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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政治之癌。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政府部门对经济生活的不适当干预。自秦汉以降始终死而不僵的官僚体制与寻租活动的长期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寻租活动的蔓延往往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因为寻租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妨碍了市场优越性的发挥，容易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产生怀疑，于是人们就会更多地要求政府干预以消弥普遍的社会不公现象，这样做的结果是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就这样愈治愈乱，愈乱愈治，没有了局——如果不以一个无可收拾的社会动荡为最终结局的话。
寻租活动说穿了就是一种少数握有特权的人占有和鲸吞社会整体利益的活动，熟悉胡雪岩故事的人只要仔细想一想，相信当不难明了此人在其〃成功〃路上的活动性质。胡雪岩故事再度流行与我们所处的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本文上面的解说，相信也应该足以说服我们的那位朋友了。毋庸讳言，在当前活跃而鱼龙混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战场上，寻租活动同样是相当猖獗地存在，正是它导致了屡禁不绝的政治和社会腐败。我们说，只要政府的职能不明确，尤其是对微观层面上的管理还不能缩减到必要的范围，只要政府还试图对经济活动进行不必要的干预，〃金钱〃和〃权力〃之间的丑恶的脐带就无法被切断，寻租活动也就会层出不穷，胡雪岩式的〃成功人士〃就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和社会腐败的怪圈更要一圈连一圈地滚下去。
话说打屁股
？ 胡伊德
灯下随笔
《书屋》第二期上赵无眠先生的《话说屁股》寓庄于谐，读来十分有趣。不过有一点却写得不对，说〃打黄盖用的是'脊杖'，即脱衣裤至露出尾脊而杖之，也就是打屁股〃。其实，所谓〃脊杖〃是打脊背，并不是打屁股。看来赵先生对中国这项传统还有所不知，更年轻的读者所知或许更少，不妨再介绍一些史实，毕竟这是至少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国粹〃。
鲁迅曾赞扬我们的老祖宗格物致知的水平，其中之一就是见屁股上的肌肉厚就择而打之。要考证将打屁股作为一种刑罚开始于什么时候，目前还找不到证据，因为先秦的史料虽然记载了笞、杖、朴、捶、鞭、榜、掠等用不同刑具或不同方式打击身体的刑罚，却没有说明打在什么部位。而从以后的限制性规定看，最初用刑时是可以在背部、臀部、腿部甚至其他部位乱打一气的。直到秦汉之际，处死犯有〃谋反〃等重罪的人还〃具五刑〃，即先后用五种刑罚——在脸上刺字，割掉鼻子，斩去两脚趾，用竹板或棍棒打死，割下头后将尸体砍碎。如果是〃诽谤〃等言论罪的，还得先割下舌头。李斯被赵高诬陷后以谋反定罪，就是这样被杀的。要将人活活打死，只打屁股大概太费时间了。
西汉初还通行肉刑，对罪犯施行在脸上刺字、割鼻子、斩脚趾、腰斩等刑罚。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的太仓令（王室仓库主管）淳于公有罪，被押赴首都长安服刑。他的女儿上书，指出死刑和肉刑使死者不能复生，受过刑的人一辈子残废，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她表示自愿当官奴婢，请求为父亲赎罪。文帝深受感动，令大臣改革肉刑，最后确定将割鼻子改为打三百下，斩左脚趾改为打五百下。但是受刑人常常被打死，幸而不死的也往往致残，所以景帝元年（前156年）下令将打的数量减少为三百下、二百下。可是还是经常打死人，甚至规定的数量还没有打完，人已经死了。到了景帝六年又下令将数量减为二百下、一百下，还作了几项具体规定：刑具用竹子制成，长五尺，阔一寸，半寸厚，将竹节削平；只能打在臀部；用刑过程中打手不能换人。从此打屁股才成为一项最通行的刑罚，此后的变化只是刑具的尺寸大小和打的数量。从规定板子的尺寸、打的部位和数量、限制打手这些措施看，用打屁股取代其他刑罚还不失为一种进步，因为毕竟大多数受刑人保全了性命。
法律的制定是一回事，实际如何执行是另一回事。酷吏或打手的手段之一是在刑具上做手脚，用灌胶、夹金属片、放大尺寸等办法加重板子的分量，用保留竹节、嵌入铁钉等办法增强板子的伤害力。所以历代的刑法都规定板子的尺寸和重量，还专门制作了标准板子，拿到各地比较检查。明朝还规定每年由江南统一生产三千根竹板，发往各地。手段之二是往屁股以外打，如打背部、腰部。但打脊背却往往得到朝廷认可，甚至正式定为法律。据说唐太宗有一次看到一幅人体结构图，见背部内有那么多内脏，下令今后不许再打脊背。但实际上唐代至五代的〃杖刑〃都包括打脊背，宋代也将〃脊杖〃列入刑法。明清后才明文规定只打屁股或〃臀腿分受〃，兼打大腿。
如果说这些手段还可以通过法律加以限制或检查的话，另一种手段就只能凭打手的良心了，因为任何法律都无法规定打手用多大的力气，板子打下去的轻重全操在打手手中。经验丰富的打手可以在有限几下中将人打残甚至打死，也可以打上数百上千下而不伤筋骨。明朝的特务衙门招收打手时有一项测验，在一层薄纸下放上砖头，要用标准板子在规定的数量内将砖头打碎，却不能将纸打破。这类打手用刑时自然得心应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打出不同的结果来。
打屁股时得剥光衣裤，以便打得结实，也是为了对受刑者羞辱，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官员和士人不用这种刑罚，但真要打起来也就没有什么两样。有时还将犯人拉到广场或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下打屁股。司马迁为李陵说话，获罪下狱后，就曾〃暴肌肤，受榜棰〃，裸露身体挨打。《三国志·裴潜传》注中记载了一个例子：尚书郎韩宣因为办事差错受罚，被押到殿前，反绑双手，将长衣服撩起缠在上身，正准备脱裤子用刑。这时皇帝曹丕经过，下令饶了他。当时正是严寒天气，韩宣被松绑后，连长衣服都来不及放下就跑了。韩宣是在皇帝身边办事的官员，至少够得上个处长吧，要不是碰巧被曹丕见到，就得在大冷天被按在地上，剥下裤子打屁股了。曹丕的父亲曹操也爱打别人屁股，连身边的高级参谋都不能幸免，所以何夔随时都带着毒药，准备一旦受辱就一死了之。
当然，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打屁股场面还是出现在明朝，挨打的又都是朝廷官员。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午门前将舒芬等一百零七人各打三十下，黄巩等六人和林大辂等三人各打五十下，另有十多人各打四十下。根据当时〃廷杖〃的规矩，由太监监刑，锦衣卫用刑，由每个士兵轮流打五下，并高声喝打报数。可以想像，一百多个白嫩的屁股分布在黄瓦红墙包围的青石广场上，随着监刑太监阴阳怪气一声〃打〃，伴随着上千名壮汉齐吼〃打〃声，一百多块竹板同时狠狠打上肌肉，发出一片震耳的噼啪声；由一数到五后，另一批生力军继续上阵；一般重复六次，最多的要重复十次；最后是一百多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屁股点缀在巍巍宫阙之下，其中十多人从此魂归西天。嘉靖三年（1524年）一次廷杖规模更大，一百八十多名五品以下官员被集体打屁股，其中十七人先后死亡。古今中外，不乏大屠杀的暴行，但对知识分子如此隆重、如此大规模的打屁股典礼，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对妇女用刑时一般可以保留内裤，但对犯淫罪的女人一样要剥光裤子，其用意大概是，反正你不要脸，也就不给你脸面了。太监在宫中的身份与妇女一样，所以用刑时一般不脱下裤子。慈禧太后经常要打太监，有的太监就在屁股上衬一块牛皮，称之为〃护身符〃。后来被发现，又被剥光裤子狠打了一顿。不过大太监打小太监时一样剥个精光，一些太监的回忆可以证实。
潘光旦先生在《性心理学》译注中指出，一些有权打妇女屁股的官员，往往将此作为发泄虐恋的一种手段。他引述了俞樾《右仙台馆笔记》中记载的一件事：滇南一位新任年轻县官表现一本正经，专爱打妓女屁股，并且都要将她们剥光裤子。妓女们感到很可耻，想交罚金免除，县官不答应。最后找到一位丈夫病亡后流落异乡的县尉太太，以每一下一千钱的代价请她代挨屁股，又出钱买通衙役打得很轻，每次打妓女时都由她代替。那位县官根本不管挨打的是否真是妓女，也不问打得轻重，只要经常看得到女人的屁股被打就行。结果使县尉太太积下二百两银子，将丈夫归葬家乡。
这类代人挨板子的事其实相当普遍，明清时江南的城市中一般都可出钱雇乞丐顶替，按挨打的数量付钱，所以出现了代人挨打的专业户。当然还得买通衙役，他们得的钱比挨打的人还多。富户因欠交赋税被传讯时，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审，如果被判打屁股，就由衙役找人替代。明末中山王的后人徐青君，明亡后因财产被没收沦为乞丐，当了代人挨打专业户。有一次与人按挨打的数目议定了价格，谁知被打了一倍以上还没有打完。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这挨打的场所竟是他原来家中的大厅。
清朝末年废除肉刑，打屁股不再是法定刑罚。但不仅民间照打不误——从私塾到家族祠堂无不以打屁股为常刑，而且一些僻远县份依然保留着笞刑。北洋政府还一度恢复了笞刑，规定对小偷、斗殴等轻罪犯人如交不出罚金，可以打一顿屁股后释放。大概为了体现文明，还规定如果打的数量较多，一次受不了，可以分两天打。
不过这毕竟是回光返照，笞刑在中国法律上从此消失了。但一些人对这项持续二千多年的传统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不断用之于私刑。历次革命运动中，都不乏对〃阶级敌人〃打屁股的事例，〃文化大革命〃中就更普遍。红卫兵无师自通，抡起革命的板子，打向〃牛鬼蛇神〃的屁股。如四川大学一位著名的老教授，就被红卫兵剥下裤子打屁股；根据当时广泛传达的〃清华大学经验〃，有的〃牛鬼蛇神〃被打得屁股上露出骨头。直到今天，打屁股也难说绝迹，有的〃乡规民约〃或〃族规〃公然订着罚打屁股的条款，也是贪赃枉法的警察和恶霸、流氓常用的手段。
洋人在中国的租界上取得司法权后，也入乡随俗，将用竹板打屁股列入刑法。上海的〃洋泾浜英文〃注音手册中还有这样一句：〃打屁股叫'班布翘'（bamboochop）。〃说明也是当时与洋人打交道时必须懂得的常用语。香港的法律中一直有对少年犯用藤条打屁股的刑罚，只是以后很少运用，近年才正式废除。新加坡的笞刑应该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近年则因用藤鞭打了美国小流氓的屁股而名闻世界。至于巴基斯坦等国家将犯人押到闹市用鞭子打屁股，则是根据伊斯兰法律。
戏说〃湘女多情〃
？ 王一方
灯下随笔
中年背井，客居齐邑，朋友们常侃起湘俗。于〃湘女多情〃一说多有诘难。〃多情〃本是女性生命力外显的标志，从医学上看，它与体内的女性荷尔蒙水准有关，若凭实验室指标而论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地域差异，大凡天底下的健康女子都是多情坯子，不惟只是湘女呀！莫非辣椒是催情之物？果如此，川妹子也应有〃多情〃之誉呀！直问得我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湘女多情〃不过是一则民谚，口口相传至今，既非正式的社会学结论，亦未见诸妇联红头文件、女权主义纲领之类的文本，故而没有人太认真地去证实或证伪。既然齐邑的朋友有兴趣打破沙锅，要讨个说法，我也只好认真起来，不然他们总以为湘女们白拣了一个便宜。
认真了一番之后，不觉有些气馁，虽然《楚辞》中有《九歌》，《九歌》中有《湘君》、《湘夫人》之名篇，但读了半天只读出祭祀过程中人神之间的单恋，继而于《芥子园画传》上一睹单色线描的湘君、湘夫人芳容，相信她们根本撩不起少年心头的兴奋，不由得暗自嗟叹，名士骚客们意淫了几千年实在可怜得很。相形之下，传说中的二妃千里寻夫，泪洒湘竹倒更贴近民间私情，关于这个美丽的神话在楚湘之地可谓深入人心，娥皇、女英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贞构成〃湘女多情〃的精神源头。不过，较真地讲，舜帝南巡途中崩于苍梧之野，二妃寻夫而驻足湘水之滨，本算不得土著湘妹，然而，君山北渚的二妃墓、湘妃祠还有那丛丛斑竹可以作证，这段哀惋动情的神话已经羽化成湘人的情感偶像，追究乡籍反倒显得多余了。
说起来湘人性朴，故而〃湘女多情〃的传统一直在乡野匍行，未曾炫耀于庙堂、街肆，不为正史、高典所青睐，无论是信史、还是文学作品之中，名妃、名媛、名妓、才女的形象均鲜有湘女；西施、貂婵、王昭君、杨玉环、李清照、林黛玉，即使名唤〃李湘君〃，也是秦淮河上某商女。这也难怪，正统文人眼里只有才与貌，纵然体内荷尔蒙高涨，也必须发乎情，止乎礼，高谈什么节呀、烈呀去吓唬小女子，这类风头湘女们不出也罢，免得犯了礼教大防。譬如那清河县城里的潘金莲，本可以其风骚为山东人挣个〃鲁妇多情〃的民间美誉，无奈清河离孔圣人的曲阜太近，这份纵情越矩不被乡党理解与宽容，金莲最终成了她意中情郎武二的刀下之鬼，身后还要遭千年唾骂，真冤！其实，三千年情史，不惟只有一个礼教吃人，孔方兄、青楼气都是噬情之虎，别看它〃二十四桥明月夜〃，美人一笑掷千金，殊不知，灯红酒绿不过财与欲，逢场作戏原本假风流，与湘妃遗风相去甚远。
若把眼光过分停留在故纸堆里会令人昏聩，〃湘女多情〃本是一个经验的命题，应该让感官来说话，由体验来作答，虚拟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设一个赛情的擂台，召各地情商高、情窦壮硕的女子来比试，二是辟一密室，由各地的情郎诉说感受，秘密投票或打分……择吉日发布，说不定能证实或证伪〃湘女多情〃的结论，但这两个馊主意现实中断不可行，理由是〃情〃由心生，个人评判未免太主观了，〃公分母〃永远也推求不出，即使决出结果，也不具备普遍意义，容易流于片面；只不过是说笑一场而已。但在电视高度普及的今天，屏幕上几位湘籍女歌手的媚眼与甜歌着实令不少外省的男歌迷们心旌摇曳，还真将〃湘女多情〃当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来认同。此外，几位曾在京沪高校求学的朋友还举出个人的一点点遭遇，说是令人诧异的莫过于大学一年级下来，班上的几位才俊男生全被同窗或同桌的湘女挎上胳膊领回家由爹娘甄别去了。于是又引出一个新命题，〃湘女仅仅只是多情吗〃？因为〃多情〃这个词的内涵颇丰富，含情是一端，用情是另一端，前者是本钱，后者是手段。在我看来，〃湘女多情〃更侧重于后者，因为论多情的〃本钱〃，湘女们似乎并不占优势，譬如个头并不是最高，脸蛋不是最白、最靓，腰肢不是最细，但她们与情郎相视，媚眼可能最勾魂；与情郎相伴，情话可能最摄魂；与情郎相依，良宵可能最销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湘女是行动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湘女多情的特征是用情浓烈。绝非病态的多愁善感，亦非作派的纤秀婉约，所以就更贴近世俗生活，更凸现生命本色。殊不知，长沙方言中，对〃多情〃女的俚语评价是〃蛮骚〃；口语中，〃蛮〃字乃〃很〃、〃非常〃之意。湘方言中，还有〃霸蛮〃一说，此处有〃强人所难〃、〃固执〃等意，但〃蛮〃字的意境很难以用一个相对应的词来表达。虽然〃蛮骚〃的〃蛮〃非彼〃蛮〃，但我个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蛮骚〃的〃蛮〃赋予〃执着〃、〃坚守〃的含义，〃蛮骚〃除了〃很骚〃，实在还有另一番韵致。人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媚人之处全仗一个〃柔〃字，尤其是南国女子，更是〃人比黄花瘦〃，〃柳色看犹浅〃，林语堂嘲讽为〃苗条但神经衰弱〃，一种病态的美，而湘女的〃蛮骚〃却一扫这份纤弱，南人有北人相，女子有男人气，既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逃逸，于区域社会学特质而言还真具有几分类型意义。这大概也算得上〃湘女多情〃民谚的一点点理性注脚吧。
将〃蛮骚〃的湘女形象活鲜地呈现给文学大众的人当首推沈从文，在他笔下，无论是《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