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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仁？”
崔杼因为自己老婆的问题，杀了齐庄公，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的齐国大夫陈文子，为了表示对崔杼的厌恶和不合作，当然也可能是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就奔逃到别的国家去了。到了一看，说：“这里的大夫，跟我们的崔杼是一样的啊。”于是又跑去下一个国家。到了下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大夫，跟我们的崔杼还是一样的啊。”于是又走。
子张问：“像陈文子这样，算是如何啊？”
孔子说：“他是一个清的人。”
“够的上称仁了吗？”
“我不知道，哪算得上仁呢？”——以后这类问题你们不要再问了，孔子心说！
第二十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三桓中的季孙家族的祖上的掌门人季文子是个大善人，家里的妾不穿帛，马不吃粟。季文子做决策的时候，要三思而行。孔子说：“思考两遍就可以了！”
孔子这里又是轻微的批评了。思考的遍数太多，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家族计算祸福厉害，长远利益，短期利益，反复筹算，最后计较出一个决策。这还是在盘算自己的欲望和利益为主，哪是仁人的做法啊。
仁人是尊重别人利益，思考一次就够了。第二次属于确认一下罢了。所以孔子说，思考两遍就可以了。
第二十一句：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卫大夫宁武子（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唯独在卫灵公——夫人是南子那里比较受重用，时间也长，所以谈到卫大夫也多），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就参辅政事，是个有智慧的人。到了国家无道的时候，不避艰险，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不怕被敌对者杀头，人们觉得他是个傻子。宁武子的智慧，别人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他的愚傻之处，别人却是做不到的。其愚不可及也！”
愚不可及，出处就在这里，本来是个褒义词了。像宁武子这样的傻子和愚人，是最难能可贵的。譬如说，让你当学校的建筑科长，你本来可以趁着搞项目大捞一把，但是你不这么做，别人都说你是愚人。但是能达到这样愚人的水平的人，就很少了。所以人们一般做不到这么愚，所谓其愚不可及也！
所谓愚人，基本就是前面说的刚的人，无欲的人，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原则和内心信条的人，不因杀身的险恶而放弃，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又从最最根本来讲，是人格完整的人。只有社会和体制使得人格完整和独立，才能做的到使人有信念和原则。不完整的人格，半奴才的人格，是不会有信念和原则的。
这样的有原则信念的人，人数少的时候，他们就被当成“愚人”，这样的人多了，大家觉得这么做是应该的了，是主流的了，也就不会再说那是“愚人”了。
中国应该有这么一个“愚人节”，大约可以和雷锋的节日放在一天。雷锋也是“傻子”啊！在这样的愚人节里，要纪念宁武子、愚公、雷锋以及其他一些坚持信条（比如要清廉）的“愚人”。这些人的特点就是坚持信念和原则，而不是把谋求私利定做人生行动的指南。
第二十二句：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陈国的时候，陈国总是挨霸王的吴国打。孔子说：“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老家那里跟我一起来的这些徒弟们，都志向狂大，好像一匹匹纺好的布帛，光彩艳艳，等待着被裁成衣服呢！”
这是他对门人们的集体评价。
门人们的特点就是积极向上，都打算做官，有所建树作为，好像布帛等着被裁成衣服。但是，陈国是个弱国，在国际上活下去都难，在这里是不容易求售的。所以孔子终于喊着这样的口号，带着徒弟们离开了，去了卫国。
第二十三句：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大约可以算是仁人。他俩本是一个北方小诸侯国的公子，老爸害了他俩。老爸觉得弟弟叔齐有本事，让叔齐接班。但是叔齐觉得这是不悌的，就不肯，让给哥哥伯夷。但是伯夷觉得这是不孝的，要听老爸的意见，于是就逃跑掉了。叔齐想了想，终于不肯不悌，也跑掉了。
他俩的互相让君位，和宋襄公让给庶兄子鱼是一样的。
这种让，就是把别人利益放在了前面，就是仁了。因为知道自己有继承君位的欲望，推知别人也有这样的欲望，于是愿意成全别人的欲望而不是牺牲别人的欲望，这就是仁了。虽然俩人都把君位丢了，损失了，但是俩人都求得了仁，求仁而得到了仁，损失了君位，又有何怨呢？所以孔子又说他俩“求仁得仁，又何怨”。
后来，周武王伐纣，作为臣子的诸侯国君，伐诸侯共同侍奉的王（纣王），这是不忠不义的，所以他俩扣住马头拦阻周武王，差点被后者杀了。这算是周武王干下的恶事啊——不是指要杀他俩，而是伐自己的主子纣王。
但是，作为仁人，对于别人犯下的恶事，不会总记念在心上的——这是孔子认为的——所以孔子说，这两个人，不会老记念着别人已往的恶事，所以他们心上也就会比较少有怨气。
一旦是个仁人，就不会真的特别恨，因为他怜悯别人，怀着很大的胸怀。所以孔子前面也说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第二十四句：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是个洁高正直的人呢？有一个人向他讨醋，他不直截说没有，而是向邻人讨来转借给他。”
这就有点心机，故意博取名誉的嫌疑了，所以孔子批评他。
譬如钱钟书，反复说他有这个意思：当别人跑来借钱，借五千，他就说，这样，你不要来借了，我给你两千五，不要你还了。你不要来借了。
孰谓钱钟书高直呢？别人来借钱五千，他赠之一半而不讨。也有一点刻意标高自己的意思了吧。
是凡高洁善让到不近人情的，都是可以略略批评的。
第二十五句：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是在评价左丘明了。左丘明据说是个瞎子，名义上是《左传》的作者。巧言令色，摆弄两脚，把身体语言作出乔模乔样的恭敬的样子，左丘明最厌恶这种了。我孔子也是最厌恶这种人。
也就是，嘴上说着巧佞动听的话（特会说话），脸上摆出招人喜欢的颜色，身体作出乔模乔样恭敬的敬样子——总之是一种专会讨好主子的奴才相，现在一些公司或者单位里的人对领导就是这样子的，是左丘明和孔子最厌恶的。
不过，如此来看，左丘明应该不是瞎子。
本来对某人怀着怨恨的，但是隐藏起来，假装跟这人处成好朋友似的，左丘明和孔子对这种人都厌恨入骨！
可耻啊，可耻啊，孔子说这种人。
这种人的可耻之处在于，不要自己的尊严，不要自己的真实心性和原则（他也没有原则），为了求一些物质利益，就对上级和同事，媚态相与。这是跟有原则的刚人，正好截然相反的媚人、佞人。
我们说一个刚人的例子吧。楚国大夫鬻拳，负责守城门。一次，楚文王打仗失败了，嘴上还受了伤，败逃回来。鬻拳居然不开城让他进去，他说：“按国家的政策，失败回来的将领要受刑罚，所以你没有权利进来。”逼得楚文王只好又跑去找黄人打仗，结果嘴上箭伤发作，死在军中了。
鬻拳说：我坚持了我的岗位所要求我遵守的原则，但是我冒犯了大王。于是他也抹脖子自杀了。
虽然是面对大王，但巧言、令色、足恭何有于鬻拳哉。鬻拳是个刚人、“愚人”啊！
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春秋时代多一些，秦汉就作为过渡，唐宋明清以后，就媚人、巧人越来越多，刚人、愚人越来越少。这是因为专制在不断加强。
鬻拳能够坚持原则，不讨好和媚事君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封邑的大夫。他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封邑，这是独立的经济基础，分封制保障了卿大夫相对独立的权益，权益不容易被君王侵害，物质权益被保障了，在加上当时专制思想不强，于是精神权益也相对就稳妥。所以才会如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有了一定相对完整的人格。有了这种完整的人格，才能有原则，才能坚持原则，不媚态地侍奉君王。
有完整的人格，有信条，不仅仅可以对君主少媚态，更主要的是，可以建设一个公正健康的社会。
在现代某些西方国家，官员贪污受贿现象比较少，这不单单是因为法令约束非常强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信条，那就是要清廉。而这个信条，又不纯是教化出来的，而是因为国家的体制保障了他的精神物质方面的权益，使他有了完整人格。中国的贪污受贿比较多，其实近距离地看这些贪官，他们从做小官开始，其实他们的精神和物质权益是没有得到保障的，所以完整人格就没有，很多大贪官在当初年轻时候做小官的时候，心态都被熬得非常的变形和畸态，暗暗发誓有机会我一定要捞，于是终于这种不完整的人格，使他在有了机会和权力以后，作出了不讲原则的错误的事情。
所以，健康的社会体制，保障了人们的精神和物质权益，产生出完整的人格，随后具备了原则信条，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而不是通过教化而具备了原则信条。所谓精神权益，那就是精神、思想、意志、人格方面的权益，那些贪官在年轻当小官的时候，这种权益其实是被上级和同事给剥夺了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精神权益，媚侍长官。时间久了，精神和物质权益没了，哪还能有完整人格。
春秋战国是君权比较弱的时代，专制力度不大，分封制保障了一定的物质权益，同时个人的意志、尊严和荣誉感往往也被保存的多一些，所以才有较多的完整人格。我们看当时的书，才看见春秋战国那么多可歌可泣可叹可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半是那些卿大夫的故事。
卿大夫和后代的皇权时代的官僚是不一样的，后者没有封邑，专制通过郡县体系得到加强，个人权益被侵害严重，从官僚到民众都是皇帝侵害和控制下的奴隶，也没有独立的精神权益了。于是完整独立的人格就没了，原则和信条也没了，巧人和媚态十足的人就多了。
皇权时代的事情让人兴奋的少，生气的居多。先秦卿大夫可爱，皇权下的官僚（不能叫卿大夫）可憎，先秦人可敬可爱，后代人讨厌。这不是人种和人性在变，是社会体制的专制化程度的加深导致的。
形势大于人，社会体制决定人性和风气。
教化是不足于改变和优化人性的，社会体制决定和影响人性。
不过多补充一句，卿大夫这种独立人格是可爱，但是他们这个阶层的独立性，使得君王的专制力度就不够强，于是弑君、礼仪上的僭越就比较多。所以气坏了孔子。而皇帝时代，专制力度大，官僚们势力弱，但社会倒看上去稳定了，弑君、礼仪上的僭越反倒就少了，臣子们规规矩矩地要死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了（这是专制下最可耻的一句话，也是现在辫子戏的前提精神）。不过，若孔子生在那个时代，又会被皇帝气死了。
而且这种稳定，又导致了僵化，明清中国不能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而像一口古井一样一成不变，原因也在这里。
皇权专制，是中国明清以后逐渐走向落后的根本原因。周星驰演的搞笑剧我爱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其中用于演皇帝的演员，都是形象上最萎缩不堪（一般是那个神经质的孱瘦的弱年轻演员来演），周星驰这种臣子们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差点还把他当外星人杀了，这是最可爱的，最让人扬眉吐气的。吾爱周星驰，更在于他拍的戏没有奴性意识。这是港台清宫戏和我们辫子戏的精神区别。
他塑造的皇帝都是弱智和小丑，被观众和臣子都当他们做弱智和小丑看！
第二十六句：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主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颜回、子路陪着孔子坐着，当然也可能是站着。孔子说：“徒弟们啊，你们何不也谈谈自己的志向。”
这是徒弟们最来劲的时候。一般来讲，虽然孔子仕途不畅，但这帮徒弟们，还都是当官当上的比较快（一般不出三年就能当上官）。他们对治国学说比起孔子有所变通，所以官做的也都满顺利。
子路说：“我愿意自己有了车马，轻暖的皮裘（高级的衣服）——这怕都是当官才能有的——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些东西，直到我的马车、皮裘一天天敝旧了，但我也毫无遗憾。”
子路说的这个志向有点没来头。没有谈治国安邦的事，而是说与朋友通财。能与朋友分享车马衣服，这也算是生活层面上的仁了吧。
子路的理想大约是这样的：自己在政府里弄一份好工作，有一份不错的家当，还跟朋友分享，一生安于此也就无恨了。
颜回的志向就高一些，他说：“假如我自己内心修到了善的地步以后，我不会对外矜伐自夸。如果我能处在了高的位置上，我不会折腾老百姓使得他们为了我或者国家的欲望或者所谓国家利益而穷困疲劳（像秦始皇那样过度征民修做服劳役）。”
颜回的后半句话，达到了对民仁的地步，前半句话，强调了对内心修仁的重视。其中颜回只看到了不施劳（不从物质上折腾老百姓），其实更重要还应该包括不从精神上剥夺老百姓的独立和自由地思想的权力。这才是全面的对民仁，换现在的话说，保护公民权益。
徒弟们说：“老师，您的志向呢？”
孔子说：“我如果要当官用事的话，必然要使老者能安；对于朋友，使他能够对我讲信用；对于年轻的人，使他们能够对我有怀念。”
孔子这里讲的比颜回还要高一些。颜回说的是不费用民力，待民以仁，是在物质层面上的，但孔子要通过他的施政，最后使老年人、年轻人，近朋远人，都从精神上满意，老人感到能安于这样的社会，年轻人满意乃至怀念这些领导人，周边同级的人也提高了素质，能有信。这就包括了物质上更也包括精神上。
所以孔子想实现的，不单单是物质上的臣民利益的保障，还有精神上的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的满意认同。是全面的公民利益的实现和保障
所谓心悦诚服，那就是从物质到精神上全方面的，社会上的众人都心悦诚服了。
达到孔子描述的这个为政的目标，这个社会就算是够好的了！基本上就算是古代典籍上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了吧。
第二十七句：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孔子说：“完蛋了，我没见过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并在心中自责的人！”
这是必然的。如果人们没有原则信条，如何会比照信条进行自我责备呢？
自责是表面现象，有原则信条，是根本内容。
我们庶人看《论语》，大约就得到这两个教益就好了：第一，随着社会越来越好，公民权益越来越得到保障（物质和精神的两者权益），我们应该越来越有完整独立的人格，完整人格的一部分表现是有自己的信条和原则，并且坚持之。（这样，自然就会见过错而自责。）第二，学习借鉴孔子的仁。礼这个东西，对我们现在不是很现实必要了，但是仁还是值得继承的，仁就是学会尊重别人利益，行有余力的，甚至愿意促成别人的欲望和利益。如果人人得仁，则社会走向美好。
更重要的是，尊重了别人利益（不管是政府尊重了公民权益，还是公民个体尊重了别的个体的权益），才能够使得人们有了完整独立人格。所以，第二点是第一点的基础，但第一点又在促进着第二点。
第二十八句：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忠和信不是一个特别强的概念，我说过，忠，不是特指忠君，而是对他人尽心尽力。信，就是说话算数。所以，虽然仁很少有人做到，孔子认可的仁的人，几乎一个都见不到，但做到忠信，据孔子说，十家里边，就能有好几个忠信的，甚至和我孔子一样忠信。但是，和我孔子一样好学的，也就是爱看诗经、尚书这些古书的，就很少了。
前面说过，孔子学而时习之，就是把老书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