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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
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下走廊里喊犯人的名字。五十个，一百
个，两百个，一会儿这一批带着手铐脚镣的人就像被赶去屠宰的牲口似地装上了大卡车，运
到科贝里斯去集体枪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他们被捕了，但是
他们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事件，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审问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处决完
事。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两个月，有一个同志对其他九个人读了一首讽刺短诗，于是他们一下
子全都给抓了起来，以赞扬暗杀事件的罪名统统给运去枪毙了。半年前，一位妇女因有散发
传单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认这事。于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的妻
子全都抓来枪毙，因为杀尽全家是这次戒严时期的口号。一个错抓来的邮电职工，正站在楼
下墙边等待释放，听见喊他的名字，他便随声应到。但是他们却把他排到判处死刑的那一队
人里拉出去枪毙了。第二天才弄清楚应该枪毙的是另一个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个人也拉出
去枪毙，这件事才算完结。还犯得上费工夫去核对人们的档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
吗？有谁能坚持这点呢？当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时候，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
了一个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上楼以后，我从
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安详地微倾着头，眼睛凝视着远方，那目光穿越了自
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时后就听到传唤他的名字……几天以后，还是在这墙边，又站着米洛
什·克拉斯尼，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离都没有能使他屈
服。他侧过头去，给站在他背后的看守平心静气地解释着什么。他瞧见了我，笑了笑，点点
头向我告别，又继续同那个看守说：“这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牺牲，但
失败的终将是你们……”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们站在佩切克宫的楼下等吃午饭，埃利亚什
被带了进来。他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微笑地指着报纸对人们说，刚才在报上读到了他与暗杀
策划者有牵连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开始吃饭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庞克拉茨监狱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件事。一小时后，
他从牢房里被押走送到科贝里斯去了。
死尸越堆越高。已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了。不断流出的鲜血的腥味刺激着杀人
的猛兽们的鼻孔。他们直到深夜还在“办公”，甚至星期天也“办公”。现在他们全都穿上
了党卫队队员制服。因为这是他们欢庆屠杀的节日。他们弄死一些工人、教师、农民、作家
和职员，屠杀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诛灭全家，屠杀并焚毁整个村子。枪弹下的死亡像黑死
病一般在全国蔓延。它是不择对象的。
而人在这恐怖中怎么办呢？
活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恋爱，工作以及思虑着成千上万桩
与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压着一个可怕的重担，但他承受着，不屈服，也不灰
心丧气。
在戒严期间，“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带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
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
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
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
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埃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
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
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入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
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
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
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而我们——直接生活在这恐怖牢笼里的人，难道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吗？
有时，我坐着囚车去受审，当看管得比较松懈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朝街上望。瞧瞧百
货商店的橱窗，看看卖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妇女们。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假如我
能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意味着我今天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观察着，比较着，
认真地研究它们的线条。我以极大的兴趣来评判它们是否漂亮，并没有去想这样评判的结果
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佩舍克老爹总在担心我还会不会回来。他拥抱我，我简单
地告诉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谁在科贝里斯牺牲了，——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
令人作呕的菜干，吃完后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
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晚上，我们牢房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死神会驾到，会传唤我
们之中的某一个人：“你，下楼去。把东西都带上。快。”
但没有来叫我们。我们总算活过了这个恐怖时期。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对自己
也都感到惊奇：人的构造是多么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当然，这些日子不可能不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它像卷紧了的电影拷贝似地存放
在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它会在现实生活里以疯
狂的速度展现开来。然而我们也许在银幕上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葱绿的花园，人们在
那里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这是些十分珍贵的种子，它们将发芽。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紧锁在牢房里，完全与世隔绝的，但只要有政治犯
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紧密地联系着。另一种生活是在牢房前长长的走廊上，在那忧郁
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与外界完全隔绝，紧裹在制服里，它比锁在牢房里的生活更为孤
立。这是个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我想来讲一讲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历史。不然我是不会把它认识得这样深刻的。只
能看到面向我们的那个侧景，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这表面用铁一般的重担
压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这个样子。而今这个表面已经布满了裂
缝，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许多面孔：可怜的、和蔼的、忧虑的、可笑的，各式各样的，不
过总还属于人类的面孔。反动统治的危机，也在这个灰色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加上了压力，
把他们内部所属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有的时候人性很少，有的时候当你熟悉了它之
后，便看得比较真切。他们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典型。当然你也能够在
这里找到几个完美的人。他们为了帮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顾自己也会陷入不幸之中。
监狱本来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机构，但是牢房外面的这个世界却比牢房里要凄凉得多
了。在牢房里人们生活在友爱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友爱埃这种友爱是在战场上产生的，
战场上人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可是这样一
种友爱在德国看守之间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被包围在相互告密的气氛之中，
这一个人监视和告发那一个人，每个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称为“朋友”的人。他们
中间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愿意孤寂无友的话，就只好到牢房里来找朋友了。
我们长时期以来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用绰号来区分他们，这些
绰号有的是我们起的，有的是我们以前的人起的，随后就在牢房里沿用下来了。有些人绰号
之多竟和牢房的数目一样；这都是些庸碌之辈，非驴非马，他们在这里给人添一点饭，转过
来又在那里打人的耳光，也许他们只和犯人交往几秒钟，但却长久在牢房里留下印象，造成
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个片面的绰号。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里有着一致的绰号，这
些人的性格比较突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好就是坏。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典型吧。看一看这些木偶。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他
们是纳粹主义的政治军队的一部分，是精选出来的。他们是反动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会栋
梁……“善心人”一个高个儿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门，他是“党卫队预备队员”劳斯，
曾在莱茵河畔科伦地方做过校工。他像所有德国学校的校工一样也在紧急救护训练班受过
训，所以他有时代替监狱里的助理医生。他是我到这里以后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人。他把我拖
进牢房，安置在草垫上，检查了伤势，给我缠上绷带。也许真是他救了我的命。这说明了什
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或是那个救护训练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打掉
被捕的犹太人的牙齿，强迫他们吞下满满一勺盐或沙子当作万应灵药的时候，却湿出了他那
地地道道的纳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马车夫法宾扬，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说话的人。他到牢房里来总
是满脸笑容地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但你却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背后偷
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
科克拉尔
他也是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工人。那里有很多从苏台德区来的德国工人。“问题不
在于个别工人怎样想或怎样做，”马克思有一次这样写道，“而在于整个工人阶级，为了完
成它的历史使命，必须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些工人真是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阶级使命。他
们是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思想悬在空中。确切地说，他们
自己大概也将要悬在空中了。
科克拉尔为了使日子过得好些而参加了纳粹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赌注押在纳粹主义的胜利上。事实证明，他把
赌注押到了一匹死马身上。从那时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双软拖鞋整夜在监狱
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无意中把自己那忧郁思绪的痕迹留在尘封的灯罩上：“一切都完了。”
他写下了富有诗意的句子，还想自杀。
白天，他驱赶犯人甚至看守，还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觉得那么害怕。
勒斯列尔
瘦高个儿，说话带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这里少有的几个很会衷心大笑的人之一。他做
过亚布洛涅茨城的纺织工人。
他常到牢房里来同我们辩论。一辩论就是几个钟头。
“要问我是怎么干起这行来的吗？十年来我总没有正常的工作。每个星期只能挣到二十
个克郎养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而后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们
给你工作，跟我们来吧。’我就来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有
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会主义吗？哎，算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本来的
想象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毕竟比过去好一些了。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战争？我可不希望有战争。我不希望别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
下去。
“你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在帮他们的忙吗？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
里伤害过谁吗？我走了，换别的人来，也许还会更糟些。我走了又会对谁有好处呢？战争一
结束，我就回工厂去……“你想这个战争谁会打赢？不是我们？那就是你们啦？我们将会怎
么样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会这样的。”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经心的大步子离开了牢房。
半小时后，他又回来问我们苏联的一切到底怎么样。
“它”
一天早晨，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楼下最主要的一个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宫受审。
每天我们都这样前额紧贴墙壁站着，不让我们看见前后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天早晨在我们背
后响起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
我，你们将来会认得我的。”
我笑起来了。在这里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帅克》中那个可怜的蠢蛋杜布中
尉的话倒真是恰到好处。可是一向没有人有勇气在这里大声讲出这句俏皮话。我旁边一个比
较有经验的人轻轻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说我也许是弄错了，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原
来的确不是。
在我背后说这话的是一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小东西，显然“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帅克不
帅克的。但“它”能说出像杜布中尉那样的话来，是因为“它”同他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它姓维坦，曾在捷克军队里当过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说对了：后来我们果真彻底认得了
“它”，每当我们谈起他时总用中性的“它”称呼。说老实话，我们绞尽了脑汁才给这个集
渺孝愚蠢，顽固、卑鄙于一身的小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绰号。他是庞克拉茨监狱的主
要骨干之一。
“只有小猪尾巴一般高”，这句民间谚语是形容那些渺小而又妄自尊大的钻营家们的，
它正好击中了这种人的要害。一个人为了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他的灵魂又该是何其渺小埃
而维坦就因为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并且因此对所有那些在体格上和心灵上都比他高大的人
进行报复。
“它”不打人，“它”没有这个胆量。但“它”告密。多少犯人由于“它”的告密而付
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埃为什么把你从庞克拉茨监狱送到集中营去，这同材料上怎么介绍
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它”十分可笑。常常独自一人在走廊上神气活现地摇来晃去，仿佛觉得自己是个显贵
的人物。可是一当“它”碰见人，便感到有必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使自己的个子长高一
些。假如“它”要问你什么，“它”就坐到栏杆上，因为这样就比你高出一头，“它”可以
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坐上个把小时。当“它”在旁边监视你刮脸时，“它”就跳到台阶
上去，或者爬到一条长凳上走来走去，并且老是重复那几句颇为玄妙的话：“我什么也不想
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早晨半小时“放风”的时候，“它”总要走
在草坪上，这样就比周围高出十厘米。“它”神气活现像个国王似的走进牢房，立刻爬到椅
子上，这样便可以居高临下地点名。
“它”十分可笑，但正像每个傻瓜一样，一旦居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位时，“它”也
是十分危险的。在“它”那有限的躯壳里还藏着一种本领：把蚊子说成骆驼。“它”除了警
犬的职务外别的一无所知，因此“它”把每一件违反监狱规则的无关紧要的事，都看成属于
“它”的重要使命范围内的、应该加以干涉的、了不起的大事。“它”捏造了一大堆违反狱
规的过失和罪名，以显示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反正在这种地方还
会有谁去查证“它”的告密有多少真实性呢？
斯麦唐兹
这个木偶身躯粗壮、面孔迟钝，两眼无神，活像格罗斯画的纳粹党徒的漫画。他曾在立
陶宛边境附近的一个村里当过挤奶工人，然而说也奇怪，这种善良牲口的高贵品质却没有在
他身上留下任何影响。在上司面前，他是“德意志道德”的化身：坚决、果断、严厉、不受
贿赂（他是少有的几个不向杂役勒索食物的人之一），但是……有一个德国学者，不记得是
哪一个了，他曾按照动物能懂的“词”的数目来测定动物的智力。我记得他好像证明家猫的
智力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