的姑娘。说她歌唱得好，西亚一带的女声多沉韧，即现在所说的磁性的声音，或说声音性感。她哥哥的名字叫承恩，大概这个承恩承的不是一般的恩。不过皇上没想到杀人者都是自己身边的伶人、宠幸者，不杀了，打一百下吧。
唐朝的李氏皇族，也不是汉人，而是西亚的血缘，毛发是卷曲的，所谓“虬髯”。由西亚人做统治者，风气当然是爱好歌舞，性格开放。《教访记》记的是公元八世纪唐玄宗时的事，也就是中国人常常称道的“开元”、“天宝”遗事。这个玄宗皇帝李隆基，让中国狂欢了四十多年。
玄宗宠爱的大诗人李白，亦出生在西亚的碎叶，即现在的原属于苏联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玛克。他的诗颇多酒神精神，我常觉得他的有些诗是弹“东不拉”伴奏的，相比之下，杜甫的诗明显是汉风。李贺的诗亦是要以“胡风”揣度，其意象的奇诡才更迷人。
当时势力最大的军事将领安禄山，是突厥人与波斯人混血，史思明则完全是波斯人。安禄山自己会说多种胡语，镇守的河北，多为东突厥人。当时有人自不说汉语的河北回长安，预言安禄山必反。
我有不少江苏的朋友长边鬓胡子，蒙古人种是山羊胡子。作家叶兆言、苏童都是胡貌江苏人，剃掉头发，活脱标致罗汉。自古南方多胡商，福建泉州人就多阿拉伯人裔传。最古的中原人，大概是现在的苗人，所谓炎帝子孙。中华民族人种文化历史，就是“客”来“客”去的“客家”史，靠“书同文”贯串下来。
“五胡乱华”，左右瞄瞄，杂得很哪。
《教坊记》所记载的歌舞，多是由西亚传来，教坊内外的艺人，也多有西亚人。看唐长安地图，西域人社区之大，有如观今之纽约、洛杉矶的族裔社区。
与其说唐朝时胡人被汉化的程度，不如说唐朝时汉人被胡化的程度，端看从哪个角度讲。
我尝试说唐诗的兴旺与当时的西亚音乐有关，胡人的音乐大概有现在摇滚乐的意思。唐时的诗句都较后世通俗，而且量大，清代的《全唐诗》收了两千多个诗人的近六万首诗，要知道，唐朝时中国还没有活字印刷术，那么多人做那么多诗，传布恐怕是靠歌。
顾氏《文房小说》的《集异记》里载了一篇唐人小说《王之涣》，讲开元年间有一天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个诗人到馆子里喝酒，有十几个梨园伶官也来喝酒，三个诗人于是避到旁边去。不久又来了四个漂亮的伎女，一来就奏乐唱歌。三个诗人于是打赌看她们歌中唱谁的诗多，结果每个人的诗都有。后人考证这三个人不可能在一起，但歌伎唱诗，却透露了唐诗流布的世俗途径。
唐诗的四言、五言、七言和词，大概与汉族本来的音乐和胡乐的多种节奏有关系？
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的特色之一即“老妪都解”，就是这样，长安名士顾况还半玩笑半警告：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有点像对到纽约去闯荡的摇滚乐手警告：竞争厉害呀。现在北京有个摇滚乐队叫“唐朝”，真让人神往，但听下来，还是朋友崔健的歌词类似唐诗的有元气、朴素、易于上口。犹记得八六年崔健在我家小屋唱《一无所有》，唱了朋友们要求再唱。
其实最像唐朝盛况的是现在流行台湾、内地的“卡拉OK”，各种人都在积极地唱同样的歌，只不过唐朝没有麦克风，唐诗与现在歌词有优劣之别。
唐朝没有产生哲学家，也没有思想家。带思想的狂欢多尴尬。
崔令钦记的那个杀人故事，我曾经用来写过小说，但写来写去不满意。
十五日下午与马克去Zattere的Gelati Nico小饮。Zattere应当译为中文的“浮码头”，“码头”是Molo。威尼斯的Lagoon，应该翻译成“涂”，即浅海的淤泥地，中文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解释，大概只有江浙海边的人这么说，但是你看了Lagoon，你就明白那是江浙海边人说的“涂”。
之后走了一长段路去买做饭的肉和蔬菜，买到了姜、大料。这两样是威尼斯人极少用到的，因此难买。在一个店里居然买到豆腐，可惜太硬了，像豆腐干儿。
马克说，威尼斯街上所有路标上的文字，拼的都是威尼斯当地的发音。
路过Rialto桥附近的书店，进去看Sergio先生。Sergio先生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全书是卡尔维诺虚构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有一处写到马可向忽必烈讲了许多城市之后，忽必烈说你讲了你从威尼斯一路来的各种城市，为什么不讲威尼斯？马可回答，我一说出口，威尼斯就不在我心中了，还是不讲的好。但是，我所讲的这么多城市，其实都是威尼斯。所以，我已经记不清威尼斯了。
这近似于中国禅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句话：说出的即不是禅。中国人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语言的限制，庄子说，“得鱼忘筌”，打到了鱼，鱼篓子就忘掉。中国还有一句“得意忘形”，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有到了唐朝的禅宗，中国人对语言的否定才达于极端。
中国禅宗的公案有数万个，正是因为禅认为世界是具体的，人类的话语不可能对应无限的具体，所以只好以一对一，以数万对数万，同时又用一句“说出的即不是禅”来警告：语言不等于语言的所指。
真是说得昏昏欲睡，还是来讲故事。
一个学问很大的人去问“禅”是什么，禅师先给学问很大的人倒茶喝。茶杯里满了的时候，禅师却不停止倒茶，于是溢出的茶水流到桌子上，弄湿了学问很大的人的衣服。学问很大的人生气了，说，我来问你禅是什么，你却这样对待我！禅师于是停止倒茶不说话。
杯里满了的时候，就倒不进水了。将束缚你接受“新”的“旧”倒掉，才可能接受“新”。这是日本禅，容易懂，古波斯与阿拉伯也有这样的智。
中国的是，有人问洞山良价什么是佛，洞山回答：麻三斤。玄吧？名词数词量词，因为太具体了，吓得人只好往玄处想，用尽理性的智，忽略了直觉的慧。
又有人问禅，禅师直指流水。对“水”的回答就是具体的水。
禅是具体，所以万物才可能皆佛。悟到这一极端，语言才可不妄对“现实”，反而自由了，有情趣。
所谓“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的“言说”，因“当下”而重叠空间，潜在地否定时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亦是一种否定时间的空间重叠。
说说就又昏昏然起来了。
卡尔维诺还写道，与地狱共存的办法是你成为地狱的一部分，或者，找到地狱中不是地狱的那部分。总之，你摆脱不了地狱。
我看语言亦是一种地狱。
Sergio先生感叹威尼斯的旅游商业的粗劣趣味。
我说，这也是一种“地狱”吧。
Sergio先生说有时间要带我去不为人知的威尼斯。他说他不作介绍，只回答我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