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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上面要求各单位搞多种经营，减少财政压力，各行政机关纷纷成立发财办，发财致富。公安局地处闹市，发财办灵机一动，把临街的一栋楼腾空，改建为娱乐中心，有歌舞厅、茶馆、放映室、商场等，对外经营，生财有道，一年至少挣个几十上百万，大大缓解了全局捉襟见肘的财政。可转眼政策变了，行政机关不准经商，便把一摊子交给宣传科，成立俱乐部，供“内部使用”。说是内部使用，又不挂牌说明，严禁“外人人内消费”。说白了这是做文字游戏，名头改了，实质没变，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安局作为治安机关，执法、治安才是正业，俱乐部当然是个闲职，但俱乐部不禁外人消费，形同以前的发财办，一年挣几十上百万，财务单立，当然是个肥差，境界低的人置身其中，一念之间就可以喂肥自己。作为一个临时机构，俱乐部下面工作人员都是社会上招聘的，只有主任是行政编制，统管全局，大权在握。所以，这跟李兵的电视栏目一样，也是一个考验人的岗位，上官江为人正派，不徇私情，倒是非常合适担当此任。
上官江就任后，行事风格一如既往，对人对已要求甚严。以前，机关放映租赁影片，往往得送掉三五十张关系票，他主管后免了。以前，局里经常拿商场一些日用品当奖金发，他不，他用相应的钱购买图书杂志、健身器具，充实图书室，又新开了一个健身房，对内免费开放，又对外经营。以前，俱乐部主任不坐班，不参加打卡，他规定自己严格打卡。以前，图书室三日两头不开，名存实亡，他来后三日开两日，室内整洁宜人。以前，图书、杂志、器具等，有人借无人还，流失现象厉害，他规定逾期不还罚钱，丢失损坏照价赔偿。
诸如此类。
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公道的正派的好人，科里的人仍然怕他，他们怕他的秉直无私的性情、作风，担心自己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乱幻行为让他发现，然后被揭示出去，然后或身败名裂，或羞愧难当，或令人嗤笑，贻人口实。他们共同有一种感觉：他迟早甚至很快会发觉自己的某个不是、不正之处，于是自己就会倒霉一场。他们这种被正直击败的不祥感觉和害怕当众出丑的压抑感，一直在为他而生，而保留，而持续，而发展。因此，他们不敢当他面随便放松自己，以前借的书去还了，以前要的东西不要了，以前随便的事不随便了。比如平时，只要上官江在办公室，他们都会深思熟虑地讲每一句话，发表每一个意见，说话尽量高调，做事尽量“公”字当头……他们担心一个疏忽，一个不小心，暴露出自己内心不能见光的阴谋诡计，撞上枪口，倒上霉头。他们为他昔日的英雄行为和现实的名望所威慑。不寒而栗。同时，他们又钦佩他，钦佩他铁面无私的品格。当然，更希望他早日捉拿住别人的什么把柄，对别人猛烈开火。总之，人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同时又是对手。如果哪一阵子他或出差或生病住院，外出了，不在科里，人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担心他不在家，有人就会放肆，损人利己，科里马上会发生于自己无益甚至有害的事。
其实，多少时日过去，科里并没有因为少了他而发生什么可怕事，也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出什么乱子。平时间，他既没有出丑别人，也没有殃及自个儿。有时候，他明知道谁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却并不见他向上检举告发，只是当其本人的面，指责或劝告而已，远没有跟他们各自想象的一样可怕。尽管这样，他们各自内心那种不祥的感觉，依然一直谨慎地保留着，深深地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好像过去了今天过不去明日似的。他似乎成了他们间的一颗定时炸弹，谁都不知它哪天哪时会轰然爆炸。
有一件具体的事，让科长对上官江有深切的可怕感。
事情是这样的，俱乐部隶属宣传科管辖，本来俱乐部的一切活动、开支、规定，都是经过科长过目表态后才实施落实的。可上官江上任后，经常自作主张做什么，不做什么。原先从不这样的，他突然要这样，明目张胆地要权，科长便不免多虑，想他是不是看不起自己想搞对抗？想他是不是已经看穿自己所以才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想他这样自行其事会不会损伤他在科里和局里的威信？想他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乱子？想他背后是不是有只大脚在帮衬他？想他……
其实上官江的想法是，俱乐部是个独立单位，科长只做宏观指导，具体的事务工作俱乐部主任有权自主自行。如果叫科长操心诸多琐碎小事，一方面是给科长添乱，让科长陷于具体事务中不能自拔。该干的干不成，实际上有损领导形象；二方面是说明自己无能，也降低了自己的形象。
也许他想的是对的。
不过，最怕上官江的当属老王，因为他敢当面批评老王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什么的。老王搞教育搞得有点不大对头，他经常埋头给领导和上级机关写总结稿、讲话稿、经验报告、政工研究、理论资料等，却很少组织干警实实在在地学点什么。大家都觉得老王这种做法不切实际。图虚名，可就是没人敢出面指责他，包括科长。可上官江就敢，他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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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指责老王工作顾上不顾下，务虚不务实，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云云。
老王知道自己做工作的确有大半心思是想讨好上级，图个名誉。但以前从没让谁发现他这种心思——他以为人家不讲他是因为没发现，而上官江却一下子发现了。于是他想上官江是不是特别重视他的言行？想他是否有什么特别功能？担心他是不是还发现了他其他什么问题？想他哪天是不是也会向领导告发他？想他的存在和影响会不会最终导致自己当不成科长？
诸如此类。
其实，上官江并没有什么特别功能，也没有发现老王其他的什么不是，更不打算检举揭发他。他只是认为，老王工作方法不大对路，自己作为同事应该帮助他、提醒他尽早发现问题，好叫他改正。他确实是这样想的，这挺容易叫人误解的，是不是？
就是。
李兵是不可能不怕上官江的，他屁股上有那么多的黑污，而上官江脸上又是跟包公似的黑红，能不怕吗？不过，李兵和上官江的关系“情况特殊”，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阿今，阿今对上官江印象很好，不是太怕。阿今觉得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凡事让着人，有冤屈往肚里吞——只有别人对不起他的，没有他对不起别人的，跟个小媳妇似的；既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有些事虽说做得不尽光明磊落，但多半是受人之命，成人之美，自己并不居什么歪心恶意，扪心自问，讲得过去。再想，上官江既没有科长一样权势，能够决定、左右他什么，也不像老王一样虚假势利、奸刁可怕，又不像李兵一样蛮横无理、仗势欺人。因此，阿今对上官江不是很怕的。
但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怕，有一点儿怕，就是，他怕上官江不给他报销给报社“烧香”的费用。阿今年年得为密切与报社关系开销一笔经费，这笔钱是摆不上桌面的，自然不能从财务上支出。财务是做不了这样的账的——给媒体请客送礼？岂不是授人以柄！所以，这笔费用宣传科只能自我承担，内部消化，具体说是从俱乐部上交给局里规定利润之余的小金库里支出。可小金库属于上官江把管的，阿今回回去报销，他总是不爽快，还常常告诫“下不为例”什么的。
阿今怕下回当真不行了，不行就要他自己掏，那哪掏得起？不掏，也就是无法做好密切报社的工作，这又是要直接影响他工作成绩的。所以，这个腰包必须掏，而且必须要让上官江来掏，否则于己于公都不利。事情要办，费用在人家手上，阿今哪有不怕他的底气？就这样，阿今到底还是怕着上官江的。
其实，上官江也理解这笔钱没道理让阿今自个儿掏，所以尽管回回讲不报，结果总还是回回给报。他只是指望阿今以后少报点，他认为靠请客送礼上稿，首先是报社风气不正，其次阿今的做法也不对，不能为上稿而去私下活动，助长歪风。但是，真正决定他给阿今报这笔费用的原因，不完全是“理解”，还有原因，就是他怕着阿今……
上官江同样也怕科里所有人，最怕的人是阿今——阿今终于有—个很怕他的人了！
上官江怕阿今的“根”在于：他现在深深地害怕做典型，当名人。自打写检举信造出名气后，上官江一直生活在名人的光环中，这个光环很重的，比金子还重，却似乎比石头还不值钱，只给他生活带来重压和麻烦，人们另眼看他，事事特别待他，时时特别要求他。同样一件事，人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堂而皇之地去做或不做，他则不行；同样一份利益，人家可以不择手段去争取，去得到，而且无可非议，他则不行，他要得到了或者去争取了，那很可能就要遭人指责非议。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能平凡地生活，不能正常地嬉笑怒骂。他是一个写过检举信的人，应该过敢写检举信人过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谁都讲不出个所以然，但大伙都隐隐约约觉得，那应该和自个儿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上官江独特的现实，与众不同的现实。无疑，是名气剥夺了他做平凡人的权利，是名气使他的生活变得特殊化，甚至艰难。生活枷锁人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是否是？
就是。
因此，上官江最怕阿今把他的名气“继续做大”。记者都喜欢抓名人的稿子，因为名人的稿子有新闻效果，容易刊登，登出来容易有影响。阿今甚至还阴暗地想，抓上官江的报道不光容易被采用，而且自己的名字也容易随名人而给人记住。以一当十呢。所以，阿今一到宣传科，就迅速给上官江写了一篇稿子：《上官主任的一天》，有代表性地记叙了上官江一天的工作情形。其实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都是凡人凡事，只是经阿今妙笔生花，看上去不平凡了。阿今搞报道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能够把一件平常小事做得令人有思有悟甚至感想万千，却又让人不得不承认他写的就是事实。果然，科长看了，觉得稿子写得朴实无华，真实感人，签下审稿意见：属实，可发。
就发了。
上官江看了，生气了，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他希望人们忘掉他，可阿今在把他当宝贝挖出来。他找到阿今，批评他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阿今知错认错，却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不久报上又登了阿今写上官江的稿子：《与楷模生活在一起》。是个随笔性的东西，不存在“新闻审查”，也不要“经本人同意”。
如是再三，有时是写上官江的工作精神、成绩什么的，有时是他获得的什么荣誉，有时是上级首长对他的一句褒奖话。更要命的是，阿今是个搞报道的老油子了，所有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且大半是报道全局工作的同时拉出他这个名人，他上官江无法指责他，更不能阻止他，只能是希望。他希望阿今什么，也就等于怕他什么，是否是？
就是。
嗬，阿今还有“帮凶”呢，就是科长。
上官江来宣传科，科长开始是反对的，但来了以后发现，自己当初太幼稚了。当名人的领导，好处其实是多多的，别的不说，上级首长来视察工作，以前宣传科是边缘处，首长的时间有限，经常“视而不见”，匆匆来，匆匆去，他根本没机会受到接见。但现在有了上官江，领导总是忙里偷闲，来科里走一走，看一看。看的是上官江，陪的是科长。一陪陪出感觉和觉悟来了，知道上官江是个“腕”——大树底下好乘凉，近水楼台先得月……便经常让上官江陪他访上走下。陪吃陪喝。上级要什么典型，组织什么报告团、演讲团，科长也是一古脑儿摊给他。科长以他手下有这样一轮“水中明月”为荣幸，为骄傲。他知道，人们在了解、记牢上官江的同时，也会了解记得他的工作单位、顶头上司，即科长本人。这种既抬举别人又抬举自己的美好行为，他是下足心思要做的。而且要尽量大做。宣传科本身就有职责推树好典型，配合全局做好干警思想教育工作，某种意义上讲，典型能不能推出去，推得好不好，这本身是一个衡量宣传工作成绩大小的标志。主客观溶化在一起，推树上官江名正言顺，于是推的动力则更大，程度则更深。如果说阿今做的是“对外”的，科长干的则是“对内”；内外交加，形成合力，上官江想做一个平凡人的希望，不可避免地频频失望：这正是他深深害怕的。
老王也是可怕的，因为老王常常把他当作整治他人的枪使。
前面讲过，老王是那种巴不得人家都倒霉遭殃的小人，如果讲科长和阿今更多的是想把上官江当作抬举自己和全科的果实的话，那么老王则是想把上官江当作自己的杀手，干掉别人，保全自己。老王最擅长背后搞鬼、检举揭发、暗渡陈仓什么的，上官江作为检举揭发的英雄式人物，何乐不利用他？借力用力、借刀杀人才叫高明。所以，老王非常希望上官江尽快、尽多地检举人家的什么不是不对。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达到难堪别人的目的，老王经常主动向上官江提供谁谁谁的这个不是，那个不对。他搜罗这类情报的本事的确也超群，什么李兵何时与他女朋友同居了，同居过几回｛什么科长爱人哪天上哪个领导家烧香了，烧香是为了什么；什么阿今哪篇报道失实了，故意夸大其词是为什么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知道得细，报告得勤。
上官江听着这类“报告”，心里很清楚老王的险恶用心：想把他当枪使呢。可这类鸡毛蒜皮的事值得他检举揭发吗？领导见他汇报这类小玩艺会兴师动众去调查、澄清吗？再说，如果大家发现他尽是揭露这类琐碎小事，能不骂他吗？对此，上官江感到既悲哀又可怕，他知道自己要真是贫嘴去反映这类琐事，不但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反而会得罪人，扰乱人心，让人家鄙弃他。同时，他又知道自己如果老是对老王的“情报”置若罔闻的话，老王又会说三道四，以为他是胆小不敢向上汇报。
上官江觉得，自己的胆量真是越来越小了。
相比之下，上官江对李兵是不大怕的，因为两人关系情况特殊——有私交！说来也巧，上官江的老丈人曾经是李兵老丈人的老首长，老首长是走过长征的，真正的老军人。几年前仙逝。但在几十年前，他是一军之长，那时李兵的司令岳父不过是个小参谋，给军长跑腿的资格都还没有。司令对老军长崇敬有加，对老军长的后代也是倍加关怀，过年过节经常问寒问暖，关系一直保持着。李兵当了司令女婿后，把这层关系自然接过来了，如今又与上官江是同事，亲上加亲，两家走动便越发频繁，交情也就更深了。
这种情况下，两人按理是没什么可怕的。但理是理，事是事。事情总是比道理复杂。比如李兵和上官江之间，有一件事就很复杂。什么事呢？说来挺丢人的，原来李兵和那个被开除的女主持确实有一腿！这是密中之密呢，按理上官江是不该知道的。但事情就是比道理复杂，有一天两人正亲热时，居然被上官江的手下不幸撞见了。这种概率也许是万分之一的，但撞见了就是百分之百，就是不幸！
话还没有说明白，继续说：李兵的电视栏目组租用的是上官江的房子，因为两人的关系好，上官江给了李兵不少优待，比如免费打扫卫生、代缴水电费等。有一天，服务员去打扫卫生，正好看见李兵跟那个女主持在亲热。服务员的嘴守不住的，很快在一些人中间传，上官江听说了，去问李兵。李兵矢口否认。出于对李兵负责，上官江决定查一查，到底是谁在嚼舌头。一路盘查下去，把“当事人”找到了。当事人指天发誓她没有乱说——亲眼看见的，有时间，有地方，有情景，有鼻子有眼，不容置疑！回头，上官江又找到李兵责问，在强大的事实和道理面前，李兵只好承认了，让上官江很失望。
后来李兵虽然成功蒙骗了妻子，但上官江毕竟捏着他的尾巴（还有证人）。所以，李兵是不可能不怕他的，不论上官江嘴上怎么许诺，他心里总拖着长长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