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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往国内寄的信也只要贴上国内邮票后在信使队第二天回程前交给他们就行了，既安全又快捷。每星期五是外交部信使队到达索马里的日子，晚饭后经援项目和外交机构的人就会早早地在经参处的礼堂等待，当成捆的信件送达时，大家会不迫及待地一起参加信件的分拣。把信件从信使队专用口袋中倒在乒乓桌上后，向代表各个公司的脸盆里分发，其实许多信还没有被分到脸盆里，就被在旁边焦急等待的收信人拿去先睹为快了。我们承包项目的人对经援项目享受的信使队专递服务的待遇羡慕不已。与我们关系不错的经援项目工作人员李某知道我们的心思后，就对我们说，可以告诉我们的家属，如果有急事，可以通过外交部信箱把信寄给他，由他转交给我们。我们照他说的办法通知了家属，果然在信使队到达的星期五，也分享了一份收到家书的激动。和我在国内同单位的司机蔡师傅看到我一次收到好几封信而他自己一封也没收到，感到十分不快，看着他失望的眼神，我一边看信，一边念一些给他听，让他分享一分收到家书的激动。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知道这个办法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一个星期五，李某一个人竟同时收到了100多封信，其中除了5封信是他自己的外，全部是要他转交的信。信使队的负担过重终于迫使大使馆经参处重申不准为承包项目的人员转收私人信件的规定，我们又只能回到原先到邮局去寄信和取信的办法。
非洲打工记第八回 工程完工总统剪彩 警卫士兵席卷点心
第八回 工程完工总统剪彩 警卫士兵席卷点心
中断资金来源的阿巴路工程一天比一天困难，按照国际承包界通用的“菲迪克”条款规定，如果业主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给承包商支付应付的工程款，承包商有权停止施工，并将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撤出现场，然后按照索赔程序向业主提出索赔。这样做，承包商在经济上最终不会吃亏，但对经济已经十分困难的业主索马里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阿巴路工程是S公司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承包工程，成功与否关系到S公司今后能否在国际承包市场立足。为了搞好这个工程，省政府给于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注，为工程配备了优秀的施工管理队伍，有些是在经援项目上久经考验的老援外，承包商代表，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主任汪先生就是一位原先在索马里经援项目上长期工作的老援外干部，在索马里工作的总时间超过了十个年头，对索马里人民的疾苦感触刻骨铭心。是将人员设备撤出现场然后索赔，还是想尽办法把工程施工继续下去，两种选择摆在了汪先生面前，汪先生选择了后者。汪先生关于克服困难把阿巴路工程建设继续下去的报告得到了S公司总部的批准，也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一个省政府工作组很快被派到了索马里，工作组代表省政府向在非洲之角的工地上苦战了两年的筑路工人带来了慰问。“同志们，你们受苦了！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是中国公司开拓国际承包市场的先遣队，我们代表省政府向你们问候和致意！”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使工地上多少坚强的男子汉动情流泪。当听到工作组关于把工程建设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定时，纷纷表示服从经理部的安排，把路修完再回国。
S公司向监工和业主提出了谈判建议，建议很快得到了响应。一个由世界银行代表，业主代表，监理工程师和承包商代表参加的四方会议在荒凉草原上的监工现场办公室召开，会议形成了四方都满意的决议：尽管阿拉伯基金会停止给索马里政府提供阿巴路项目的工程款，世界银行同意继续提供原先承诺的工程款贷款份额，承包合同按缩减后的工程款对工程量作相应的缩减，承包商承诺按修正后的合同优质按期完成施工和养护任务，业主按“菲迪克”条款的规定给承包商补偿因缩减工程量导致的经济损失。
S公司根据缩减后的工程量压缩精简了施工队伍，精简下来的人员分批安排回国，留下的人员任务和奖金包干，提前完成任务提前回国。这种减员增效，任务包干，奖惩落实的整顿措施大大激发了中国筑路工人的干劲，他们起早贪黑，忘却了周末假日，半年后一条200多公里长的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高等级公路按时完工。
阿巴公路的完工在索马里是件大事，索马里总统西亚德要出席竣工典礼。
在社会治安比较糟糕的索马里，总统出席竣工典礼对总统警卫部队来说是一件如临大敌的任务。大清早，荷枪实弹的士兵把从摩加迪沙通往阿巴路工程现场经理部200来公里公路沿线的草丛搜了个遍，然后在沿线草丛中每隔50米设立一个暗哨，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公路则从清早起就被戒严，禁止无关车辆通行。上午10：30，由几十辆武装摩托车开道，一路上都鸣放着刺耳警笛声的的总统车队到达了工地。年近70的西亚德总统是一个瘦高的老头，他是靠武装夺取政权登上总统宝座的，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从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到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政府都慷慨地给非洲之角这个贫穷的黑人国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索马里人民还是记住了中国人民给他们提供过的帮助，就在阿巴路工地上，黑人工人都还习惯称中国工人为“瓦拉咯”，这是索马里语中“兄弟”的意思。但不花力气获得别人的无偿援助有时会使受惠者产生依赖性，在索马里人民为中国筑路工人承包修建的阿巴公路胜利完工高兴时，索马里政府还不知如何向世界银行偿回这笔2000多万美元贷款，许多非洲国家从贷款的时候起，就没有偿回的打算。管理不善的西亚德政权在80年代中期，就到了离开外援无法维持下去的境地。西亚德总统到达工地后，先来到设立在监工大院的临时接待室休息。监工大院的围墙上我已按照监工的布置，事先用英语写好了欢迎总统驾到和庆祝工程完工的标语，工地和办事处的炊事员早已做好的点心和就地采摘的野花摆满了接待室的桌子，手持文明棍的西亚德总统在卫队的簇拥下进接待室休息，他没有讲话而仅向监工和我们点头示意。休息片刻后，当西亚德总统起身离开接待室上车向竣工典礼现场开去时，警卫队士兵在离去前竟把接待室的糖果点心席卷一空，或往口袋里装，或往帽子中倒，全然不顾影响。
竣工典礼的现场设在200多公里的阿巴路的中心地段，索马里工程部的政府官员，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中国和索马里的筑路工人，记者以及索马里一支高水平的女子舞蹈队早已等候在剪彩现场。剪彩仪式很简短，西亚德总统把红色彩带剪断后，工程部长和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分别作了简短讲话，竣工典礼在舞蹈队发出的一种很奇怪的欢叫声中结束。
非洲打工记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第九回 减员清理黑人骗子 壮胆虚恍中国功夫
竣工典礼的召开宣告了阿巴路工程施工期的结束和养护期的开始，工作满两年的中国工人盼来了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日子，第二天要登上回国航班的工人激动得彻夜不眠，而我和另外九名才到项目工作半年多的工人被宣布留下承担为期一年的公路养护任务。
工程高潮时曾经住过200多名中国工人的经理部营地只剩下了我们十个人。要守住这空荡荡的十几排工棚房和价值几百万美元施工机械对我们十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于是我们决定将施工机械向设在摩加迪沙的S公司办事处转移，并且把养护基地搬到一个叫“蜜蜂村”的基地去。
由黑人司机驾驶的十几辆大卡车承担了搬家任务。由于没有足够的中国人押车，大部分车只好让我们认为比较可靠的黑人司机单独跑，但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黑人司机在途中将装了冰箱、洗衣粉和其它生活用品的车开跑了，不过他还算不太贪心，他把东西下完后，又把空车悄悄开到办事处停车场后人溜走了。
养护基地搬到蜜蜂村后的日子并不平静。工作分工也不能再象施工期那样细，十个中国人每人得兼几样工作：医生要兼生活管理员和采购员，炊事员要兼管理发电机的电工，我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纳和负责对黑人工人的劳动工资管理。养护期开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过剩的黑人工人进行清理精简，将施工期原先几百人的黑人雇员减少到几十人并不象中国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那样工作难做，国际承包项目的当地雇员本来就可按工程需要随时聘用和解雇。我将几十个比较优秀的黑人工人留下作为养护期内的劳动力，剩余的人则按索马里劳动法规定发给他们解雇费后与我们解除了聘用关系。
在老雇员中，有一个姓“西亚德”的黑人中年男子，他住在蜜蜂村附近，自称是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的堂弟，尽管阿巴路项目经理部聘用他后没有让他干过实质性的工作，但考虑到他与总统的特殊关系，希望他能在协调中索两国工人的关系方面起点作用，两年多来一直给他按月发一份工资。在养护期开始后的减员清理中，蜜蜂村的村民揭发他所谓总统堂弟的身份是假冒的，仅是他的名字构成中恰巧与总统西亚德的名字相同而已，为此我决定从养护期开始，不再给他发工资，但也不想去花精力追究他假冒总统亲戚身份的责任。无功受禄两年多的“西亚德”一旦中断每月不费吹灰之力的工资来源，对我们居然恼羞成怒，恩将仇报，带领村上一帮不懂事的小孩在晚上朝我们住房的屋面扔石头，第二天我去找了村长，他的嚣张气焰才收敛一点。
随着索马里经济状况和社会治安的恶化，一种不安全感也在我们心头加重。但我们不能撤出养护基地，因为一年的养护任务是承包合同中规定的承包商的义务，只有完成了这项义务，承包商才能得到仍在业主手中的占工程款10％的保留金。
每天晚上都有小偷光顾我们住地的库房，小偷什么都偷：汽车轮胎，汽油，电瓶，轧好的石料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物资。我兼养护队的出纳，手中管着现金，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中国的驻外公司也不象西方公司那样可以配备自卫用的枪支，所以小偷更是有恃无恐。但非洲黑人相信中国功夫，他们从中国的武功片中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也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会功夫。于是我将计就计，我就对黑人说我学过功夫，并偶而模仿几个功夫动作。有一天早晨，我穿着结实的劳保皮鞋乘人不备朝工棚的波纹铁皮瓦墙一脚踢去，发出一阵巨响，正在工棚前集合的几十个黑人工人朝发出响声的地方看过来时，只见我右手的两指刚从铁皮瓦上收回，铁皮瓦上正好还有深深的一个凹坑，于是黑人深信我有功夫，黑人的这个信念倒也帮了我一些忙，没有人敢打我寝室里保险柜的主意。
我们十个人在蜜蜂村迎来了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这里没有猪肉，我们就在傍晚开着吉普车去撞在公路旁觅食的野猪，在簸箕下放上饭粒罩珍珠鸡，炊事员用我们自己捕来的野味做出了一桌丰盛的年饭。年三十晚上七点钟当我们十个人围坐在饭桌前吃着团年饭时，收音机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出了中国农历新年的钟声（索马里与北京有5小时的时差）。我们十个人不约而同地用筷子或汤匙使劲地敲打起碗盆来，碗盆敲击声和收音机里的爆竹声融成了一片，思家的苦涩与节日的欢乐也融成了一片。
后来我被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调去参加新项目的投标，离开了蜜蜂村。不久从留在蜜蜂村的工人那里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晚上一伙黑人蒙面歹徒带着匕首袭击了我原先住过的房子，还好我们的工人有警惕，当歹徒破门而入时，用事先早放在门后备用的铁棒把歹徒打跑了。
第二天，被袭击的工人到办事处来报告情况，我立即回到蜜蜂村从当地部队聘用了几名武装黑人士兵给我们工人当保安。
但不久摩加迪沙办事处也成了歹徒袭击的目标，中国工人高师傅惨死在歹徒刀下。
非洲打工记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第十回 勇斗歹徒献身异国 黑人刑警草率调查
阿巴公路养护期结束前夕，我被调到了S公司驻摩加迪沙办事处担任首席翻译，我为自己翻译水平的提高感到自慰，但索马里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却使我感到压力加重。
运到摩加迪沙办事处的施工机械需要保养，办事处就设立了一家机修厂，从S公司的合作伙伴重庆C公司调来了七八名设备养护工人，高成峰师傅就是其中之一。
50来岁的高师傅1。85的个子，憨厚的脸上时常挂着改革开放受益者的满意微笑，早餐时
可以舀上半斤奶粉冲来吃完，对喝酒也有特别的爱好，干活时也有使不完的力气，大家都羡慕他的胃口和力气，在条件艰苦的非洲需要这样的身体。
机修厂的库房里存放着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进口备件，包括汽车轮胎、电瓶和各种进口筑路机械的零配件，因而备件库房成了当地黑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从黑人部队聘用的保安早已成为虚设，他们和盗窃团伙勾结在一起，为夜盗偷窃时望风放哨。但我们又不能解雇这些保安，解雇了连办事处大院的大门都得由中国人自己守，我们没有那么多人。为了保护库房内进口备件，机械厂决定由中国工人自己轮流值班，每班两人，一周一换。高师傅说中国工人人手紧张，他身体壮实，可以多值些班，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机修工作，而且他只需一个人值班。机修厂领导同意了高师傅的主动请战。
一天早晨，高师傅牵着一个被他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黑人小偷来到办事处办公室，这时正好C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先生也在办事处，邓先生是一位涉外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援外干部，他一眼看到高师傅牵着被绑的黑人，立刻明白了什么似的，还没等高师傅说完经过，就让高师傅立即给黑人松绑，并严肃地说：“晚上有小偷来，只要把小偷吓跑就行了，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工作和生活，凡事要考虑后果。”松绑后的黑人被送到当地警察局处理，但第二天就被放了，警察局不愿意给没人给他送饭的拘留者供饭。
邓先生担心的后果不幸在三个月后被引证。
这是一个风高月明的夜晚，白天在C公司分包的索马里水渠工程工地吃完中秋节聚餐火锅的高师傅早早回到了机修厂库房的值班室。半夜窃贼的响动把高师傅从睡梦中惊醒，高师傅立即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铁棒走出值班室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撬库房窗户的几名窃贼，高师傅借着月光，抡起铁棒朝窃贼打去，不幸未打中窃贼却打在了集装箱上，箱壳被打出一个深窝。躲在高师傅身后的另一名歹徒用匕首刺中了高师傅的后腰，众歹徒逃离了现场。
腰部中刀后的高师傅流血不止，这时他才一边朝机修厂工人住房的方向艰难地移动脚步一边大声呼救，当被喊声惊醒的工人朝值班室方向走去时，看到高师傅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
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高师傅已被机修厂的工人抱上一辆面包车，急速地朝中国援索医疗队的住地驶去。我则坐上另一辆车到警察局报案，晚上警察局连可供报案的电话都没有。我在警察局的大门上足足敲了一刻钟才听见里面不耐烦的答话声，等值班警察向警察局长汇报后，局长同意立即派刑警队到现场调查，但我们又被告知，他们的警车已没有汽油，我们只好让两名刑警先挤上我们的小车送他们到案发现场后，又立即给警察局送去一桶汽油，从报案到5名刑警全部到达现场，足足花了2个小时，歹徒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刑警用昏暗的手电筒毫无目标地在现场四周虚晃了一阵，又朝空中放了几声空枪，无奈地对我们说：“歹徒已逃远，今晚可能只能这样了。”
从医疗队传来了高师傅抢救无效，已停止呼吸的消息。正准备离开现场的一名刑警对我说：“高先生上天了，上天堂享福去了。”白天还和我们吃着同一口火锅的高师傅就这样走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位穆斯林教徒刑警对死亡理论的说教。
高师傅的遗体被存放在摩加迪沙一所医院的冷藏式停尸房，办事处与索马里的法医进行了联系，请他们对高师傅的遗体进行验尸，并请两名中国医疗队的医生出席见证验尸过程，我承担验尸过程的翻译任务。
我和两名黑人法医一起把睡在抽屉式冷藏柜内的高师傅的遗体抬上了一张简单的手术台，法医几下把高师傅身上的衣服剥去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