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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这是民主法制社会里边优秀官僚的特点，从不结党营私，不是因为公事，绝不奔走上级之门。在民主法制社会，上面说了，当官的人的官职，都是民众选举的，是民众给他的，不是上级给他的，他不要奔走上级私门，而是满足民众为务。是向民众负责，而不是向他的上级负责。州县的长官，甚至根据地方已经通过的法令把中央的意见给顶回去。这样就从体制上避免了一个过分强大的政府会侵害公民权益。这说的是纵向，此外还是横向的三权分立的办法。
但是在专制社会下，官吏是皇帝派遣的，一层层派遣的，他们只向自己的上级服务，这样专制力度就加强了。如果皇帝要损害民众利益，就会通过这个体系，毫无阻挡地落实下去。所以体系无法保护民众利益，民众只能巴望着有个好皇帝出现。而这个几率往往是不大的。同时，在这种体系下，地方各级官吏的眼睛只看着上级，屁股对着民众。民众对他的评价和形象好坏无所谓，奔走交结侍奉上级才是正务。“对上负责”成为中国官场至今的铁律。“奉上唯恐不周，克下不惧民怨。”这种体系，必然以侵害民众利益和维护皇权利益，为特点和能事。
先秦的分封体系下和皇权专制下有所不同。不是皇帝一竿子捅到底地派遣官吏，而是多头的（很多个的）卿、大夫家族在自己的封邑内，任用派遣官吏。这整体上看，虽然没有皇帝的专制力度大，但官吏们还是“向上负责”的，向卿大夫家族的掌门人负责的。在这样的体系下，能出来澹台灭明这样不游走上级之门的官吏，实在是难得了。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叫“君子道而不径”。就是说，君子只走柏油铺的大路，不为了少绕远就穿小径。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官也好，处世也好，做人也好，都按照原则和条令办，不要变通原则，穿小道，随意偏离大道。
澹台灭明就是行走不走小径，奉公守法，眼里不揉沙子。这样的官吏，就是贤人了。只是这样的人的出现和增多，不能靠的是教化和自身修养的提高，更是应该靠着体制的使然。
第十三句：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这个人不自夸，打仗打败了（这对鲁国是常有的事），他在后面殿后。他解释说：‘不是我勇敢，敢于殿后，是我的马跑不快啊。’”
这人真是谦虚啊。不过，何必撒谎呢。和从邻居借醋的那个善人有点类似啊。
第十四句：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虽然有宋朝这样的美貌（是个大帅哥），但是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在当今的时代，还是难免要不容于世啊。
宋朝是个大帅哥，跟卫灵公、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还有卫灵公的老妈，都分别发生了性关系，最后又把卫灵公给驱逐了，后来卫灵公又把他撵出去了，最后想他想得不行，又以老妈想他的借口把他接回来继续当男伴侣了，是个颠倒众生的男人中的夏姬。
卫灵公这个昏庸的人，却是列国诸侯中用孔子和孔子门徒最多的人。
孔子这里不是谈论祝鮀、宋朝，而是借用他俩的特点泛论社会观念。
第十五句：子曰：“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 ”
这是孔子叹惜大家不守正道的。孔子说：“谁能够出房子却不走屋门呢？（都走屋门。）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肯走大道呢？”
意思是大家经常“径而不道”，抄小道而不走大道。
其实，出房子也有人经常是跳窗户的。
大家爱走小道，因为小道省劲儿啊。大家之所以走屋门，不是因为走屋门是正道，而是因为走屋门比跳窗户省劲。所以，如果走大道也像走小道那么省劲，大家自然会走大道的。所以，关键不是教化大家去走大道，而是把大道修得好走。
第十六句：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是一句后代很流行的话，孔子说：“内在很质朴，但是外在不够有文采，就像一个乡野民夫（‘野人’，指在野种庄稼的人，不是‘神农架野人’）。外在很有文采，但内里不够质朴，就像一个知识分子（庙里的祝史或者衙门里的文吏）。只有内外兼修，文质彬彬，才是一个君子。”
这大约是说，君子是内心修养和外在修养都兼顾的人吧。内怀仁心，外有礼仪，又质有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如果只是外在有礼仪，内在怀邪佞，那就是伪君子；如果内在有仁心，外在是个大老粗，那就是个山顶洞人（还在进化中）。
第十七句：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社会上正直的人比较多，那些不正直的人，也就因此犯不了太多的错了。”
所以要不断加强正直仁人的密度，不正直不仁的人，也就被帮带着不会乱搞出坏事了。大约就像蓬生于麻中。麻杆是笔直的，蓬草也就跟着长得比较直了。
所以孔子希望教化改变社会。儒家归根结底一句话，通过道德教化而求君安国平。
第十八句：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古
这句话往浅里理解，是谈职业生涯的，知道这个职业有用，不如喜好这个职业，喜欢这个职业不如从心里觉得有乐趣。
对于道也是这样。对于那些人生处世的大道理，比如仁，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是有用的，不如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不如内心中觉得行道和求仁是有乐趣的。
所以孔子觉得，教化不应该是被动的，或者说，教化的最高境界是使人心中乐于行道守仁，而不是仅仅因为行道守仁是有好处的，或者说是对的。如果仅仅因为行道守仁是有好处的而这么做，那作出来的也是假仁，或者行之不远。
第十八句：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是孔子谈如何教化的。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譬如君子这个等级的人），可以对他讲仁或者其它你想讲的大道理，说服他来求仁行道，而对于素质见识在中等以下的，就给他讲些浅显的来让他接受——譬如就讲讲孝悌的好处和道理啊，信义的好处和意义啊，劝他慢慢地去行这些符合仁的大范畴的好的东西。至于最地低劣的人，就跟他讲讲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扔纸屑什么的，就行了，让他从行微量的仁开始。
这和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一样的。有些人，自己的见识和逻辑能力、理解力与素质不行，你是没法和他理论的，所以教化起他来，就从基本浅显的说起，甚至不用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办，就让他这么办就行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也不能完全说孔子是愚民政策，只是有时候似乎确实是这样的，譬如对于一个拣垃圾的，似乎没有必要让他知道仁是可以建立君王、大臣、民众的和谐等级秩序和各阶层的权益保障，然后再让他在这样地信服了仁之后再去求仁、行仁吧。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人是在傻傻地行仁，守着仁，或者信义啊，孝啊，忠啊，谦逊啊，这些低一等的东西，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只是人家教他这样是对的。这些人大约可以算是“愚仁”了吧。
第十九句：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主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就是那个愚钝的驾驶员，曾经向孔子问怎么种地的，把孔子气死了。樊迟这回又来问高级的东西了，就是知（智）和仁。知和仁常被孔子对照着来说。樊迟似乎觉得这两样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又不是很明白，于是就问什么是知。
孔子说：“使老百姓都走上义，敬重鬼神，但是对鬼神要保持距离，这样就是一种知了。”
“那么，什么是仁呢？”
孔子说：“仁者，抢着先做难的事情，而对于收获和回报，仁者则甘于退让居后。这就是一种仁了。”
这大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思。”仁者以促成维护他人利益为旨，对于君王，就是保护民众利益，对于常人，就是促成他人利益。自己知道自己要追求利益，也要晓得别人心同此想，故也能为别人考虑乃至促成之，就是仁了。别人觉得难的事情，自己先做，对于回报，则居后，这也属于仁的范畴了。
由于仁不甚好理解，孔子就经常把仁和知来并举，以应照着便于理解。知大约是一种理性的态度，用知的态度治理国家，也许法家那些办法，或者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办法，就是知者的办法，所以就包含这里说的使老百姓都走上义，敬鬼神，从事这些正确的东西。而仁是心理上的，是国君做仁的事情，以此表率天下，率民行仁。和知还是有区别的。
第二十句：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这又是把知和仁对举着看的，知的人理性，缘理而动，所以就像水，沿绕着渠道走，而仁是一种信仰，是内心执守的一种信仰，发散照射着外物和指挥自己的行动，就像山，是明确而强大不可撼动的。所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性与之相合，所以乐之。知的人是动的，仁的人是静的。知的人顺着理性走，做应该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类似现在的法制政府），得到实现的时候，就很有乐趣。而仁的人，守着仁的信仰，绵绵不息，还引导别人向仁，犹如很长久，好似寿。
总之，通过孔子的比喻，我们对于知和仁，有了更加模糊的认识。呵呵！这大约也带着一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吧，孔子就是不肯把仁明白地简单地讲出来，又弄了个知的概念来添乱。这大约就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解释和比喻，我越糊涂了”吧。
总之，我们对于仁，前面已经讲解的很清楚了，樊迟和孔子的对话，以及这里的话，作为附加的参考罢了。
第二十一句：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国的开国者姜子牙，不注重教化，而更多用功利的办法（接近法家）来调动民众；而鲁国的开国者伯禽（周公的儿子）推崇礼乐教化治国。所以，按照孔子的仁和礼的教化理论，鲁国的做法是更高级的。所以孔子说：“齐国改进改进，进步一下，就可以变成鲁国。鲁国模式再进步一下，就可以达到有道的水平了。”
那就是说，鲁国行教化治国，还是有很多不足的，还需要进一步完美，才是完全符合了道。
第二十二句：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瓢，可以盛酒来喝的，相当于酒杯。但是觚最本初的意思丧失了。具体是什么本义丧失了，有不同解释，一种是说觚的本义是少的意思，暗示着喝酒要少，但是现在大家拿着觚喝酒都不少喝了。还有一种解释是觚本来是有棱的，现在的觚都是光滑圆的了。总之，现在的觚和本初的觚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待着牢骚地哀叹：“觚也不像个觚了，还叫它觚干嘛啊，还叫它觚干嘛啊。”
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大约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对很多东西看不惯了。犹如现在的老头子经常抱怨人们忘了本了。譬如觚的本就被大家忘了。
譬如礼，就是一种觚，礼的本也被大家忘了，现在行的这些东西也叫礼吗！根本不是礼了（全是僭礼的），干嘛还管它叫礼啊，干嘛还管它叫礼啊！
犹如民代会已经完全不替老百姓说话了（假定是这样的），那干嘛还管它叫民代会啊，干嘛还管它叫民代会啊！——孔子就是这样抱怨着。
这是在抱怨很多东西都名实不符了，被人们给扭曲修正了。
第二十三句：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不是那个粪土之墙不可涂也的宰于）又来讨论仁了，他问：“一个仁者，别人告诉他，井里边有仁，他会跑到井里边去求仁吗？”意思是，为了求仁，跑井里去求（这样等于把自己淹死），仁人会这么做吗？
孔子说：“不会的。你可以骗他到井边去找仁，但他不会下去的。仁人不等于傻子。”
这里孔子纠正了宰我的一个错误概念，仁者是高尚的，是爱人的，但仁者不等于傻子和愚人。爱别人并不就会把自己智商变低。
宰我提这么低智商的问题，真是别有用心。实际上也确实别有用心，据说可能是孔子在政治上考虑加入某些势力，门徒们不赞同（犹如赴井），所以以此来“几谏”（轻微地谏）孔子。宰我一贯说话不直截了当，从前讨论鲁哀公要不要伐三桓的时候，他就以周人在社里种栗子树的事来问孔子的意见。是个善于说隐语的人。这里又在说仁者入井的隐语了。
孔子回答，仁者也许会被骗到井边，但是不会跳进去的。大约就是表明自己会加入某个势力，但是不会陷进去搭上自己的清白和性命。
第二十四句：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里讲了一些仁和礼的政治目的了，孔子说：“君子学习掌握了大量的诗书典章，又行动上用礼来约束着，这样的人，大约就可以不会犯上了吧。”
当然，这里的“弗衅”也许可以解释成不叛离自己的道行，而不是具体指背叛国君。不过，二者意思不矛盾，孔子总之没有把意思说透彻。有些东西，总之是不能说透彻，“使知之”的。
第二十五句：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是很八卦的一句。孔子应卫灵公的漂亮且以性随便出名的夫人南子之请，去见南子。出来以后，子路等人都很不高兴，认为孔子是去搞性贿赂去了，通过性关系去牢固自己和卫君族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八卦的事情，林语堂还津津有味地去编了一个《子见南子》的戏嘻嘻呵呵地演。
孔子气坏了，当着子路指天设咒地发誓说：“我要是干了坏事，上天就厌弃我（灭了我）！上天就厌弃我！”
子路等人是孔子的忠实门徒，怎么会怀疑自己的老师跟人闹绯闻呢？我以小人之心估计，孔子日常的性生活，可能是不够严肃的。否则徒弟们怎么会怀疑他呢？
通关孔子《论语》一书，从来没有像后代的道学家那样讲贞节的，一句讲男贞女操的都没有。所以我们怀疑，可能孔老师真的在女色方面，是比较性开朗的。哈哈。
第二十六句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这句是很深的一句话，因为它涉及到了中庸。中庸是个很复杂的词，就是前面觚一样，本义随着时间而发生流变了，逼人也不想多做解释。总之中庸是个很好的东西，在孔子那个时代大约是指坚持笃行自己的原则、道行、信条的，类似于前面的刚，和“愚人”，还不是凡事求走中间，不走极端的意思——这种东西叫“乡愿”，是孔子一贯批评的。
孔子说：“中庸是个好的道德啊，是好的了极致的东西啊。人民能行中庸的，几乎已经很久没有一个了！”
第二十七句：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如果一个人（譬如说君主），能够广施于民，能够救济民众，这样的人，可以算是仁了吧。”
子贡还是扣住了仁的定义来说的，仁是促成、维护别人的利益。对于君主，就是不侵害民众利益，乃至救济施惠于民众，这按理说，应该算是仁了。
但是孔子认为子贡把仁的理解太绝对了。孔子说：“这种做法并非不是仁，但也不是绝对地就等同于仁的全部。”“要想做到你说的这一点，”孔子说，“得要求这个人是处在君圣的位置上（普通人无法博施广济），而且即便处在君圣的位置上，譬如尧舜那样，也是很难真的全面做到博施广济民众的——那得要求多大的财力物力啊。”
孔子接下来解释，什么是仁呢：“自己有些欲求想立（实现）起来，就想着要帮别人也立起（实现）类似的欲求；自己有些东西要达到，就想着帮别人也达到别人相应的东西。从自己身上取得‘譬’（以自己所欲，譬之如他人），就是仁的方法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