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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
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
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
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
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馆里用钱在桌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
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弯弯曲曲地在桌椅
之间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帐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
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
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
“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
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
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
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
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
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
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
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
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
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
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
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
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
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
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
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
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
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
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
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
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
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
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
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
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
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
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
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
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
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
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
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
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
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
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
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
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
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
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
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
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
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
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
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
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
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
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
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
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
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
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
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
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
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
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
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
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
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
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埃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
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
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
“……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
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
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
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你们每杀死一个捷克共产党员，也就是毁灭德国民族未来希望的一部分，”我不只一
次对博姆说。“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德国民族的未来。”
他摆了摆手。
“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也救不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你瞧，这最后三颗
子弹，我将为自己保留着。”
……这不仅是对这个木偶的刻画，而且也是在刻画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了。
吊裤带插曲
对面牢房的门旁挂着一副吊裤带。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裤带。我素来就不喜欢用这种
东西。可是现在，每当有人打开我们牢房门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
了一线希望。
他们把你抓来关进牢房，也许很快就把你处死，但他们首先得把你的领带、皮带或吊裤
带之类的东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实用床单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这些寻死的危险工具
一直搁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直到盖世太保中的惩罚女神决定了把你押解到到处去做苦工、去
集中营或赴刑场的时候。这时他们就把你叫去，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东西发还给你。但不许带
进牢房里去，只能挂在门的旁边或者门前的栏杆上，一直挂到你离开为止。因此它就成了这
个牢房的一个居住者即将被迫旅行的明显标记。
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
友，将跟她坐同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
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
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
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这副吊裤
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
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
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
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
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
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
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难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
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
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
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
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
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
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
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们接近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
怪埃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天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
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
上去。
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
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
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
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
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
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向庞克拉茨出发。
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
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埃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
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埃利亚什将军。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
守，他却悄悄地说道：“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埃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
问了。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
守更可靠些。我虽然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
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
严。”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
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
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
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语：“释放令。”）那个管钥匙的人嘿
嘿地笑着说：“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
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
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
森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干百个犯人的刑常在囚车里警戒的党
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
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
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地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
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
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
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