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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蛮骚〃的湘女形象活鲜地呈现给文学大众的人当首推沈从文，在他笔下，无论是《边城》中的翠翠及翠翠她妈，还是沅水两岸排工、水手们的相好，媚金、巧秀、九妹……都是那么用情浓烈，掷情专一、执着，她们幽会不失约，夜里有主张，相恋主动，有野性，从不遮掩情欲之渴，豁达、浪而不淫。同时又多梦、善良，这些湘女一半是情人，一半是母亲，她们的性格中，一半是暴风骤雨般的激情，一半是桃花潭水的宁谧，这些不朽的故事里流淌着浪漫与肃穆，交织着美丽与残忍。尤其是关于女子落洞的描述，似乎超出了文学，可以当作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报告来读。
〃落泪〃是一种青春期精神病，多发生于〃未出嫁的女子，尤其是一个爱美好洁、知书识字、富于情感的聪明女子，或因早熟，或因晚婚，这方面情绪上所受的压抑自然更大，容易转成病态〃。〃凡属落洞的女子，必眼睛光亮，性情纯和，聪明而美丽……平时贞静自处，情感热烈不外露，转多幻想，间或出门，即自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旁经过，为洞神一瞥见到，喜欢了她。因此更加爱独处，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且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已驾云乘虹前来看她。……必然感到热烈而兴奋。〃这类女子〃在人间可无爱悦，却爱上了神，在人神恋与自我恋情形中消耗其如花生命，终于衰弱死去〃。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湘女多情〃的走火入魔，也是《楚辞·九歌》湘君与湘夫人的那段人神相恋的现身转世。无怪乎从文先生只记湘女的爱与怨，却最终娶了姑苏城里的〃黑凤〃，做了张家府上的姑爷。
说起研读沈从文的作品，最有心得的人应数凌宇先生了。几年前与他相遇，便由沈从文笔下的湘女谈及湘湖之区的民风与性格，凌先生有一个〃连环套〃理论颇令我开点心窍。在他看来湘人挣不脱三张〃网〃，一曰〃屈骚忧患〃，二曰〃桃源梦〃，三曰〃湘女多情〃，忧患是现实的关切，梦幻是理想的憧憬，〃湘女多情〃则关涉文化性格与行为的塑造，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到行动主义构成第一个连环；第二个环是女人、男人，上辈、下辈的承传，说〃湘女多情〃，消受的是男人，湘女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她们用情浓烈的秉性必然影响到儿子、丈夫、父亲的心智与行为，有蛮骚的女人，就会相匹蛮犟的汉子，扎硬寨，打恶仗，认死理，屡败屡战，愤而蹈海，杀身成仁……风流被男人占了，而精神乳汁却连着〃湘女多情〃，一部近代史可以为证。
说来说去，〃湘女多情〃终归是一个悬案，一个一时无法推翻也无法澄明的区域文化性格假说。转念一想，悬案、假说不也是可以吸引人们去深究吗？
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 方舟子本刊特辑一最早知道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氏揭发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以下简称《批判》）抄袭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一事，是两年前从丁东评论郭沫若的文章《逢场作戏的悲哀》（《书屋》1996年第4期）看来的：〃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余英时氏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余氏引文：〃《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籋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页。我核对原文，是：〃《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籋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余氏故意略去〃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一句，使得下面的〃他还直嚷嚷〃一句变成了〃忽然破口大骂〃，以便让人〃玩味〃作者的恼羞成怒，这是余氏惯用手法。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余氏竟然在抄引时一概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考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1…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页）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同志曾说了一段话〃，在〃很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决不敢怀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三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
让我猜得一点也不错，一篇政治宣传文章耳。文中自我辩解说：〃我这篇文章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第93页），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若没有政治宣传的动机，又何须特地做此说明？其写法，则是比较两部著作中的十几个段落的资料引用，说明郭著对钱著的抄袭是〃全面的、根本的〃；而其宣传的目的，则是要〃我们便不能不对他（指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篇妙文的原貌了，因为文章在一九五四年发表后，作者自己〃不喜欢〃，一直没有收进各种文集中，直到一九九一年作者要编一部纪念钱穆的集子，才把这篇少作又翻了出来，做了改动，删去了〃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第121页），而为了避免〃刺激性〃，连题目也改了，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三十七年前作者写作此文，其动机大约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史学权威。三十七年后在纪念钱穆时重提此文时，该权威早已是墙倒众人推了，其动机恐怕已经不同，主要是为了用以说明先师之高明远胜于政治和学术对手了。总之都不纯。