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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兵虽然成功蒙骗了妻子，但上官江毕竟捏着他的尾巴（还有证人）。所以，李兵是不可能不怕他的，不论上官江嘴上怎么许诺，他心里总拖着长长的阴影，担心上官江因为某种原因失信于他。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怕，有私交和人品保证都没有用。
再讲这件事后，上官江对李兵隐隐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后来又出了有人告李兵贪污公款的事，虽然没告倒他，但在上官江看来，这不过是躲过去了而已。上官江相信一种种迹象表明，李兵的清白是可疑的，就像他对妻子的清白是可疑的一样。一个人品不端的人，可以不忠于妻子，也可能不忠于朋友、亲人、组织。这是上官江对李兵的一个怕。怕他不端的人品，有种与狼为伍的感觉。其次，他也怕哪天有人确凿掌握了李兵贪污的事实，把证据丢给他，让他做艰苦的抉择：告必然是伤害了李兵，不告呢又对不起自己头上的光环。他觉得这一天迟早会降临的，起先这仅仅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并没有多少理由；后来，慢慢地，他似乎还找到了理由，就是：其一，李兵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他冒冒失失的性格是藏不住这么大秘密的；其二，他这人的运气也不行。要不怎么会连个偷情的事都会被人撞见？这种事被人撞见的可能是很小的，他都过不了关，更何况贪赃枉法的事。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李兵哪，你躲得过一时，躲得过一世吗？
这么想着，上官江的后背骨经常莫名地发冷。他怕着呢。
第三章 后记
A省B市公安局宣传科的故事，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男）。在一个多风的、细雨滴答的、天空墨墨黑的、对门歌声不绝、隔壁孩子哭闹不止的夜晚跟我讲的。朋友当过多年领导，口才非常之好，讲话热情高，有技巧，这么多人和事，讲得井井有条，一点不乱，时而高低有度，时而抑扬顿挫，让我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朋友眉飞色舞地对我总结道：“总而言之嘛，统而言之嘛，大老王，小老王。李兵，阿今，上官江，这五个大男人哪，谁都怕着谁，或你怕我，或我怕你，或明的怕，或暗的怕，或怕的深，或怕的浅，或怕是，或怕非，或怕过去，或怕现在……”
这天夜里，我们一夜未眠，就这么东说西说过了一夜。
天亮了，我们都困了，朋友闭上了眼睛，可嘴里还在说：
“我手下有十七个人，其中有十六个人都怕我，只有一个人，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他谁也不怕，连我也不怕。我想尽快把他弄走，因为我不想让一个不怕我什么的家伙做我的手下。”
我问：“‘弄’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宁死不活也要把他搞走的意思。”
我想，就算小年轻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怕，可真要是让人“宁死不活”地搞一下，他还能什么都不怕吗？
刚刚，我下楼去买烟，当我准备付钱拿烟时，我又怕了——我怕买了假烟。同时，我看到服务员把钞票又打又吹的——我知道，她是怕我的钱是假的。我们都怕。他怕，我怕，买烟怕，买肉也怕，买茶叶也怕，买家电也怕，买房子也怕……买什么不怕？买什么都怕。
本文也献给我自己。
或者讲，跟我一样的人。
我的情况是这样：今年四十三岁，男，未婚——我得说明这不是征婚广告。我已经有过妻子，离了，现在也没闲着，有未婚妻。我跟她爱我一样爱她。她不大爱我，因为我经常冲她撒谎。尽管我们都知道自己并不太爱对方，却都不想离开对方，因为我们都怕重新找一个没准就更差劲。当然更好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可我们都不想也不敢冒险。我们都是离过婚的人，我们怕。我怕。我性格里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小，多疑。多疑也是胆小——这一点跟阿今很相似。我希望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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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让我有一种新的人生。
无所畏惧的人生。
无忧无虑的人生。
但是，说真的，我感到这很困难。
说真的，我现在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神经病了，因为——说出来你绝对不相信，我甚至看不得关着的门，看见就怕。
是的，我怕关着的门，更怕推开关着的门。我只要看见关死的房门，总是会下意识地去想：这里面有人吗？如果我知道里面真的有人，我马上又会有意识地忐忑不安，担忧里面的人正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这个，那个，害人，害己……胡思乱想，心烦意乱。要是哪天我看见哪个同事突然走进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或者领导家里，或者办公室里，并且进去后马上关上了门，那我就会怕得更凶，手心冒汗，甚至身子也会哆嗦起来。
总之，在生活面前，我总是有些莫名的不着边际的害怕心理，表现出来则是不敢朝它正面走过去，不敢正视它，不敢对它理直气壮，不敢冲它任性自我。纵然有时我明明知道应该理直气壮什么的，而且结果很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可我就是不敢。
真的不敢！
我宁可委屈自己，忍声吞气，也不想放松紧张的神经。我像一只祖辈遭受过不尽屠杀的羊羔，浑身内外都丧尽胆量和勇气，见人就怕，见坏人更怕。我感到心里有无尽的沮丧和因为沮丧而生发的颓败感。
当然啰，我对自己现在这种状况非常不满——深感厌倦！我努力安慰自己，别……别这样，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一切没你想的那么可怕……比如说，事实上我自己平时也是经常关着门的，有时来了人（甚至是女人）也照样关门，我知道我们并没有关着门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我总是对门——关死的门——感到害怕，见了心里头就发慌，发虚，要躲开。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有人讲这一定跟我在什么时候遭受过什么刺激有关。我想这很可能。是的，很可能，谁没有受过刺激吗？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跟我受过刺激有关，那么我想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因为谁都受过刺激嘛。
是的，可能谁都跟我一样。起码，我发现我的诸多朋友、同事、亲人、老师、长辈、小辈……几乎都跟我一样，整天都在怕这怕那，有的怕得神经过敏，有的怕得无所适从，有的怕得萎缩不振，有的怕得要死不活……总之，跟我差不多。
这一点，我在正文中已经有足够的表达和证明是否是？
就是。
为此，我感到窃喜。
这是沮丧的我唯一的快乐。
我在本文中同样也表示出这样的疑虑：我，或者干脆讲我们，是否是已经都变了样，变得叫自己不满意，不认识了？
有本不大容易读懂的书，开头第二句话就是：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大甲壳虫……这话我不大相信。或者讲，我情愿不信。人怎么会变成虫子，而且那么突然？我不信。我认为，我们人还是人，只是变了样了而已。
确实如此，我们都已经变了样了，变得叫你自己不满意了，不认识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非常丑陋——丑陋不堪！叫我厌烦！令我鄙夷！我是说，我看不起自己。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一个有血有灵的人。我经常像个哲学家一样地深刻地问自己：你是谁？你为了什么？你正在干什么？你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虽然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些很普通的问题。普通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不应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我现在的样子让我很失望！
你们不知道，我以前是一个蛮有性格和理想的人，好交友，重感情，爱玩，诚实，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任性，胆大，易怒……可现在完全变了，变得唯唯诺诺，斯斯文文，待人接物温文尔雅，言谈举止谨小慎微，像一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合格产品”。平时生活中，我很懂得见机行事，看风使舵，为无谓的名利撒谎，撒了谎还不脸红。我把自己内心包藏得死死严严，不让别人了解、认识，不暴露思想，不流露真情，对什么都看得惯，无所谓，想得开。我还经常附庸风雅，哗众取宠，装疯卖傻……这一切我都做得得心应手，还自认为这就是成熟。
真是恶俗之极！
当然了，这一切确实能帮我们在单位里应付自如，在社会上立住脚跟，然后又收名又得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应该感激生活，感谢自己。可我又觉得我们是不划算的，因为我们背叛了自己——我们把自己卖了。换来的好像只是一些很浅薄、虚妄的玩艺。就是这样的。
讲真的，现在有许多事情和问题我都不想知道。不知道才好呢。譬如讲：我们领导到底对我怎么样？下回调整领导有没有我的份？人家在背后是怎样议论我的？我这样干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需要改变一下工作环境吗？等等。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譬如讲：我的未婚妻是否是真的爱我？她为什么爱我？我们将来会不会结婚？结婚后会不会离婚？还有，我的十四岁女儿整天在社会上干什么？跟她一块玩的那些小伙子是否是欢喜动手动脚？她有没有被人欺侮过？她还是处女吗？等等。
还有一类，譬如讲：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我应不应该怕这些？不害怕会怎么着？人家有没有在怕我？怕我又是怕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讨厌自己？今后我还会不会变得让我更讨厌？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我并不想知道。
我觉得糊里糊涂不知道反倒更好。
对不起，我还有种很不好的感觉，也许跟你有关，就是：我总认为现在每一幢楼里至少有一个人因为害怕在慢慢地变异、变异……在我朋友的单位里，我知道有个黄头发姑娘已经变疯了，她现在通常在当班时间里心不在焉地想起一些事儿，于是便莫名地笑，或者哭，或者尖叫，或者骂人，或者喃喃自语。同事们怕她，每天都紧张地观察着，等候着，捉摸不出再过多少时光她会在决定性的最后一秒钟里当真疯起来。捉摸不定。
还有一个小伙子，二十一岁，长得很英俊，因为跟××明星有点挂相，我们经常喊他“晃眼××”。他挺可爱的，听了我们这样叫他，总是灿烂一笑，露出一嘴皓齿。有个姑娘悄悄地爱上了他，就因为他英俊，含着一嘴皓齿。可是，有一天清早，我亲眼看见他从一幢洁白的十二楼上，纵身一跃，像演电影似的，坠落空中……他留下遗言说：我遗憾要跳楼自杀，我本来想开枪自杀，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搞到一支枪。
确实遗憾。我是说他自杀让人遗憾。
还有一个朋友，是我的老乡，父亲据说是个亿万富翁，做建材生意的。我们通过他父亲认识了，他父亲希望我关照他一点，所以我们有些来往。小老乡不爱说话，见了我总是看书看报，感觉是蛮安静的。可是有一天半夜，警察嘭嘭地敲开我门，问我有没有看见我的小老乡。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把我的每一个衣柜查看了才走。我知道是出事了，但是什么事呢？几天后我才知道，我的小老乡跑了，因为他杀了人，他怕被抓起来，就跑了。
跑是荒唐的，跑得了吗？更荒唐的是他杀的人，是一个卖西瓜的农妇。他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发现是生的，又找到农妇要求换。农妇不给换，他一定要换，就吵起来了，结果他拿农妇切西瓜的长刀把人家杀了，就这么回事，荒唐不？
太荒唐了！
亿万富翁的儿子哪！
类似的事情我看到、听到了很多，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问题很多，很复杂，需要我们好好想一想。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怕”出来的：我们生活在太多的“可怕”中，慢慢地我们也变得“可怕”了。
难道不是吗？
我真的有种感觉，生活非常可怕，这也可怕，那也可怕，四面楚歌的感觉，十面埋伏的感觉，到处是地雷，陷阱，流弹，暗箭，我们不知该如何向前走，或往后退。我想，我们是否是得把我们脑袋里头的所有的乌七八糟的烂东西统统扔进下水道里，把它打扫得像多少年前刚脱落母亲子宫时那样清爽，那样无知，那样无畏，然后再重新注入一些好样的东西，是否是？
我们的路还远着呢，是否是？
我把本文做得很没有章法，是否是？
没章法也是章法，是否是？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觉得，本文也许不过是一条铺满垃圾、废物、脏东西的人行道而已。
风像往年一样大，夏天像往年一样燥热，而思念中的黑雪却总是没有飘落。白雪是每年都在落，也是每年都在化。落了又化，天地照样还是一个模样，就这么回事。
我当真已经十分想念老Z了。
＇责任编辑 宁小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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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嗓门
张 楚
1
上林红抵达大同那天，是腊月十六，离过年还有些时日。出了检票口，她没急着跟岑红联系，而是独自在火车站附近转悠了两圈。单从火车站看，这座城市跟十七年前并无变化，旅客如织，黑灰的天宇低垂。林红长吸口气，先到一家饺子馆要了碗水饺。水饺油大，她随手倒了些陈醋，后来她盯着那只灌满陈醋的破啤酒瓶。啤酒瓶里漂浮着团黑糊糊的东西，她用筷子蘸出，却是两只淹死的苍蝇。林红用牙签将它们挑到餐桌上，戴上眼镜，仔细研究着它们。研究完后，林红就完全没了胃口。她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块硬邦邦的面包，就着饺子汤吸溜着吞咽下去。吃完了就跟老板娘要餐巾纸。
“厕纸啊？在桌上嘛！又不是没长手，自己撕！”
这座城市的口音还和若干年前一样狠辣干进，林红用手纸擦拭着眼镜，却越擦越模糊。后来她倚着饺子馆的脏门板，恍惚间又回到一九八六年的冬天。
那时，父亲刚从部队转业，父母带着她跟妹妹在火车站前的饺子馆，要了一斤茴香猪肉馅饺子。肉多菜少的饺子和辛辣的大蒜让两个女孩忘记了告别时的忧伤，变得活泼起来。林红喜欢大肉馅的饺子，这样的饺子每年也只能吃一两次。那天，她跟妹妹吃得很快，等她们吃完，才发现父母手中的筷子悬在半空动也未动。他们近乎怜悯和自责的神态让林红有些羞赧，那年她十三岁。十三岁的林红觉得自己很有必要让父母省心一些：她往肩膀上揽了两个硕大包裹，包裹很沉，装的全是铁筒菠萝罐头，这大抵是空军部队给转业指导员的最后礼物了。她背着行李，在父母温柔的斥责声中，蹒跚着牵着四岁的妹妹走向检票口……
从饺子馆出来，她还是没急着给岑红电话，而是到站前的超市转了转。如若要去岑红家，最好给孩子老人带些礼物。要是没记错，岑红的孩子今年六岁，六岁的男孩喜欢什么？林红斟酌着买了旺旺大礼包和一套奥特曼光盘，又给岑红的公婆买了两瓶鹿龟酒。她晓得岑红跟公婆住在一起。从超市出来，林红这才蹲在台阶上，给岑红打电话。她告诉岑红，她出来旅游，在北京转了转，没啥意思，就来……看岑红了。她很想岑红。为了强调她来大同的原因，她说，她已经三年没见过岑红了，不知道岑红是瘦了还是胖了，是梳着马尾辫还是烫了直板？她语气有点哽咽，有点幽怨，她的声音细细的，在嘈杂的火车鸣笛和旅客喧嚷声中显得微弱而楚楚动人。
岑红对她的到来并不怎么吃惊，仿佛早巳预知故人来访，她们虽多年未见，却时常电话联络，但小小的惊喜还是能听出来。岑红说，你怎么没提前给我信儿啊！哎，我在汾阳呢，现在是……下午三点半，晚上还要跟德州客商吃饭。岑红在那头沉吟了会儿说，这么着吧，我让李永去火车站接你，你先到我们家住一宿，明儿一早我赶回去！林红对岑红的建议没肯定，也没否定，也就是说：她对岑红的安排似乎很满意。
像那些满怀希望的等待者一样，林红在候车室门口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她又饿了，只好买了几只茶叶蛋，三两口咽下，又买碗米粉哆嗦着吃完。她从没这样饥饿过，她忘记她有两天没吃过任何食物了。
那个叫李永的男人终于来了。他径直走到林红面前，放肆地瞄她几眼，伸手就去抓林红的行李箱。林红没说什么，她根本就来不及说什么，三步并作两步紧随其后。这个叫李永的男人还像多年前一样沉默，她有些慌乱地盯着他有力地摆动的臀部，来到一辆警车前。她上了车，安静地坐到后座，怯怯地目视着李永的头发。这个男人给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的头发，看上去黑而繁密，根根倒立。
“火车上累吗？人挺多吧？学生们都散寒假了。”
林红低声说：“不累。”
“走了十多个小时吧？有座位吗？”
“十小时四十九分。普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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