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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语言亦是一种地狱。
Sergio先生感叹威尼斯的旅游商业的粗劣趣味。
我说，这也是一种“地狱”吧。
Sergio先生说有时间要带我去不为人知的威尼斯。他说他不作介绍，只回答我的问题。尽说尽说之间，自豪与悲壮溢出小店，店外仍然是游客们轰轰烈烈地走过。
“马可波罗”的感叹？威尼斯的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其他的小说用过日本禅。卡尔维诺的后设小说写得极精致，比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精致到为后设而小说。
中国大陆第一个写后设小说的人我看是马原，真正会讲故事。
十六日傍晚出来，穿过圣马可广场，沿海边的Riva degla schiavoni大道走，过七座桥，再折向Garibaldi街。街上是出来纳凉的威尼斯人家，小孩子跑来跑去，老人聚在一起，争论，打着手势争论。一家店里卖几笼小动物，鸟，还有鼠，三四岁的小孩子摇摇晃晃跑进去，呆看然后笑。河里有来卖菜的船，天晚了，只剩下一些蔫了的叶子。路边有大公园，穿过去，远处是威尼斯双年艺术展的地方。
在路边坐下时，教堂的钟声响了。
我想起年初在庞贝古城，遗址中古罗马人家居甚小，而广场、庙堂、浴场一类公共场所均很大，地中海的文化，公共生活是最重要的吧？古罗马讲究修辞，重视讲演，意大利人善言谈，滔滔不绝，在门口告别可长达一个小时，我等在一边观察以消磨时间。意大利电影对话甚长，这都是古代公共生活的影响吗？
马克的家就在附近，有个台湾来的周君明先生住在他家。周先生在台湾设计电脑键盘，这几个月在威尼斯学意大利语。周先生晚上做了几个中国式的菜，只能叫中国式的，因为在威尼斯能买到做中国菜的材料不容易。
例如，在威尼斯买不到葱。有几天我起大早到Rialto桥的菜市去，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葱，威尼斯人不吃葱？是怕嘴里有味道吗？可是威尼斯人吃蒜。
中国讲究烹调，最先是为敬天，也算是敬神吧，首要是味儿，好味道升到天上去，神才欢喜，才会降福保佑。人间敬的菜若是没有味道飘上去，神哪里会知道你的心意？敬过神的菜，人拿来吃，越吃嘴越刁，悉心研究，终于成就一门艺术。我们现在看到的商周的精美青铜器，大部分是用来敬天敬祖先和人间吃饭的。
人间的菜里，最难的是家常菜，每天都要吃的菜，做不好，岂不是天天都要难过？四川成都的小吃，想起来就要流口水，沿街一路吃过去，没有够的时候。以前蜀人家的婆婆每天早上要尝各房儿媳妇的泡菜，尝过之后便知道哪个媳妇勤快。四川泡菜难在要常打点，加盐加酒虽然可以遮一下坏，却失了淡香，而且，泡菜最讲究一个脆。
人比神难侍候。
中国菜里，以粤菜最讲究菜的本味，又什么都敢拿来入菜，俗话说，老广是四条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什么都吃。
吃饭的时候不免谈到电脑的中文系统，对我来说，最不方便的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中文内码不一致，造成烦恼，不敢轻易改换系统。也许这正是电脑商的成功之处？我听说国际标准ISO…10646已达成各种文字都能接受的第二版协议，其中中文、日文、韩文里的中文部分都使用同种类的编码，看来问题将要解决了。
周先生演示台湾的中文系统，BIG…5码有一万三千多个汉字，不禁为之心动。我用的内地中文GB内码，只有六千多字，写官样文章可能够了，我写小说，常常需要造字，烦不胜烦。
马克有一张台湾画家邱亚才给他画的素描像，画得好，疏朗而有神气。
十七日王克平从巴黎打电话来，说他的木雕二十五日在Hotel de Ville展览，问我能不能去巴黎参加开幕展。我当然要去，但先得请威尼斯警察局将我的一次进出意大利的签证改成多次进出的。
克平是我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一起画画的朋友，后来他移居法国，我们大概有十年没见面了，只是书信来往，通电话。
克平是我画画朋友中最有才气者之一，他每天都要动手，否则就身体不舒服。一九八八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奥委会收藏了他一个两公尺高的木雕，这个木雕原来放在法国乡下他小姨子的院子里，运走时村里人都有些舍不得。
十八日下午开始刮风，圣马可广场那些接吻的人，风使他们像在诀别。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
十九日M先生是个很热情的人，其实意大利人，整个地中海沿岸的人都很热情，大概是因为阳光吧。上午，M先生要引着去Murano岛看做玻璃，之后再去看印染还是挑补绣，没有听清楚。
M先生一到街上，就说，这条街从前叫杏仁街，是一条妓女街（杏仁是女阴的隐语）……从前的女人总是劝男人不要到杏仁街去……街头的这座桥叫客气桥……这是行会的楼……这是邮局，从前是德国大使馆。
忽然听到M先生说，从前威尼斯的街墙上都是壁画。这话令我一惊，威尼斯在我的心目中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威尼斯的建筑受拜占庭风格的影响很大，在那些雕琢的门窗廊柱之间，总好像失去些什么。如果有壁画，它们就平衡了，会像波斯地毯那种调和的绚烂。
M先生讲得高兴的时候，会在窄巷里停下来滔滔不绝，于是来往的人只好被堵在往来的路上。
M先生不断和人打招呼，说，都是朋友。
去Murano的水路中，有S。Michele岛，是威尼斯的墓地。岛上还有一个修道院，如果你在岛上待了一天，修士就请你吃饭。
岛中有希腊正教的陵园，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夫人同葬在这里。风很大，树都在摇，阳光照得白石墓板晃眼，逝者安息。
到了Murano，工厂已经下班了，不过M先生还是找到了一家，三个师傅在做吊灯。我本来一直在奇怪，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看做玻璃，我在威尼斯岛上去过不少玻璃店，站着看他们用玻璃做蚂蚁，做老鼠。原来威尼斯人认为的做玻璃，是做大型玻璃吊灯。
回到威尼斯岛后，M先生又介绍了一个教堂的天顶画。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原来是整个天顶用亚麻布贴好后，再将油彩画上去。
与一个威尼斯人在一起，你很难预料到你会看到什么，可能的话，威尼斯人会把整个威尼斯岛翻过来向你介绍。
时间晚了，没有看成我没听清的印染还是挑补绣。
晚上请马克和周先生在“杭州酒楼”吃饭，这家馆子是上次小兰来时介绍的。菜上来后，周先生吃得苦笑。
一整天都是风，威尼斯的木窗板在风中啪啪作响。
二十日仍然是风。
晚上Luigi和Maurizio来，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
我的意见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是外来的，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中国传统上是称“读书人”和“士”。“传统”这个词，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来翻译Tradition。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使受教育者无分出身，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新概念，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欧洲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教无类”，因为需要认字的劳动力。孔子还指出“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为什么读书，搞得当今内地读书人对“下海”又恨又爱，一股子滋味在心头。
传统中的读书人要读很多年的书，所谓“十年寒窗”。在这个过程当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读圣贤书，将自己思想中非圣贤的部分清除，这样才有可能在考试时答案合格，得以通过而能做官。
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还记得我小学时代每年的操行评语中“缺点”一栏总是“不关心政治”。
不过这些都是复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观点，这观点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
我对知识分子不很重视，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独立见解”，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独立见解。反之，许多恶习在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例如狭隘、虚伪、自以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视的是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而非谁是知识分子。
Maurizio说，六月将有一个中国团参加波隆那的博览会，其中有几位四川来的厨师，于是相约到时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还是风，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买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无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吗？
威尼斯警察局的答复是，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一次入境签证为多次入境签证。法国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米塔、安德雷从罗马坐火车晚上十一点十八分到威尼斯来，我去车站接他们。安德雷是大个子，很远就看得见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玛蒂（Amati）提琴，总是背一个大包，用胳膊夹住。穿过幽暗的威尼斯，我们走回火鸟旅馆。
我给他们做汤面和豆腐吃，馋起来也给自己做了一碗。
汤面按照中国南方阳春面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榄油，这里没有香油和冬菜，亦无葱，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开水冲开，面煮熟后捞在汤料里，再放几片这里的苦菜，味道鲜起来。
煎豆腐则是切几片咸肉铺在锅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盐，淋一点辣椒酱，想想意大利人总要吃番茄酱，也淋上一点。煎出来还不错，可惜豆腐太硬了。
请他们喝咖啡，但我买了用开水冲的美国式咖啡。不明此道，惭愧，于是给他们沏茶。
闲扯起来，谈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与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欢芒克的诗。
八四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儿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
二十三日早上安德雷出去买报，买回来意大利人喝的咖啡。
报纸中《共和国报》正好登了我为苏童的小说写的文字，其中谈的是他的“语气”。
苏童无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叙述中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没有几十年以来的暴力，或者说，即使苏童描写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语言来描写暴力。
苏童的阅读经历应该是在几十年来的暴力语言的阴影下，他从阴影里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如此饱满，有静气，令人讶异。如果了解多年来暴力语言的无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苏童是当今自我力量最强的中国作家之一。
厨子身上总要有厨房的味道，苏童却像电影里的厨师，没有厨房的味道。
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写出了当代中国小说中最为缺乏的“宿命”，这个宿命与性格融会在一起，开始接续《红楼梦》的传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宿命的，同时认为艺术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来文学里宿命消失了，从此任何悲剧故事都不具有悲剧意义，只是悲惨、诉苦和假阳刚，这一切的总和就是荒谬。
苏童的许多小说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处是隐藏在似乎是制度问题之下的命运。假如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不同制度下的人怎么样互相感受对方呢？希腊悲剧的力量为什么能够穿越制度的更迭，仍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在我看来，这一点上自觉不到。
中国古典小说中，宋明话本将宿命隐藏在因果报应的说教下面，《金瓶梅》铺开了生活流程的规模，《红楼梦》则用神话预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结果，这样成熟迷人的文学，民国有接续，例如张爱玲，可惜后来又断了。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历史主义统治了中国文学，而“历史”这个字眼本来就很可疑。用文学反映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结果是文学为“历史观”殉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避开小说最后的历史说教章节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沦为一个三、四流的历史哲学本科生。
中国还有一位女作家王安忆，也是异数，她从《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到《米尼》，出现了迷人的宿命主题，使我读后心里觉得很饱满，也使我觉得中国文学重要的不是进化式的创新，而是要达到水平线。
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像刘震云、李锐、余华、刘恒、范小青、史铁生、莫言、贾平凹、朱晓平、马原、李晓等等等等，也许我要改变过去的看法：当代中国内地只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
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之后呢？也许是我错了。
三个人在威尼斯闲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闲逛。
逛到格拉西宫，那里正举办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展览。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浅浅的线条与纸的关系，产生一种银质的素丽与微妙。中国古典绘画重视的笔墨也是这种素描关系，墨用得好，也是银质的。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完整象征，科学、艺术、人文。现在是分类领域里的奇才，为人羡慕景仰，中国科技类大学教育谈不上人文教育，综合类大学也谈不上，毕业出来的学生其实是“残疾”人。
逛到葛根汉现代艺术博物馆，老太太原来死后葬在这里，墓紧靠着花园的西墙，我以为她葬在纽约。旁边还有她死前三十年间的六条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们”。
毕加索的“诗人”在这里。
又到浮码头小饮，麻雀像鸽子一样不怕人。一个老人久久坐着，之后离开，笔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个直角沿岸边走，再用直角拐回原来的座位，立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他的直角离开方式，步履艰难。
老？醉？也许觉出一个东方人注意到他，于是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东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也拐这样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罗马，送他们到火车站，约好不久去罗马看他们。安德雷说不要在下个月底，因为米塔得了一个翻译奖，下个月底到南方去领奖。
年初我得了NONINO奖，同时得奖的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一个意大利作家，他们领奖后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则说我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译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评委的决定。这不是客气。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国时报》关于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一针见血：译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国人着急的时候。
米塔今年其实得了两个奖。
二十五日我可以分辨出谁是威尼斯人，谁不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走得很快，任何熟悉自己居住地方的人都能飞快地直奔目标，而且通晓近道儿。
威尼斯人经常会碰到打招呼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猫和狗都会摸清你的脾气。
我在威尼斯走路的速度开始快了，这不容易，每天经上万只鞋底磨过的街石像冰一样滑。
街上卖东西的人开始知道我不是日本人了。
克平从巴黎打电话来，讲既然我不能去，那么他这个周末来威尼斯。
二十六日偏头痛，左边，右边从来不痛。因为右边不痛，所以更觉得左边痛。
曾经去看过西医，医生说，偏头痛是一种幻觉，实际上你的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担心，吃一点阿斯匹灵吧。
我想我自己脖子上的这颗头痛起来如此具体，不可能是幻觉。于是去看中医，大夫先号脉，之后看我伸出来的舌头，说，脉细弦尺弱，肾虚，阴亏，阴阳不调致虚火上升。开几副药罢，吃了若是症状减轻，再来摸一下脉，把药调整一下。坚持吃，若不过劳，两个月可以去根儿。
我去看的这个大夫通西医，按他的解释是，头颅的颞骨处，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